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剧》的要害是颠倒历史 武 兵 8月8日始，央视一套在晚间“黄金时刻”播出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剧》，该剧所表现的历史跨度是1976年10月6日到1984年10月1日。该剧涉及到“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出山”、“全国范围恢复高考”、“邓小平首次访美”、“知识青年返乡”、“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包产到户”、“改革开放”、“作出《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审判‘四人帮’”等历史事件。目前，还在热播中。这部电视剧是为了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而由中央有关部门精心策划、充分准备、投资1.2亿人民币的巨资而在纪念日之前播出的。 然而，出乎主办者和编导人员预料的是，这部电视剧一经出笼，就遭到国内外众多观众的质疑、反对和声讨，不仅左派网站万炮齐轰，就连那些逃亡海外的反共反华反毛的自由化份子也对《邓剧》的造假而表示不屑和不满。8月16日他们在“纽约论坛”上搞了一次研讨会，议题是《还原真相：历史与现实中的邓小平》，与会者认为：“该剧只不过是以更高的艺术手法来服务现实政治，严重的扭曲历史。” 一位叫王全杰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还发出呼吁，建议央视立即停播此剧。 在众说纷纭的各种舆论中，呼声最高、意见最大的，是认为这部作为以真人真事为依据的历史剧，在弄虚作假、篡改和颠倒历史，因此，本来想给本剧的主人公邓小平制造出一个“高大全”的完美形象和轰动效应，到头来，却是骂声一片，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笑柄。 迄今为止，笔者见到的质疑、批判的内容，就有十几处之多。例如： ——所谓“‘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的生前部署”，《邓剧》的依据是毛主席曾说过“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样的话，而历史的真实则是，毛主席在1975年5月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有关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时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邓剧》断章取义，隐去了前面三句话，意思就大不一样了。所谓“毛泽东生前部署”，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弥天大谎。而公开前面三句话，所谓“粉碎‘四人帮’”这个重要的前提和依据，就立不住，谎言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流亡海外的自由化份子北风在“8·16”研讨会上指出：“网上对剧中台词‘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的生前部署’大加嘲讽值得注意，这说明当局想进一步洗脑的努力总是难以奏效，因为官方不知道民众的吐槽点会是什么。官方要一本正经，民间却是恶搞消解，这也是任何主题先行式宣传都会遇到的问题。” ——《邓剧》从第一集就渲染、烘托邓小平一家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与“落难”之灾，而历史的真实是：他们在北京住的是幽静宽敞的宽街四合院；迁居江西，也住的是将军楼。邓小平的五个子女，都进了名牌大学，都安排了好工作，他们的生活状况要比普通百姓强多了。 ——《邓剧》借邓小平女儿之口，说毛主席逝世后，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枪毙邓小平”，这话查无实据。据中发[1976]24号文件刊发的所谓“四人帮”《罪行（之一）》记载的实际情况是：1976年10月1日，江青在清华大学的讲话中说：“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这就是说，江青仅仅是 “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而邓小平对江青同志就没这么“宽容”了，他说：“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判江青时，他主张判处江青死刑。 ——《邓剧》的导演吴子牛说：“拍这个戏，就是要否定文革。”因而，剧中的主人公邓小平自然被打扮成是反文革的“功臣”。应该说，这是事实，但《邓剧》掩盖了邓小平不光彩的两面派行为：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检讨。承认他和刘少奇犯了反对文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1968年7月，邓小平在他的“我的自述”中，再次做了深刻“检讨”；1972年8月3日他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中，“保证，永不翻案。”并且高度评价文革，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然而，邓小平的这种“检讨”、“保证”和“赞歌”是装的、假的。毛主席为了挽救、教育和帮助邓小平改正错误，1974年重新起用他，让他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甚至在一段时间里让他主持中央的全面工作，但是，邓小平顽固不化、不思悔改、忘恩负义，大刮翻案风，否定文革，再次暴露了政治骗子的本性。毛主席说：“‘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重新上台，利用手中的权力，炮制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翻案，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和毛主席革命路线，走上了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不归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欺骗和背叛了毛主席，欺骗和背叛了党，欺骗和背叛了人民。邓小平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反复无常，是个典型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对于邓小平这种令世人所不齿的政治小丑，《邓剧》却在竭力为之隐恶扬善、涂脂抹粉、欺世盗名、玷污历史。 ——《邓剧》“科教兴国”这场戏，更是荒唐的。邓小平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攻击文革“迫害”科技人员的谎言掩盖下，否定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否定文革期间取得的“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果，大搞“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卖国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洋奴哲学。特别是在毛泽东逝世后，他重新上台，就迫使“运十飞机”下马，停止许多项目的科技研发，致使我国科学技术领域遭到严重破坏，停顿至少20年，同时也致使许多领域的核心技术被西方大国所控制和占领，至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心”（发动机）的知识产权大多为外国所有，我国在许多领域，只能依仗付费的外国品牌和“知识产权”过日子。 ——《邓剧》第五集说，邓小平1977年把著名科学家王大珩从监狱中解放出来，以此来表明他对待知识分子的“关心”和“尊重”，往自己脸上贴金。这又是一例无中生有的捏造。据查，王大珩是1975-1978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根本没进过监狱，而且，1974年，王大珩还率领中国激光科技代表团去美国考察，这是建国后中国第二个访问美国的学术代表团。 ——《邓剧》中大规模“逃港潮”的情节，也是张冠李戴。《邓剧》说“逃港潮”发生在1976年10月，而实际上是发生在邓小平复出后的1979年，与文革根本就不沾边。据新闻媒体记载：1979年5月6日，大陆7万人扑向深圳，为此，香港警方出动了架直升机、军舰和4000军警，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 ——在社会风气方面。《邓剧》中的“秘书”说，那时，在公交车上没人给老人、孕妇让座了，“雷锋叔叔不在了”。这又是颠倒历史。历史的真实是，在毛泽东时代，那时的学生和青年人，学雷锋做好事已蔚然成风。“雷锋叔叔不见了”，社会风气变坏，恰恰是80年代邓小平上台后发生的，并且越来越严重。 ——《邓剧》所谓“‘四人帮’10月10日要武装暴动”，也早已被历史证明是凭空捏造、贼喊捉贼的谎言。所谓“粉碎‘四人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革命“武装暴动”和军事政变。 ——此外，对《邓剧》的争议，还有谁是最早提出“市场经济”，谁是解决“下乡知情返城”等问题，所反映的这些争议，并不重要，无非是修正主义集团内部的相互“争功”而已。不管怎么说，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罪魁祸首还是非邓小平莫属。