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 明：“跟着美国”，“筑梦天下”

“跟着美国”，“筑梦天下”

——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鉴  明

（一）

   “有人说，二十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伟人是邓小平。

    有人说，在当今世界上，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首数邓小平。”

    1993年8月问世的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如是说。

    当年，笔者对此打了一个大问号：是谁说的，其根据何在？

    现在，这个问号可以拉直了。

    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决心“跟着美国”，到现今中国领导人，着意“筑梦天下”，35年多来的风云变幻，加以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热潮”所向，足以使人懂得上述说法的意义所在了。

（二）

    近时，著有《邓小平时代》一书的美国人傅高义，随邓小平一起，成了明星。

    8月22日，《新民晚报》整版报道了对他的采访，大标题为《20世纪，邓小平对世界影响最大》。报道称：“傅高义毫不掩饰他对邓小平的崇拜：‘如果要说20世纪有谁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话，我认为是邓小平。因为他领导人口将近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国家，走新的道路，中国变得与世界关系密切，成为全球大国。在改善这么多人生活水平方面，20世纪中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比他做得更多吗？在20世纪，有哪个领导者对世界历史产生这样巨大而长久的影响力？’”

    同一天，《环球时报》以《傅高义：邓小平让中国如此成功》为题，发表对其的专访。傅高义答问时认为，纪念邓小平“其意义在于这是对在邓小平领导下所制定的基本政策的肯定：结束阶级斗争；实行开放市场的改革；向外部世界完全开放，其中包括向美国、日本和欧洲学习；全面加入国际组织；寻求与其它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便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

    去年第1期《三联生活周刊》，为其所著《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专辑。继目录页用半版篇幅之后，其42-43页又以两个版面，刊登了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与美国总统卡特举杯相庆的大幅照片，并引了傅高义之说：“邓小平让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同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卡特的白宫日记《我不会对你们说谎！》一书中译本中记道：“（1978年）12.15今天是宣布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大日子。我们对邓及其行动之快有良好的印象，因为他很快就同意接受我们与台湾还剩一年到期的条约，同意我们关于台湾问题应和平解决的声明不会受到中国的抵制，以及同意我们在该条约到期后还可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

    30年后，卡特亲自对这一记述加了一个批注：“两天之后，邓小平宣布中国在基本政治和经济结构方面将进行深刻变革，这种改革使以下成为可能：前所未有的自由企业制度、开放与其它众多国家的贸易、放松对公民迁移及宗教信仰权利的严格限制，并给公民其他自由。

    中国国内的这些决定，以及影响我们两国关系的种种决策，已在过去30年里使全球经济和政治面貌产生了可能最重要的变化。”

    2003年5月15日，从《南方周末》悼念李慎之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才得知：“1979年邓小平访美，决定起用当年周总理用过的随行人员，仍是‘右派’之身的李慎之被找了出来，成为邓小平的外交助理。途中慎之向邓小平请教为何要开放，开放为什么要向美欧开放，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

    在上述卡特日记中，对邓小平这次访美，有众多记述。摘其要者，是：“我对邓有积极的印象。他身材不高，强硬，智慧，坦率，勇敢，风度翩翩，自信且友好，能与他会谈是一种荣幸。”“我们想与中国一道，利用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来应对消极因素。”“邓声称世界是‘不安宁的’，美国和中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他在台湾问题上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

    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中国往何处去？》的演讲中，回应当年郑必坚在美国关于“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中国梦”的游说时讲道：“大约27年前，中国领导人认真分析了国家的状况，对当时的情况感到不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十分贫穷，与世界经济人为地隔绝，几乎对所有的国际制度都持反对态度。据郑先生说，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弦易辙。决定‘接受全球化，不再置身事外’。”

    “美国两党的七位总统注意到了这种战略变化，于是努力促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其中的正式一员。自1978年以来，美国还鼓励中国通过市场改革实现经济发展。”

    “我们的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巨龙出水，融入世界。”

    对于这一点，今年8月21日《社会科学报》社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邓小平》，为我们做了最新阐释：“邓小平带领中国融入新的国际规则，使中国重回正常国家行列。在世界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邓小平准确把握了时代脉搏，使‘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成为我国的外交战略基础。在冷战尚未结束，意识形态为纲还深入人心的时候，邓小平跳出窠臼，敏锐指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适应国际规则，为中国抓住了全球化这一最宝贵的发展机会。更重要的是，我们结束了对苏联模式的盲目崇拜，回归正常国家行列，从此开启一个新的时代。1979年1月22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一篇题为《中国的邓小平想从美国得到什么》的评论文章中这样描述：邓小平是制定一项利用西方熟练技能、技术和资本来变革中国的大规模计划的主要设计师，用我们熟悉的话与表述就是：邓小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总设计师。”

