案例材料之二 —— 黎强案

事实上，在重庆打黑风暴首批抓获的黑恶骨干中，多人为“11·3事件”的参与者。重庆司法界有这样一种说法：杨天庆、李义、谢才萍等人只是铺垫，重庆真正的“打黑”从重庆交运“黑老大”黎强开始。

 九、“黎强案”留给人们的思考

暴力、金钱、权力，三位一体，以暴力攫取暴利，以暴利维护暴力，这就是黎强和一批黑老大发家的秘密。黎强攫取财富的手段靠的不是商业智慧，而是欺骗和赤裸裸的暴力。黎强控制的渝强公司，暴力浓度偏高。

例如，在“油改气”换新车的王德容事件后，由于车主们当时买车几乎全都是借款，遭此劫难，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有的因为失去了全家生活的来源而交不起学费子女辍学。

黑恶势力不仅危害了一方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扭曲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则，被横扫的棍棒所取代，威逼恐吓、欺诈利诱变成了所谓成功的捷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很难想象可以诞生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打黑除恶更像一场治疗癌症的手术，只有清除掉癌细胞，才能给健康细胞生存的机会。

美国《迈阿密先驱报》2010年8月8日称，“打黑行动显示中国政府创造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更良好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决心。”打黑除恶助推了经济发展，提升了重庆综合竞争力。吸引了惠普、富士康、英业达、广达等一批全球知名企业落户重庆，助推2009年全市GDP增长14.9%，列全国第三、西部第一；实际利用外资、内资分别增长47.7%和74.2%。2010年一季度，全市GDP同比增长19.3%，居全国第三、西部第一。重庆被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评为亚洲最佳投资城市第7位。据调查，市民对打黑除恶的支持率高达96%。通过打黑除恶，主城区110报警量下降40%，八类主要案件发案大幅下降，人民群众安全感达94.3%，对政法队伍的满意度达85.6%，均创历年新高。

在目前的打黑体制下，涉黑组织被破获后，其经营企业的资产被警方没收，企业就此倒下，容易引发失业和行业停顿的问题。打黑后留下的行业真空，政府若不能合理疏导，不久又会有新一轮的恶性竞争和涉黑组织产生。重庆在打黑除恶过程中，涉及到的今普实业、渝强公司等100多家企业，没有一家停产停业，这些企业旗下的20万员工无一人下岗失业，这些企业都被妥善托管。

打黑除恶乃民心所向，行动务求早、准、狠，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人、非常之手段。“黑社会”非是“流氓团伙”。 “流氓团伙”大多由“流氓无产者”组成，因“无产”而“流氓”，又因“流氓”而“团伙”。[1]“黑社会”人物皆非等闲之辈，皆是有头脑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执政的共产党对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打击的严厉性远远超过打击“流氓团伙”，而且一向判以重罪。所以他们仅只保持、巩固和隐蔽利益关系，绝不会愚蠢地设立组织。一旦有组织色彩，再闹出人命案，再大的保护伞也无法庇护他们了。

全世界的“黑社会”史都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但如今的世界毕竟文明多了；如今的“黑社会”也“文明”多了。梁晓声在分析中国当代“黑社会”是时指出，“第一个一万美元是骗来的，敲诈勒索来的，采取暴力手段抢来的；第十个一万美元是贿赂官员、收买官员，采取权钱交易手段获得的；第一百个一万美元则往往只需要在生意场上赚钱就行了。”维系“黑社会”生存的纽带只能是金钱，也只有在大宗的金钱将要遭受损失时，“黑社会”才重新启动血腥和暴力的机器。中国当代“黑社会”超越第一阶段而存在，直接在第二阶段从事对权力的贿赂和收买阶段，所以是世界上最具迷惑性的“黑社会”现象。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进行权钱交易的最大市场，也是最容易将这一种遭世人普遍唾弃并深恶痛绝的勾当变态为“灰色收入”的地方。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毛泽东当年说这句话时，中国并没有所谓资产阶级，现在中国有了，而且其经济实力不可小视。邓小平生前也曾说过-------中国要出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很可能出在共产党内部。

在大家公开着的社会关系之下，隐蔽存在着的另一种不合法关系的结网，当然便是“黑社会”关系。一些地方官员与资本结盟，以专政的名义鱼肉百姓、威胁百姓，使百姓有怨无处申诉…此种现象即使摆在全世界看，摆在“黑社会”势力仍残余存在着的国家看，不是“黑社会”现象又是什么呢？如果有人居然认为还不算是“黑社会”现象，那么世界上似乎就从不曾存在过什么“黑社会”了。

值得深思的是——在别国仍是残存现象，在中国仍是新生现象。

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黎强本人已经尘埃落定，但“打黑除恶”远未收官，外界围绕黎强案的诸多争议还在继续。作为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黎强，51年的人生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呈现出戏剧性的跌宕起伏，由此而产生的“黎强现象”难道不更值得我们深思吗？我们不相信“黎强现象”是重庆特产。打黑除恶是政府的责任、人民的期盼、正义的期待，难道只有重庆百姓需要平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