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经济的竞争力无敌于天下 ——电影《吴仁宝》观后随想 赵魁山
电影《吴仁宝》的开片，用黑白色的形式展示了上世纪50—70年代，华西村支部书记吴仁宝带领全村百姓，艰苦奋斗、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壮丽画面，鲜明地告诉我们华西村在上个世纪就已经通过集体经营，大干快上，走上了富裕之路。而该片更重要之处是揭示了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华西，仍然坚持集体经营，由量变到质变的长足发展过程。 ——华西当年建立行政村时1500多口人，占地0.96平方公里，到2001年6月华西村周边三个行政村、20多个薄弱村加盟，扩大到5万多人，占地30平方公里。 ——2004年全村人均工资12.26万元，同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华西村的收入是全国农民的41.76倍，是城镇居民的13.01倍。华西村村民每家住400—600多平方米的三层别墅，有100—1000多万元资产，有1—3辆轿车。 ——2005年华西村累计销售收入307.8亿元。 ——2010年全村实现销售收入500亿元，每户村民有存款600—2000万元。 ——华西村金塔是“天下第一村”的标志性建筑，7级17层，高98米，它代表了华西村“共同富裕”的最高成就，象征着人间天堂。目前已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友人来此参观、学习、访问，成为中国农民通过自己的双手建立起来的、对外展示“共同富裕”形象的伟大里程碑。 一个人与一个村子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蕴含着以吴仁宝为书记的华西村发展的全部奥秘。 吴仁宝是一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共产党人，他牢固树立了走集体经营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的崇高思想，并坚信之，实践之。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确立之后，吴仁宝作为华西村的支部书记，就下决心通过“一班人”带领全村村民热火朝天的大干社会主义起，一刻也没停顿过，他用高尚的人格力量感染和召唤着党员队伍和全体村民，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干苦干巧干，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阶段，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在贫瘠的土地上硬是建起了当代中国最富裕的先进典型——华西共产主义小社区。 恪守集体主义信念，不为身家名利所左右，为了全村人的共同福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1978年，全国农村实行改革，在以推行大包干、分田到户为时尚的境况下，以吴仁宝为代表的华西村支部班子，顶住了四周都是分田到户正忙的风潮，抠住中央文件中的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的条款，硬是据理力争，以“华西村集体家业规模已很大，只能统不能分，分了就祸村殃民”为理由，进而果断做出了“土地不分，人心不散，统筹规划，加快发展”旳治村原则。实际上吴仁宝这样做是冒着一定风险的。当时全国分田单干是“一阵风”、“一刀切”，不少地方都在跟风，大搞分田单干，不跟风，不单干的，就是不改革，就是对抗改革，就会面临“不换思想就换人”厄运。很多人为了保乌纱，致使许多集体经济发展很好的不宜分、不想分、不该分的村，班子一班人顶不住压力，而放手毁了集体经济的不在少数。所幸，江阴市的领导是开明的，保留了华西村集体经济的继续，使这棵正在茁壮成长的“大树”免受夭折和毁坏，也为中国解决“三农”问题，走向共同富裕，保留了一个日后声震华夏、名扬海外的“天下第一村”。 吴仁宝是一名真正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大师，并得心应手地将辩证法运用到华西村的实践中去。吴仁宝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在上世纪认真看书学习，弄通弄懂马克思主义的年代，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真信，真学，真用，领会了《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光辉著作的真谛，并从中得到了甜头。所以，遇到大的风浪，遇到挫折和沟沟坎坎，他都能从实际出发，着眼未来大局，着眼全村人的福祉，并从中找到最佳选择。当上世纪“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其它的地方都在单纯发展农业，大上粮食时，而吴仁宝则开始探索全面发展的路子，“偷偷”地率先办起了社队企业。正是社队企业的发展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获取了“第一桶金”，并为后来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全村超常规发展。 发展社队企业先行一步，农村大包干坚持统而不分，这两步棋是华西村走向成功的重要选择。这些选择，符合了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做到了人的主观和客观事物自身发展规律相统一，这是吴仁宝的高明之处。这些高明之处不是每一个村级支部书记都所具备的。可见，一个行政村的带头人素质高下，对一个行政村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是何等重要。 集体主义是一把利器，它是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类矛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保证。任何一项事业的发展，在前进的道路上都充满矛盾和艰险，化解矛盾和困难，需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入手。集体主义之所以是利器，首先是因为它是一种强硬的手段，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华西村在发展过程中，有一道道难关和硬仗要打，靠一家一户或少数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团结起来，用集体主义理念和力量，举全村之力才能办成事，才能排除险阻攻克难关。集体主义是医治一盘散沙、个人顾个人的法宝，是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核心，是华西村有别于分田单干村的根本高妙之处。华西村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发展，是一个改变居住条件、优化生活环境、丰富文化生活、三个产业并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过程，其间凝聚了吴仁宝和党支部一班人的无数智慧和心血，凝聚了集体主义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协作精神。