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轶欧和我谈话的时候，几次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吃药。她不住地说：“我实在是不愿意拖累我的孩子们了，我让他们和我划清界限。跟着毛泽东造反的时候，我说过：‘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现在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但是我不愿意让孩子们跟上我作无谓的牺牲。我吃药，无非是给孩子们一个信心，证明共产党员是意志是钢铁的。”说到这里，她竟然掉泪了。唉，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地步，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欠下的债，总是要到一定的时候偿还，不管这种债务是什么类型的，总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看来，他们当初下决心整那些“党内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时候，他们是有所思想考虑的，只不过不希望他们的准备变为现实而已。 我问道：“你能给我讲讲1966年初，更可一追诉到1965年时毛泽东委派江青准备批判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事情吗?康生在这场风云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个结论是康生影响了毛泽东的，客观事实是这样的吗?现在已经是历史了，我想如果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对我们认识这场文化大革命很有意义和帮助。以我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件事情，我知道的最清楚。”曹轶欧一边喝水一边跟我谈道，“江青完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还在1963年下半年的时候，江青到我家里谈京剧改革的问题，曾经问过康生：‘有一出新编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不知道康老看过没有?’康生说：‘我知道他们写了这个剧本，但是还没有看过这出戏。你看有什么问题吗?’江青笑了笑说：‘等你看完我们再讨论一下。’过了几天，她又约康生谈话，康生已经有了意见了，他说：‘这出戏，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历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样的。尽管海瑞是一个清官。对清官我们现在也要作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他对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江青含而不露地说：‘看来你这个肃反专家还是没有看出根本问题所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人可是自称是海瑞的，你知道是谁吗?’康生说：‘彭德怀 嘛，那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什么资格自称海瑞呢?我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莽似的人物。这一点，我曾经和主席说过，彭德怀好象王莽。’江青说：‘不管彭德怀是什么人，王莽党内可是有人把彭德怀当海瑞了。我就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我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在剧场里就有人说彭德怀就是当代的海瑞，总有一天会有人给他平反的。’……” 我问：“江青没有说她是听谁说的吗?” 曹轶欧说：“江青从来不轻易地讲什么人的名字，涉及这些重要的问题，她不讲我们是绝对不会主动询问的。康生马上回答：‘彭德怀够格吗?根本不够格!但是这说明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我早就听说，彭德怀要翻案，我们政治局里也有人支持他站出来工作。听说主席已经点头了。有这回事吗?’江青不动神色地点点头：‘许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风，主席把这个问题压了很长时间。看来这个问题未必能压得住。因为国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上上下下的谣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窦蛾冤》的戏吗?那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说窦蛾被冤枉处斩时，发下三桩誓愿，一是血溅白练，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让楚州地亢旱三年。我们神州从1960年开始也是连续三年史无前例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现象加到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上了，说我们反右斗争是冤枉了他们。于是， 也冒出一些自称要学关汉卿的所谓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写戏、拍电影、出小说，等等。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康生当然要表态了：‘对文化界的这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可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但是，江青和康生之间那次谈话并没有提起她要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 “康生是什么时候知道江青准备批判《海瑞罢官》的活动的呢?”我问。 曹轶欧说：“大约是1964年初，江青问康生：‘你那里有懂文艺的好笔杆子吗?思想和政治上都要非常可靠的。’康生一连提了几个，江青都摇摇头。其中就有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李希凡了，还有其他几个，都没有被江青看上。她当时的要求是：首先从文艺上突破，慢慢地再涉及到政治问题上来。她说得很清楚：‘这场斗争，可能会引起大的政治风波。作者要准备撤职、判刑甚至杀头和被人暗算。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我们给端出来，当然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才会出来讲话。所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觉悟和政治水平。一般的水平是不能胜任这场斗争的。而且这场斗争要象中苏大论战那样有声势和有气魄。’康生说：‘如果这样，作者就太难找了。’当然我们没有想到他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帮助下找到了姚文元这个笔杆子。姚文元这个人，过去康生对他并不熟悉。