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分化程度与农村阶层关系状况

　　四、阶层的高度分化与农村阶层间的对立关系

　　村庄因为经济、权力、声望等方面分化严重，产生了社会层面的极大分化，称之为阶层的高度分化。在这类村庄，有一批人抓住国家和地方发展的机会，率先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成为所谓的“富人”，从而在村庄社会赢得较大的声望，并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渠道如选举、政治安排、权力购买等，囊括村庄政治权力而成为权力精英。这个阶层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富人阶层”，他们进入村庄政治领域的现象被称为“富人治村”[⑩]。与富人阶层相对的是村庄中的其他阶层，如中下层农户和下层农户。由于富人阶层的经济实力在村庄中一枝独秀，其他阶层的经济水平都相差不是很大，因此富人阶层与中下阶层相比，距离就拉得很远，中间缺少有足够经济实力的中间阶层。中下阶层与下层阶层的差距不是很大，阶层之间的关系也较为融洽。在沿海农村地区，这样的阶层分化状态是比较常见的。尽管该类村庄的中下层、下层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不会比内地村庄的中层、中上层的差，甚至还要强些，但是阶层的分化、农户之间的比较是在村庄内部展开的，因此只要它们比富人阶层有较大差距，它们无论是在客观阶层和主观阶层的分类下，都属于中下层和下层。

　　在这类村庄，原来的血缘地缘关系不是很强烈，缺乏结构性的宗族力量，“自己人”、“同地方人”的观念很淡薄，相互之间的认同感较低。随着村庄的高度分化，又最大限度地肢解了本身就很脆弱的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观念，在阶层之间尤其是富人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基本上不再讲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相互之间甚至连人情往来都断绝了。[11]血缘地缘关系不是沟通富人阶层与其他阶层关系的纽带。[12]但是在阶层内部，尤其是在富人阶层内部，人情往来是他们相互之间结成更紧密关系、建构更长关系链条的重要渠道。于是在村庄里就形成了两个明显的人情圈子，一个是富人阶层的人情圈，被纳入这个人情圈都是有头有脸、能够支付巨额人情礼金的人物，其他阶层的农户被排斥出这个人情圈。另一个是中下层和下层农民的人情圈，这个人情圈是清一色的普通农户，与权力、富裕和威望不沾边，他们的人情礼金较少，一般人都支付得起。这样，富人阶层与其他阶层就形成了很深的隔阂，相互之间难以有实质性的往来。

　　更为重要的是，富人阶层凭借其掌握的丰厚资源，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其他阶层构成了排斥：

　　1、政治排斥。富人阶层上台做村干部，有的甚至做到了县市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并且他们的从政得到了党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如“双代”、“双强”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是鼓励富人治村、富人从政，为他们的政治道路扫清了思想与组织上的障碍。在村庄内部，富人治村的优势在于，他们担任村干部不是为了捞钱，还能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给村里办事;并且，由于富人村干部优越的超社区关系资源和体制性资源，能够通过跑项目将村里建设得像模像样。[13]在村里就很快形成了一种只有富人才能当村干部的政治舆论和政治意识，因为穷人一没钱，二没关系，即便当村干部不是为了自己捞钱，也搞不成事。这样，广大普通农民就被排斥在村庄政治权力生活之外。村庄中有些有政治抱负的普通村民，就常常遭遇富人村干部的奚落，从而对富人阶层积怨很深(“气得要死”)。

　　2、经济排斥。在经济上，精英阶层首先占据了先天优势，加上后来建构的关系网络又强化了其优势，因此，在村庄视域内主要的经济市场已经被精英阶层占了，其他阶层只能在精英阶层之下拾牙慧，为他们打工、代工，或做最初级的市场，最主要的利润都被精英阶层拿走了，下层阶层也只能是有苦自己咽。另外，精英阶层继续垄断国家输入村庄资源的再分配权力，形成“精英俘获”的局面，[14]即国家的各类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精英阶层凭借自身参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政治实践的机会优势，排斥其他阶层的参与，将发展资源囊入自己的口袋，进而影响发展项目的实施和效果。

　　3、社会排斥。社会排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情排斥。人情是一个地域社会关系主要的凝结剂，农村的普遍情况是一般以一个小组为单位“走人情”。人情之建构关系、维系关系，意味着只要双方有人情往来，双方就有关系，双方的交往就不用同于陌生人的交往，而要给面子、卖人情;没有人情往来，或人情断了，即便相互熟识，双方也会有隔阂，没有有人情时那么亲密，在交往的过程中就不需要讲人情面子。[15]高度分化的村庄，富人阶层摆阔气、讲排场，突破传统的人情规矩，酒席上讲阔气，就要普遍提高人情账单，下层农村因交不起人情账单(数千到上万)，就无法赶富人的人情，人情讲究礼尚往来，“你不来，我就不去”，富人下次就不会再赶下层农户的人情，这样，双方的人情就没了，社会关系也就断了。最终，富人就在富人圈子里建立了独立的人情圈，而将其他阶层的人排斥在外。人情的排斥是很重要的社会排斥，它表明富人阶层独享村庄和超社区的社会关系资源，其他阶层被排斥在这个社会资源之外，他们所能利用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阶层地位就会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没有上升的可能。相反，富人阶层就形成了自我的良性循环，不断地保持优势地位。