要知道，邓小平既是刘邓路线的二号头目，又是这条路线的继承人，他头上至今还有当局给他戴上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桂冠。 以上《邓剧》这十几处谎言中，应该说危害最大、影响全局的谎言是所谓的“粉碎‘四人帮’是根据毛主席的生前部署”这件事。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找了一些资料，做了一点肤浅的研究和论证。笔者对于毛主席逝世后国内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野史”，没有采信，仅以官方的四份正式文件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几本书作为研究论证这个问题的主要资料和根据。这些文件和书籍，可谓是“官史”。 一、1976年10月18日至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四份“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笔者保留着原始文件） 它们是： （1）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中发［1976］16号）； （2）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24号）《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一）》； （3）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7]10号）《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二）》； （4）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7]37号）《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三）》 其中，《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样写的： [三、我们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三）》（第107页），这样写道：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地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地警告他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反复讲了“三要三不要”之后，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他们“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毛主席明确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强调指出：“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名义，不要用个人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二、1990年4月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以下简称《文稿》)。在该书第396页，是这样记载的： [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 （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 …… 六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主席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毛主席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反复讲了“三要三不要”之后，毛主席说：“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４〕。“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七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注释：……本篇六、七摘自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发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 这个《文稿》，还是坚持引用《通知》的资料，只是把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的讲话，分为六、七两个部分引用，这就更加突出了“解决”的问题。同时，《文稿》把《通知》里这段话前面加的“四人帮的问题”，改为“他们的问题”。《文稿》依然隐瞒“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这三句话。 三、《毛泽东传》（1949-1976）(200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毛传》）第四十二章：“支持全面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1731 -1734页）是这样写的： [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注：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注：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注：指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他接下来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在重申“三条原则”后，他说：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④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５月３日。）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又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是听毛泽东讲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甚至把“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称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可见，毛泽东很清楚，这时十分需要由他本人出面，在政治局会议这样的场合，郑重地提出“四人帮”的问题。自然，毛泽东并不是要把江青等打倒。他一再表示不要操之过急，以及后来他对于“批评江青”的解释，（注释⑤ 1975年11月４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小型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插话说：“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据毛远新记录整理稿。）都说明了这一点。纪登奎也曾这样评论：“主席认为他们对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但也没想让他们当头。”（注释⑥ 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会上，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也隐含着他对于“后事”的某种担忧。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这对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的气焰，起了关键性作用。 《毛传》刊出的毛主席1975年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新增了“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三句话，整个讲话内容也比《通知》和《文稿》的内容多一些，例如：“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此外，《毛传》还加了补充内容和传记写作者的分析和评论，如：“自然，毛泽东并不是要把江青等打倒。他一再表示不要操之过急，以及后来他对于‘批评江青’的解释，（注释⑤ 1975年11月４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小型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插话说：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据毛远新记录整理稿。）都说明了这一点。纪登奎也曾这样评论：‘主席认为他们对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但也没想让他们当头。’” 笔者认为，《毛传》与《通知》和《文稿》比较起来，更接近历史真实。 四、《毛泽东年谱》（1949-1976）(201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年谱》）的记载。 