但是我 们看过他的文章，当时他和周谷城进行过围绕时代精神问题的大论战。对周谷城把时代精神说成是各种精神的汇合才能是时代精神的观点进行过批判和驳斥。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很好，很有论战性，也有一定的水平。缺点是他的知识太杂而不精。所以，康生一开始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康生曾经跟我说：‘姚文元除了能写写文章，其他的政治经验并没有多少。这样的人抬得太高对他对党并没有多少好处。’后来的事实果然证实了这一点。后来江青就是在文化界和文艺界找一些秀才、演员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这不行呀!他们怎么能有治理国家和从事政治斗争的经验呢?包括陈伯达本人，康生对他也是有看法的。康生不止一次地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江青提起过：‘陈伯达、王力这些人不能重用呀。如果把他们放在国家和政党的重要职务上，一但有事情，是顶不住的。’毛泽东是很自信的 人，他认为有他自己掌舵，天不会塌下来。他丝毫也不会想想自己总是要见马克思的。他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尽管对江青一再培养和锻炼，但是在用人问题上恰恰没有把他自己的精髓传授给江青。那就是必须在军队里有自己可靠的力量和随时应变的措施。” 我发现曹轶欧已经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了，她已被历史的结局所吸引，说的话才是她真正的心里话。我说：“我们还是围绕着康生同志来谈吧。康生对《海瑞罢官》的意见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文章发表之前看过吗?” 我没想到这一次曹轶欧笑了，笑得那样开心：“康生当然看了，不看就显示不出他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之一了。那是文章基本定稿后，江青让康生帮助修改和提意见。这篇文章当时对外是绝对保密的。就连周总理也没有告诉。按照江青的解释，这是一篇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先发表出来看看风向。要引蛇出洞，要掀起风波，要逐步深入，要在这场斗争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和自己的理论队伍。当然，也要通过这场斗争来考验和检验我们党的干部的觉悟和力量。这个意见虽然是江青给我们说的，但是康生分析得很透彻：这是江青代表了毛泽东的意图的。事实也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林青山一类的复仇文人根本不了解事实的真实情况，凭想象来写作高层次的政治斗争，用的那些语言都很下流，好象黑社会的东西一样，没有半点可信度和水平。你送给我的那几本书我看了看，好象林青山的文章里还抄袭了你的那本《山雨欲来》里面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谈话里涉及到的东西。你写的康生的谈话好象是从他在文革中的几次谈话里面概括的吧?你写的东西都有一定的根据。这些内容我们在过去都和一些人们谈过，是事实。我这个人，是事实就是事实，不是事实就不是事实。是事实的东西，就是证明我错了我也敢于承认。我这个共产党员，我觉得自己当得无愧。我们搞革命的时候，他们……” 她有点象江青那样陶醉了，我赶快把话题转移过来：“这么说来，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发表之前，康生是看过了?”我见她点头后，又问道：“他没有告诉彭真那些人吗?” 曹轶欧说：“那怎么会告诉他呢?但是彭真在1965年11月20来号，即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专门问过康生：‘你知道上海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吗?’康生回答：‘一无所知。我也是文章发表后才看到的。’彭真又问道：‘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来北京是干什么的?’康生说：‘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问题。他找我谈话都是说京剧革命，没有谈起批判《海瑞罢官》的事。’彭真那个人很多心，到处打听有关批判《海瑞罢官》的事，追查有什么背景和后台。因为有人跟他提起过：‘江青在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张春桥来北京肯定和这事有关。这才引起彭真的极大不满。他对康生说：‘看来上海搞这些名堂连你也瞒着，这成什么话?老让我们处于这样的被动状态，我们还怎么工作?’康生回答：‘那你就赶快变被动为主动，也开始批判那出戏算了。《海瑞罢官》确实有问题，我听好多同志反映过这出戏的问题，起码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彭真听康生这话没有向着他的意思，就不再和康生讲这件事情了。直到他们炮制出那篇被毛泽东斥之为‘反革命纲领’的二月汇报提纲，才把这场斗争升级了。所以，这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搞法，有人说是这个策划，那个密谋的。根据我的观察和亲身的体验来看，那完全是根据当时的斗争逐步推进成那个样子的。就是连毛泽东也不知道斗争会发展成什么样式。当然，他对斗争的必胜和周密的安排那是不成问题的。这里，就要提到重用林彪的问题了。其实，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并没有起任何的作用，倒是康生和陈伯达、江青这些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江青，把斗争一再升级，把中央文革小组一下子提高到政治局常委之下，取代了书记处。这是连我们都没有想到的。但是那也是当时斗争的需要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不是江青蓄谋的。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军队的稳定和防止军队被一些别有用心人的利用。他每天都要和一些同志谈话，是秘密谈话，就是到今天，有些谈话的内容也没有公开。你可以找一些当事人好好谈谈，他们会给你提供更多的情况的。不过，这次中央全面地否定文革，把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和档案全部毁掉，他们是利用给一些人平反之机毁掉材料和档案的。这太可惜了。我为什么要给你谈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不谈，今后就没有人会如此全面地了解这起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过程和来龙去脉了。仅仅凭文献和文件及会议上的讲话是远远地不够的。” 我问道：“康生没有给你们留下重要的材料和他的笔记、日记一类的东西吗?” 曹轶欧说：“康生留下的东西我曾经整理过，现在都被中央派来的人拿走了。全部的文件和文字，几乎都拿走了。连我们自己买的东西都拿走了。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意图。康生已经死了几年了，我又不是不服从中央的决定。现在拿我开刀有什么用处?无非是让一些人高兴一下，起个报复的作用罢了。没有意思，一点点意思也没有。” 