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公布了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

    毛主席谈话的主要之点，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

    他特别强调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

     这个文件的最后一部分，占了相当篇幅，是专讲邓小平的。

     毛主席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这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等等。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中，如是说道：

    “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继续从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把一些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他对这些错误理论和实践，仍然采取肯定的态度。”

     又说道：“在《指示》当中，毛泽东错误地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但即便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公开‘批邓’这个决心很不容易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一书中，1976年3月3日这一条，公布这个《毛主席重要指示》时，虽然白纸黑字，斩钉截铁地明白宣称“全文如下”，却把这个文件中有关邓小平的部分，一字不漏地全部隐没了。

     反之，通览这部年谱，我们不难发现，凡毛主席对邓小平器重、赞赏、慰勉、关心和保护的种种事例，无论我们已知的还是从未听闻的，其又总是唯恐遗漏。

     呵！“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堂堂中央文献出版社，在近9000万中共党员和近14亿中国人民面前，公然这等作为，岂非“是可忍，孰不可忍” ？

（二）

    1965年5月，毛主席写下了《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毛主席当时有关防止党变质国变色的谆谆告诫，在马社香所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书中有详细记述，笔者前此多次引用，此处不赘言。

    正是邓小平，他又一次“复出”后，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过：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49页）

    但是，曾几何时，这些庄重的承诺，不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消散了？

    正是从1978年底开始，由邓小平“总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邓小平作为“主要创立者”的“邓小平理论”，是怎样“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的，我们历历在目，世上路人皆知。

从上述1976年3月3日《毛主席重要指示》发表，这年9月9日毛主席辞世至今，又一个“三十八年过去”。中国的这种双重改变，不正是证明了，毛主席当年提出的课题，更加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吗？不正是证实了毛主席当年对邓小平的未盖棺论定吗？而毛主席当年作出的严重判断，即“走资派还在走”，不正是我们每日每时切身感受到的残酷现实吗？

（三）

    如1976年《毛主席重要指示》所示，新中国建立后，关于“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首先在党内，在党的领导层，始终存在着斗争，并且常常达到极其激烈的不可调和的地步，如“文化大革命”那样。

    从1978年底，邓小平作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跟着美国”谋富强的战略决策，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后，这一斗争以新的态势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未停息，越演越烈。

    2000年7月，《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问世（河南人民出版社）。书中，由刘源、何家栋署名的《“四清”疑团》一文，就明确断定∶

    “实践的结果证明：毛泽东政治上的失足，直接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断裂。这也是他最大的失败，最大的自我否定。雄文四卷是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晶，却被他自己抛弃了。继而精心构造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集中反映在第5卷中，又为实践所否定。那么，毛留下的理论遗产还有什么呢？作为真理，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就是恢复新民主主义的固有地位，肯定刘少奇的理论和实践，否则，毛泽东思想就成为空壳了。

    实践的结果也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但这一理论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之间同样是断裂的。被党的十五大誉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两大发明创造，在许多方面是完全矛盾、甚至互相否定的，怎么连接起来呢？”

    2011年4月，军事科学出版社推出了张木生所著《改变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书首，是刘源的《读张木生》一文。在此文之“三、路问”中说道：

   “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反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他还认定：“改革开放30年，经济改革自然自觉地顺应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在当下的社会中，能够涵盖‘主流非主流’合成的‘最小公倍数’，能够弥合‘左右理论’求得的‘最大公约数’，可能非‘新民主主义’莫属了。”

   “英雄所见略同”。多年来，不少名家出专著、发高论，与刘源在这里所说热烈呼应。笔者《“跟着美国”“筑梦天下”》一文中所指陆南泉的论述，就很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些论述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内不少“精英人士”的眼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是旁门左道，“政治上民主化与经济上市场化”才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