其次，集体主义可做到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由于集体主义的公有性质，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特别是这个群体的当家人，必须对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负责，其发展必须要有长远打算和规划，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当代人利益与下一代人利益。这就避免了个人顾个人、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短期行为，从而做到可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以吴仁宝为代表的这个社会主义企业家群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对村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自然负责，对历史负责的高尚情怀。三是集体主义是满足需要的发展，它使一切美好愿望都可能成为现实。华西村的发展着眼的是以人为本，谋求的是全村人的幸福，最大限度的满足村民的需要。因此，华西的发展不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发展和扩张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是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它必然要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降低工人工资，即资本的GDP是血腥的，是不人道的。这是造成环境破坏，水、空气污染的最直接根源。而华西村的发展，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是为了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高效、低耗、低碳、治污等一系列环节，做到量力而行，留有余地，以确保全村人的幸福指数。所以，华西村没有精神污染，没有环境污染，没有社会犯罪，真正做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华西村的发展是一个艰难、困苦、漫长的历史过程。影片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只能反映其事物的基本风貌，它的深刻内涵和向世人展示的借鉴之处是多方面的。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所谓社会主义即是公有制的集体经济。在广袤的中国农村，如果说前30年计划经济还不能充分说明农村集体经济有广阔的未来和发展空间，难以将中国农民引向共同富裕，那末，30多年的改革开放，凡是保留下来集体经济的村落今天怎么样了呢？答案和华西村是一样的，早已超越了小康阶段，进入了共同富裕。据统计，全国保留集体经营的有8000多个村，这些村都不存在“三农”问题，而发展较好的上了层次的有600多个村，一如华西、南街、刘庄、周家庄等。这些村村民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从“摇篮到坟墓”，人生所需都有集体负担，不存在没有住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没有工作等问题，他们是真正幼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他们有纪律，有自由，无压力，无烦恼，他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心情愉悦，幸福快乐，真正进入了孔夫子向往的大同社会。他们的劳动早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他们已从人类的必然王国走向了心灵的自由王国。多年来主流媒体不去报道，生怕与改革开放的大包干、分田到户唱反调，以一群自私、懒汉的小岗村民所走的毫无前途的道路为楷模，压抑掩盖了全国农民走集体化的积极性。只要我们不是历史的不承认主义，请到河南刘庄、南街村、河北的周家庄、北京的半壁店、山西的大寨、黑龙江的兴十四村、山东南岭、新疆的达西村、云南的福保、广东的崖口等集体经营的村走一走，看一看，任何没有泯灭良心的人，都会为集体主义的成果而叫好，都会重新认识伟人毛泽东所倡导的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正确。 分田到户的单打独斗没有出路。农村改革开放后，凡是实行大包干分田到户，实行单干，靠一家一户个人力量发家致富的村落，几乎没有成功的典型，真正发家的户不到10%，并出现了一大批弱势群体和严重的“三农问题”。从实践结果看，按了18个红手印的小岗村，尽管得到了国家的大量援助，但是并没有走向富裕，真正改变面貌。由于思想的问题，小岗成了“赖狗不上墙，累死抬狗的”一个历史笑柄，以“一年解决温饱，30年进入不了小康”被载入史册。沈浩以自己的全智多能，想走集体化而不能，带着遗憾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如今全国大包干的村，“三农”问题日趋严重，严重制约了全面实现小康的进程，当初美好的愿望全部化成泡影，已严重威胁到了党的执政基础。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农村工作方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为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借鉴。未来中国农村城市化如何发展，以华西村为代表的一大批集体经营的村，已作出了很好的回答。经过60多年的发展，这些村不论从人口规模、地域面积还是经济文化指标等，都已达到了小城镇的标准。他们通过统筹规划，综合治理，使山水田林路有序开发，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经济文化生态协调发展，城镇建筑自成体系，水电路气、通讯、网络硬件设备齐全。没有污染，没有犯罪，幼有所教，壮有所为，老有所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已超过了城里人。建设小城镇一方面避免了建大城市所绕不过去的“城市病”，同时降低了建城成本，提高了全国城市化进程。今后农村推进城市化发展，政府要加大规划力度指导，搞好协调，通过农村自身积累和内部张力，力戒拔苗助长。当前有一种倾向，在推进农村城市化发展方面，搞资本下乡，重新整合农村资源进行资本运营，让大部分人为资本打工，这些药方从理论上说不符合中国情（中国农村分散，农业人口多，资源少，私人资本难以承担如此重任）,从实践上说不存在实践的基础（谁愿意将自己的土地转让给他人而自己去给人打工）。所以，靠资本下乡运作农村城市化，只能是南辕北辙，到头来必然是缘木求鱼，劳而无功。非但如此，它还会加剧两级分化，不但不能共同富裕，还会深化“三农”矛盾，使农村陷于混乱，从而引发国家整体性危机。 由农村改革想到比较诡异的国企改革。起初，放权让利让企业暂时好过了一把，不少企业还给工人涨了工资。但随后就是为经营者让利，通过承包这一明则合理实则不合理的方法，让那些有一定关系背景和经济实力的人获得到了承包权和经营权。注意，这时的承包者还打着发展壮大企业，提高工人待遇的旗号。当获取承包权后，便以此权力开始寻租（红利）了，将改革发展生产力变成了利益再调整，全然忘记了国家、集体、职工利益。承包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后，改革者们又说国有企业机制不活，封闭僵化。他们将做手脚后企业亏损的原因全部推到机制上来，于是出现了大面积亏损。让人蹊跷的是没有人追究亏损者的责任，而是不少亏损者还跳槽到了更大更优质的企业，或升迁到行政部门为官，于是以改制的名义，以抓大放小的形式，瓜分国有资产，使国有企业变成了私有企业。