《年谱》对5月3日政治局会议的记载，与《毛传》基本相同，也有被《通知》和《文革》删掉的“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三句话。《年谱》还有一些新的语句，如： ▲指出了5月3日政治局会议的具体时间：“1975年5月3日晚十时四十五分至次日晨一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主席说：“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老九不能走。” ▲毛主席“让叶剑英当场背诵了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并说：生子当如孙仲谋。他(指叶剑英——编者注)有文化，看不起吴法宪。” 通过对比，笔者认为，最后这两部书，对于毛主席在5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比《通知》和《文稿》有进步，尽管没能刊出毛主席这次讲话的全文，但在批评江青等同志的问题上，毕竟接近事实真相，特别是没有隐瞒毛主席所说的“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以及“毛泽东并不是要把江青等打倒”这样关键的话。仅这个事实，就可以揭穿华国锋、叶剑英们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所捏造的“‘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的生前部署”这个谎言的画皮。 分析到这一步，有一个问题还需要我们来探讨，即华国锋、叶剑英们发动军事政变与邓小平及其修正主义路线是个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邓小平当时还没有“解放”，似乎与邓小平没有关系，然而，恰恰是“十·六政变”，为邓小平后来的复出，以及30多年以复辟资本主义和投降帝国主义为目的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机会和条件。表面上，似乎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邓小平“忘恩负义”先后把发动政变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赶下台，是“黑吃黑”，实际上，这是一部书的上下集。邓小平虽然没有机会和条件参加军事政变，但对于打倒江青等人是他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们的共同愿望，因此，邓小平是真心实意地拥护和支持这场军事政变。1976年10月10日与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先后给华国锋写了两封信，吹捧“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是“伟大胜利”，并表达他“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正因为如此，《邓剧》才假借“毛主席的生前部署”肯定“十·六”政变的正确性，大捧邓小平的臭脚，篡改历史，为邓小平的复辟丑行张目。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毛主席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是否还有别的重要的话，是否除批评江青等人外也批评了其他人？在《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一）》第47页的影印件里，就有江青这样的话：“五月三日，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双方都批了，内容在这儿暂时不说，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讲主席批他们的，把对我们的夸大了，特别是对我。”究竟事实如何，因为没有原始记录档案的全文可看，而不好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但有两点是比较清楚的，一是，5月3日政治局会议从晚十时四十五分至次日晨一时，两个小时20分钟，大部分时间又是主席讲话，其讲话内容，就绝不会是《毛传》、《年谱》所刊发的1600多字的记录内容；二是，从《毛传》、《年谱》刊登的毛主席的部分讲话内容和口气看，特别是提出“不要小题大做”，完全可以看出，江青说的“对双方都有批评”的话，可信度是比较大的。 此外，我们从毛主席1975年5月3日的讲话，以及此前的几次批示和谈话中看到，毛主席对江青等“四人帮”的批评，按“三要三不要”来分析，主要是团结上的问题，而不是批评江青和“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或搞阴谋诡计方面的问题。毛主席的讲话，特别是197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所强调是反对修正主义，例如“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并且要张春桥写文章。显然，毛主席最担心的，不是“四人帮”的“不团结”，而是否定、抵制、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邓小平等人。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就在5月3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后不久的5月29日，邓小平就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公开抛出了修正主义的纲领：“三项指示为纲”。毛主席于1975年6月7日同邓小平谈话时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年谱》第六卷第589页）此后不久，一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就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直到毛主席逝世。 我们从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上，再回头来看《邓剧》的问题。据媒体报道，《邓剧》的剧本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总编剧龙平平，是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的主任，而第三编研部是专门负责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文献研究的。龙平平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和文献的编辑研究工作，他曾参加《邓小平文选》、《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形成与发展》、《邓小平年谱》等书的编辑工作。作为历史见证人和长期从事邓小平研究的党史工作者，理应坚持历史的真实，秉笔直书才是，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笔者上述列举的“官方”文献和资料，龙平平不能不清楚，特别是他们第三编研部主编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里也清楚的记载着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三句话。龙平平明明知道，毛主席批评江青和“四人帮”的用意，不是要打倒，他却昧着良心，把“‘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的生前部署”这样的谎言写进《邓剧》的剧本，并且竭力掩盖毛主席对邓小平的批评，以及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作为共产党人的“史官”，这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一个不能原谅的篡改和颠倒历史真实的严重错误。当然，在错误路线主导下，在修正主义掌权的情况下，坚持秉笔直书，坚持历史的真实，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容易做到的。 1975年5月29日，毛主席请与北大讲师芦荻谈到怎样看待历史问题时说过这样的话：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每一部史书，都是由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和他人。” 看来，“奉命修撰”、“大半是假”、“为尊者讳”，是统治阶级编史修志的通病，封建地主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是这样，修正主义集团也是这样。 毛主席还说： “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解释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成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年谱》第六卷，第567页） 毛主席所说的对待虚假历史书籍的态度，也是我们正确分析和批判《邓剧》所要遵循和坚持的正确态度。 （写于2014年8月30-31日） （责编：刘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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