    陆南泉在《邓小平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论述》一文中写道：

   “东欧各国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下，1991年12月25日苏联不复存在。苏联解体后的20多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急于启航南巡。在我看来这次南方之行的背景有二：一是国内改革受阻，姓‘资’姓‘社’的争论不休；二是苏联垮台，使邓小平产生了加快改革的紧迫感。他十分清楚，苏联垮台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端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

    在这里，陆南泉刻意隐瞒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即，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到1991年苏联“轻易地自取灭亡”，凡38年间，由赫鲁晓夫“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端，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收场，一直在大反斯大林，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啊！对此，陆南泉他们不是一直津津乐道，大力推崇，至今还引以为师的吗？而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不又正是这些“改革”的结果吗？ 这和“斯大林―苏联模式”又有何相干呢？正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连起码的自圆其说也顾不上了。

不过，陆南泉所说，也不是一无是处。他讲到的邓小平1992年异乎寻常的“急于启航南巡”的“背景”，就不是全无道理。至于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怎样“改革”“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走进了什么“胡同”，获得了什么“动力机制”，就像刘源他们赞赏的“新民主主义”究竟为何物一样，众所周知，毋需赘言。

（四）

    2012年12月13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到访的88岁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会见中，他“在十八大后首次就中美关系明确表态，他强调，新形势下，中美双方要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积累正能量，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开创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局面。”

    卡特则在会见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称：“中国新领导人让人印象深刻。我和习近平已经见过三次面，今天下午是我们第四次见面。我非常赞赏他对基本原则的坚持。我知道几天前习近平刚刚视察深圳，他的言谈里都透露出改革开放的决心。我们相信改革开放的政策会在中国延续。”（2012年12月14日《东方早报》）

    我们看到，邓小平110周年诞辰之际，这类信号更加层出不穷，越发鲜明强烈。

    8月1日《参考消息》引外媒报道说：“一些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非常崇拜邓小平，希望自己能够带领中国走入改革和增长的新时代。”

    8月20日《参考消息》引印度时报网站报道称：“一部48集的新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讲述了邓小平与‘四人帮’作斗争、为中国的剧变铺平道路的故事。

    外界认为，传记和电视剧的推出时机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被塑造为中国的新邓小平。”

    8月22日，《环球时报》报道说，“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在德国《明镜》周刊看来，中国继续推进改革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点燃新的超级繁荣’。该刊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开创了中国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如今中国的经济超级周期即将结束，习近平将紧跟邓的脚步，加快根本性改革。”

    同日该报对傅高义的专访报道说，傅高义认为，“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是邓小平远见卓识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意味深长的是，7月30日，《参考消息》特别报道外国学者眼中的甲午战争，发表对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方德万的采访记。其结语竟然是：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但是洋务运动的许多成分，即使在整个20世纪也一直在中国延续，包括工业化、经济发展、铁路建设等。从孙中山到邓小平，都是延续了洋务运动的道路。所以洋务运动实际上一直影响着中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一直到现在。”

    凡此种种，无不如8月12日《环球时报》社评标题所示：“1984年不是邓小平开创改革的句号”。这篇社评唯恐《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连续剧只是从1976年讲到1984年，会引起什么误解吧？社评特别强调：

   “今天的中国与1978年的中国可谓沧海桑田，用改革在一个大国里制造这样的变化对历史来说是不可思议的。邓小平创造了这一历史。

    邓小平很鲜明，而中国却如此复杂，1984年之后，尤其让我们看到这种鲜明和复杂的碰撞。邓小平决不是仅仅靠设计并开启一条道路赢得历史美誉的，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他的弹性和战略定力，他在历史重要关头的果敢和担当精神，都熠熠发光。

    中国人民是因为邓小平生前以及他身后国家越来越好而由衷感谢他的。人们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对他高度正面的总的评价已经定型，对他更深刻的理解仍将继续下去。”

   “通过纪念这位伟人，今天的人们应能更好地了解国家改革开放的来龙去脉，坚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我们要感谢邓小平，我们还要不辜负邓小平。”

呵！“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从1976年到2014年，又一个“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个三十八年，和毛主席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