当国企变成了私企或民企后，资本就开始疯狂的寻找红利了。资本开始寻找红利的过程，就是工人下岗，失去住房，失去福利，失去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的过程。一个以资本主导的社会，它要获取利润和剩余价值，向谁要，只有是劳动者阶层。这种以剥夺劳动者利益的改革，让劳动人民背上了新的“N座大山”。因此，以寻找红利的改革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是反动的，这种红利就是劳动人民的鲜血。这样浅显的道理，难道我们的县长、市长、省长、国长们不明白吗？按照寻找“红利”论，我们前30年的任何成就都无从谈起，就不会产生“两弹一星”，就不会修建起8.6万座水库，就不会建起以工业为主导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因此，社会主义是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雷锋等无数劳动者干出来的，绝不是什么改出来的，更不是寻找红利找出来的。 未来国家工业、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分析。要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必须真正回归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在城市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增强其控制力和带动力；在农村全面恢复集体经济，真正通过整党、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选拔和培养一大批像吴仁宝、吴协恩、王宏斌、史来贺等真懂马克思主义，带头实干苦干的带头人。 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是我们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有我们自己的优势。鞍钢创造的“鞍钢宪法”已被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所吸收利用，“两改一参三结合”是企业发展永不枯竭的动力，要通过发挥企业干部、技术人员、职工的积极性，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不断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最终提高产品和行业垄断地位。在全球资本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只有提高垄断地位，才能在诡异的世界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和胜出。这是建国后我们在短期内追赶世界先进步伐所证明了的一条真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最惧怕的就是我们的国有经济，他们想方设法想拆散我国的央企，就是想从根本上扼杀我们的竞争力，阻止我们追赶的步伐，将我们引到邪路上去，成为他们政治和经济的附庸。市场经济的最高阶段就是垄断。垄断是资本追求的最高目标。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千万别被他们所散步的自欺欺人的谬论所迷惑。国有经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私有制条件下难以做到的。这是他们的软肋。他们深知集中力量办大事、团结合作，是东方文化优于他们的长处，他们无可奈何，只能是羡慕嫉妒恨。而那些拿着美元、被帝国主义洗脑的线人和“第五纵队”，也随声附和忽悠愚弄中国人民。30多年的国企改革，已将当初总量100%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改到了目前的不到25%，对国有经济的所谓改革，已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中国的汉奸买办实力所操控，就是剩下的这些他们也要斩尽杀绝，以到2030年彻底消灭为能事。因此，国家的工业形势十分危急，除了军工航天事业，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独立的东西，28个主要主导行业已被外资控制21个，经济主权几乎丧失。所剩下的这些行业都是我们的骨架，也是盈利较高的行业，仍然占据着国家利税的大头。国有经济之所以有着强大的竞争力，帝国主义之所以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就是因为它和农村集体经济一样，是依靠集体的力量，这个集体就是整个国家，13亿人大国的力量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竞争对手。用集体的力量办大事，这可能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之一，也必将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引领世界道德高地的重要方面。 总之，在经济体制方面，城市和农村就是大力倡导和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将全体国民凝聚起来，破除人们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培养人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淳朴思想。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探索，在已有鲜明结论的今天，我们应该果断地终止这一小农模式，真正回归集体经营。如果说我们城市工业改革是走了一段弯路的话，我们今天再改回来，进一步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又有什么不应该呢？前后两个30年的时间擦亮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通和弄懂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怎样发展才能惠及人民，让人民满意高兴，怎样发展才能赶超先进，使我们早日富强，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怎样发展则是伤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培植少数富翁，向洋人输送利益，怎样发展才能陷于敌对势力包围，被人家牵着鼻子，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60多年搞清了一个问题，虽然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值得。河出潼关，因受太华之阻而水势更加迅猛，风回三峡，因受巫山之隔而风声更加怒号。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论自信，体制自信，道路自信，13亿人的中国犹如一艘被困于暗礁和漩涡地带的巨轮，今天终于驶出了风浪的多事之秋，在浩瀚的大海上载着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向幸福的彼岸全速疾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