提到这些令她伤心之处的时候，她的眼睛里似乎有泪水，但是她忍耐着，没有在我面前流下来。是的，我看得出来，她竭力要在我面前塑造一个坚强女性的样子。 “彭真他们搞得《二月汇报提纲》，康生究竟看过没有?”我再次想证实这个问题，因为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里说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的康生通知搞的”，时过二十多年了，我想尽可能地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一再说：“这个问题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你说实话就可以了，我又不是搞康生和你的专案。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你不同意的话，我不会把你的谈话公布出去的。这对康生现在也没有什么妨碍嘛。” 曹轶欧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彭真并没有把二月提纲的文件给康生看，也没有告诉康生是准备把那个文件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当时，彭真在文件起草前连续开会，康生是参加了会议的。但是康生在会议上的一些意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采纳。比如说，康生提出：‘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不要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要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合起来’，等等。文件一点也没有涉及。会议的记录要康生看时，康生说：‘要把每个人的发言写上名字公布出来’，他们还是没有这样做。直到1966年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康生才看到已经形成文件的汇报提纲里什么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那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先立后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等。老实说，这些话本身并没有多大的错误。问题是用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提出者的用心就很清楚了，那就是要包庇吴晗和那些当时要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刚刚要涉及到要害是罢官的时候，你彭真提出‘不要象学阀那样武断和以势压人’究竟是指谁呢?很明显，是指毛主席嘛。当时有人问彭真，你那个学阀是指谁?他就说：‘谁象就是谁!’你越是不说是谁，你就越是有鬼嘛!这怎么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呢?彭真说毛泽东批准了他的二月提纲，这也是岂有此理!毛泽东明明反对彭真包庇吴晗的立场，怎么会支持他把二月提纲那样的东西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党呢?当然，考虑到当时他们在中央的势力比较强大，毛泽东和江青这些人都采取了稳妥的策略，包括利用林彪来打击党内的一些反对势力。这一点，当时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林彪那时装出一副随时都有可能死掉的模样，毛泽东也对林彪的身体状况缺乏了解。所以，毛泽东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一但察觉林彪有可能把大权交给他的儿子林立果的时候，毛泽东的原则性和他的果断措施就表现得很清楚了。连陈伯达都没有看到毛泽东在这个稳妥上的原则性，而本来陈伯达应该看到毛泽东的这个原则立场的。” 我感到曹轶欧这个人的不同寻常了，怪不得她会担任康生办公室的主任呢，看来她在共产党内没有白白地停留近六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资历远远地要超过江青和叶群这些人，她是仅次于周恩来的夫人邓颍超的女共产党人。要不是由于康生夫人的缘故，她可能会作为老革命家载入中共的历史上去的。我要她再谈谈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立场和态度，他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才说：“很明显，当毛泽东决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初的提法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康生向毛泽东建议：‘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种提法，概念不明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有很大的差别，不如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容易解释，也容易被人理解。’毛泽东接收了康生的建议，所以在后来的文章中就改成‘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决定这场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最后的矛头是一定要到了刘少奇那里的。早在1964年下半年和1965年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为了发动这场运动，一直在精心研究和策划。他起初想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九十四清运动来攻破和削弱刘少奇的势力，后来又准备发表在同王明路线和李立三路线斗争时期发表的九篇文章来引起全党的重视和对刘少奇的认识。最后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这就是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现在看来，这个突破口选择得好，打准了刘少奇的要害。所以，这场文化大革命才能那样轰轰烈烈地搞下去……” 我问道：“你现在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运动?你认为这场大革命是好的吗?” 曹轶欧没有正面回答我，她说：“我赞成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你是知道的，我就不再重复了。你不是主张只讲事实而不谈评价吗?”这个女人的嘴很利害，竟想到用我的话来堵我的嘴。我说：“那好，你就接着你的话说下去吧。” 曹轶欧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呢，他们是想把运动搞成1957年反右那样，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抓右派，抓牛鬼蛇神，抓游鱼，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人。如果按照他们的部署搞下去，势必再来个人民群众中的自相残杀。所以，要是说错误的话，他们那套文化大革命的方针也未必正确。这当然是后话，也不再提了。