    总而言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编剧之一黄亚洲说得在理：邓小平“他改变了中国。而且是，方向上的改变。”（8月20日《人民日报》）

    在中共中央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说：“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

    综上所述，我们对此不是很可以理解，很可以从中悟出一些道道来的吗？

（三）

    资中筠主编的《冷眼向洋》一书（2000年3、4月三联书店版），第一部《20世纪——美国世纪？》第一章结尾道：“在第八章中作者创造了‘隐性霸权’的提法。这是指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以它不断在科技和生产方式上的创新‘领导’了世界潮流，使世人身不由己地接受它的影响，跟着它跑。不知不觉间在器用、话语、生活方式，乃至品味习俗都向‘美国化’发展。今天所谓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其源头还是在美国。美国根据自身的规律和需要实现某种发展进程，而这种进程必然辐射到全世界，其它国家不论是否符合自身发展的阶段和模式，只有紧追，否则就被淘汰。这是一种客观现象。如何掌握，更多是他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了。”

    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时，决心“跟着美国”谋国家富强，是“如何掌握”的，早已彰明昭著了。

    很有意思的是，该书第三部《俄罗斯——东西方结合部的文明》之二，是《“新思维”与苏联解体》。作者讲到，戈尔巴乔夫当年提出的“对外政治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而“这核心内容是苏联的国际问题学者们长期集体思考的结果，并由其助手们加以发挥。”“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理论界对整个发展中世界有了新的视野。他们不再认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是可预见将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意愿；不再坚持‘民族解放运动是社会主义的后备军，是当代基本的革命反帝力量’；也不再简单地把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完全归之于‘殖民统治的结果’，而是重新考虑‘当地腐朽社会政治势力’‘限制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来到中国。他谦恭地对邓小平说：您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倡议很好，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倡议。邓小平高兴地回答：这个新倡议同你提出的‘外交新思维’一样的新。邓小平看出了‘新思维’中包含有新东西。”

    只是，就像在1985年时，邓小平把戈尔巴乔夫比下去，成了美国《时代》周刊“1985年风云人物”一样，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命运不济。“1991年，伦敦七国首脑会议上，刚刚被吸收为首脑会议成员的戈尔巴乔夫有过一段向乔治·布什自问自答的谈话，这也许可以成为他的‘新思维’的结局的一个绝妙注脚。戈尔巴乔夫问布什：‘美国到底希望苏联成为什么样子（的国家）？只有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双边关系的许多问题才能明了。然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戈氏抱怨西方不愿意大规模地支持苏联度过经济危机，他说：‘……我必须告诉各位，其实我们在一个大家庭中。……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实施一项工程：改变苏联，赋予它新的性质，使它融入世界经济，它将不再是一股破坏力量，不再是威胁的根源。历史上还从没有过如此伟大而重要的使命！’对此，一向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布什回美国后评论说：‘真是可笑’。他一直善于推销自己，但这次却不是，我想。他真让人难以理解。”结果。已经总所周知。

    尽管如此，赞赏戈尔巴乔夫之流者，在中国“主流社会”里，还是大有人在，而且绵延不绝。

    2012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陆南泉等主编的《苏联解体之后 对119个问题的思考》一书。主编者在导言中写道：1989-1991年“剧变后的苏东各国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朝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方向的体制转型；这些国家的转型，不再坚持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体制改革也不再是对该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

    “叶利钦在俄罗斯所以能执掌政权8个年头，主要原因是，他在俄罗斯推行的转型就其大方向而言（这指的是政治上民主化与经济上市场化），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

    还是这位主编者，今年8月18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长篇大论《邓小平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论述》。他再次认定：“十月革命后，在苏联建立的是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人们常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后来，实际上更多学到的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其结论是：“正如有的学者说的，‘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的根本原因的人是邓小平。’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有关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而必须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这也正是上引《社会科学报》社论中所说吧？“更重要的是，我们结束了对苏联模式的盲目崇拜，回归正常国家行列，从此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这也正是习近平所说吧？“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

    按照邓小平的“总设计”，中国“跟着美国”35年有余，创造可如此“奇迹”，不要说戈尔巴乔夫之流望尘莫及，20世纪中有哪一个“伟人”能以做到呢？更不要说，在邓小平后继者领导下，中国现今正在“筑梦天下”，让全世界、让全人类，超越一切界限，“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梦梦与共，天下大同”了。那该是多么令人手舞足蹈、忘乎所以的灿烂愿景呵！这不是“人类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的话，又能是什么呢？

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谁个能说“二十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伟人”不是邓小平呢？谁个能否认“在当今世界，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首数邓小平”呢？

（2014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