　　另一种社会排斥是规则的排斥。富人阶层垄断对社会成就和竞争标准的定义，而这种标准都是其内部的标准，当放之于村庄层面时，就会对其他阶层产生极其负面的效应。从成就标准来说，富人的成就标准主要是经济实力，一个只有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其人生才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富人的经济实力对于其他阶层无异于登天，于是在他们心目中自己永远是无法成功的，也就永远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正面评价，这就使得他们对生活产生了无力、无助和幻灭感，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都产生了怀疑。这也使得所有的社会声望都集中在富人阶层，其他阶层无论怎么做，结局都得不到他人的承认。就竞争标准而言，富人阶层定的标准，如人情竞争的标准，是为富人量身定做的，其他阶层的人难以达到。于是他们索性就退出村庄的社会性竞争，不再希图在村庄中获得面子、价值和荣耀。

　　富人阶层对其他阶层的排斥，造成的结果除了后者普遍的沉默外，还有对他们自尊心的极大伤害。自尊心或有尊严的生活，是一个人活着的目标和动力，在农村往往表现为一股“气”。人最不能忍受的不是贫穷，而是被人看不起，要低声下气地在人家屋檐底下生活。被伤害了自尊心，就会“气得要死”，就会为了一口气而抗争。富人阶层高高在上、沆瀣一气、颐指气使和不可一世，突破了其他阶层的底线尊严，使他们在底下积聚了一股很深的“气”，引而待发：只要有导火索，随时都可以爆发。根据笔者的调查，在沿海农村许多群体性的行动中，参与的村民并没有受富人阶层及由其充任的村干部的具体侵权(事实上得了很多好处)，只是心中对富人阶层的一股“气”要宣泄。从这个意义上说，下层农民的群体性行动是抗争(群体访、群体性事件)，[16]但不是对侵权的抗争，[17]而是对侵犯尊严的抗争，是尊严的政治。

　　富人阶层的排斥与下层阶层的抗争，是典型的阶层对立关系。阶层间的对立容易产生阶层矛盾和阶层冲突，造成村庄分裂和乡村治理的困境。

　　五、结论

　　以上论述揭示，在不同村庄或不同区域农村的村庄，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况是有差异的，而其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主要是阶层间社会分化的程度不同。经济、声望和权力的分化是否带来了相应的社会交往的分化是本文分析的关键。当经济、声望和权力的分化较低，而相应的社会交往分化也较低，或者前者分化虽然较高，但因为村庄内部存在较强的平衡和整合分化的力量，典型的如血缘地缘关系，那么，在这些村庄中社会交往的分化就较低，阶层关系具有合作性质。当经济、声望和权力的分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分化呈现中度状态时，由于阶层间的攀比和相互比较而使得阶层关系带有明显的竞争性质，而当社会交往分化呈高度分化时，阶层间的对立性会主导阶层关系。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一个村庄只有一类阶层关系，可能在一个村庄中既存在阶层合作关系，也村庄阶层竞争关系，甚至还存在阶层对立关系，但是主导该村庄的阶层关系却可能只有一种。由于不同阶层关系的规模性、矛盾性及发生频率有差异，那些规模较大、矛盾深刻、发生频率高的阶层关系在村庄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中影响较大，而成为主导性的阶层关系，它支配、制约并决定那些影响较小的阶层关系，由此使得村庄整体的阶层关系明显地带上了它的性质和特征。譬如，在合作性质的阶层关系中，可能也存在阶层间的竞争关系，但竞争因为有合作的限制而不可能恶性发展，更多地是共同进步。因此，在考察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况时，要区分不同阶层关系的重要程度、影响力大小，对它们进行排序，以便准确地对阶层关系进行定性，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方案，使阶层关系更为和谐、阶层结构更加合理。

　　修改稿载《人文杂志》2014年第7期。

　　[①] 周晨虹：《近年来关于阶层关系问题的研究述评》，《唯实》2007年第2期。

　　[②]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③] 张世勇：《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返乡对我国非传统安全的启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④] 郭亮：《论农田水利的社会与组织基础——豫南Y镇农田水利调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

　　[⑤] 刘成斌：《农民经商与市场化——浙江义乌经验的表达》，《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5期。

　　[⑥] 徐嘉鸿：《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中农现象——基于赣北Z村实地调查》，《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⑦] 谭同学：《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⑧] 杨华：《“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⑨] 林辉煌：《江汉平原的农民流动与阶层分化：1981—2010——以湖北曙光村为考察对象》，《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⑩] 贺雪峰：《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

　　[11] 陈柏峰：《仪式性人情与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2] 宋丽娜、田先红：《论圈层结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3] 欧阳静：《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14] 李祖佩、曹晋：《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探索》2012年第5期。

　　[15] 杨华、欧阳静：《农村人情的变异：表现、实质与根源》，《中州学刊》2011年第5期。

　　[16] 田先红、焦长权：《社会中心范式下的农民上访研究及其拓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7] 吕德文：《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社会》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