提这些目前用处都不大。只是对你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还有用。我讲这些，就是主张实事求是。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这一套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正是毛泽东要整党内的走资派，所以，这才挽救了许多群众的命运。” 我说：“这也未必。群众里也有许多的坏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些领袖们就都是好的吗?许多的投机分子打着‘造反’的旗号都混进领导班子了去了。真正正派的人，真正安分守己的好人倒是在运动中受到了打击。我觉得，现在还是进行法制，实行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民主制度为好。” 当我第三次访问她的时候，她给我准备好了几份材料，全是康生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和日志。她很激动地说：“你看看，1966年6月9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和康生一块到杭州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就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康生当着常委们的面就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点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如果只是在学校和单位和1957年那样抓右派，是否扩大了打击的范围?也未必符合毛泽东同志这几年来的指示。’那次汇报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毛泽东看到刘少奇和其他常委们对运动都没有提出任何符合他的意思的意见，自己也没有讲什么时间和任务，重点只讲发动群众。毛泽东说：‘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任务是讲不清楚的。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刘少奇知道吗?你们这些常委们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众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们发动起来，把政策交给群众，王明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康生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所以，经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些人的批准，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提出：‘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这些情况表明，就是没有康生和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没有林彪，文化大革命也要搞起来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些人都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了积极支持和率先领导的方针，只不过他们打击的矛头和毛泽东的不一样，针对着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罢了……” 曹轶欧的这种大胆的谈话，是她对中央处理康生问题的不满情绪的总发泄。她口口声声地要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我就感到可笑。什么是康生的本来面貌?不就是多年来一直追随毛泽东而坚持整肃一切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已。对此，曹轶欧再没有任何的解释。人们都说康生是整人的专家，是中共历史上历次清除党内反对派和所谓叛徒、特务、异己分子的主要策划人和领导人，这就决定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从来是引人注目和感到恐怖的角色。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的作用是贯穿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的。在文化大革命遭到全面否定的今天，否定康生和审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表现，是丝毫不奇怪的。实际上，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暴发户和新生权贵，都不同程度地从他们权力和地位的高峰跌落下来，回到他们 应该回的地方去了。用曹轶欧的话来说：“就连华国锋、汪东兴这些人，也没有因为他们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而得到他权力的巩固，最后还是被邓小平把他搞下台了。这说明整个中国的路线变了，变得不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了，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那一条路线……” 曹轶欧的这些话，是她晚年心态的真实写照。作为一个作家，我虽然不想对事件本身发表什么评论，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观点的。我对曹轶欧最后说：“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下台，是符合人民心愿的历史的必然。如果不让他们下台，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会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还要大。在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纠正两个‘凡是’错误的功劳永远彪炳春秋。一切为纠正那两个逆历史潮流而动人物错误的英雄们、领导们的功劳都将被历史所永久地记了下来，如胡耀邦、陈云等人。为什么?因为那两个代表人物不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却胆大妄为地享受着毛泽东晚年的待遇，这就势必会发展到这些人会空前无知而低能地指挥人民而国家，再一次把人民和国家推进新的灾难之中。短短的二、三年，这两个人的问题和错误就已经暴露无疑，如果统治时间越长，他们的危害也就越大了。 我后来写的长篇纪实文学《短暂的春秋》，就讲诉了邓小平等人同华国锋的较量过程，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顺应潮流和一群昏头昏脑的权贵进行斗智的过程。一切看了这本书的读者，都会得出自己公证的结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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