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毛泽东主持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当听说我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已经生产出来，就联想起自己此前一直坐着苏联骄车，不由得深有感触地说了一句话：“哪一天能坐上自己生产的轿车就好了！” 随即，中国工人阶级硬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造出了红旗，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如愿以偿地“坐上了自己的轿车”。
星移斗转，六十年一轮回。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国汽车年产达二千万辆的“辉煌岁月”里，却又哀叹着：“我们还是要坐自主品牌的车……老坐外国车观感也不好。”
这种中国奇特的政治景观：两个领导人在截然不同的历史平台，一个只能维修汽车，一个汽车产量已是世界之冠，竟发出同一的感慨！它显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果真发了所谓“翻天覆地的变革”！
这是怎么个事呢？
（一）红旗车的风光岁月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想造自己的轿车，实在是难上加难。在外国人看来，那简直是异想天开！
这也难怪。解放前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烂摊子是那么“一穷二白”。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说得很清楚：“现在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239页）
然而，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什么奇迹都可能创造出来。就在毛泽东1956年发出那句“什么时候能坐上自己的车就好”的感慨后，国务院一机部于次年下达了研制小汽车的任务。那时刚刚解放了的中国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有着如今难以想象的无比热情和干劲。一汽员工硬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于1958年5月12日，研制出我国第一辆“东风轿车”。毛泽东围绕开进中南海东风车仔细参观，高兴地称道：“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
但这种东风车并非适合领导人乘坐，于是研制生产豪华车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了。
从1958年8月，一汽人开始研制中国人自己的高级轿车。按照一汽老人的回忆：“奋战33个昼夜，从一张白纸开始设计图纸，以油泥模型来取样板，手工制造车身钣金覆盖件，百里挑一地试制零部件，凝聚着所有中国人感情的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样车终于完成，以CA72作为车型代号。”
1959年9月24日，首批质量过关的7种颜色30辆红旗CA72高级轿车，开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这才是我国有编号的第一辆真正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中国红旗车不屑于当时世界流行的美国式造形，坚持表现中国人自己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从整车的造形的“大、平、正、方”的神韵，到水箱面罩的巧妙设计，乃至前灯、后灯的官灯构思，处处洋溢着民族风格，表现着中国人斗志昂扬的挺拨气慨。
与此同时，我国自己研制的“检阅车”也生产出来 。国庆十周年庆典，阅兵总指挥和国防部长第一次站乘“自己的”检阅车，检阅了海、陆、空三军。同时6辆红旗CA72轿车列队进入游行队伍中，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
随着红旗车的各项技术日臻完善，从60年代开始，被规定为副部长以上干部的专车和外事礼宾车，红旗被誉为“国车”。
至此，我国领导人乘坐外国车的历史宣告结束。这是新中国汽车产业响彻云宵的凯歌！
1960年，红旗车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被列入世界名车品牌，成了世界名车，活跃于国际舞台，担当着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使者。
意大利专家称赞道：“红旗轿车是中国的劳斯莱斯。”
1969年4月10日，红旗CA772高级防弹轿车，试制成功并生产出来。这种特种保险车具有良好的防弹和保险切能。整车重4930公斤，车身防弹装甲厚度4-6毫米，防弹玻璃厚度65毫米，轮胎被子弹击中后可继续行使100公里。发动机排量为8L，最大功率为300马力，最高时速为130公里/时。1966年，中央订购的20辆和39辆CA770抵达北京，很快被分配到了总理、副总理、副委员长级领导正式乘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对外关系的蓬勃发展，朋友遍天下。北京城里贵宾云集，高朋满座。国外首脑来华，“坐红旗车”曾与”见毛主席”、”住钓鱼台”一道，被视为中国政府给予外国来访者的最高礼遇。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国车”能享有如此殊荣？
红旗车最风光的时刻出现在1972年。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来华访问，在准备历史性的“破冰之旅”时，美方没把中国车放在眼里，唯恐中国保险车不“保险”，提出要要从美国带一个车队过来。周恩来总理对此建议表示不满。他对美国人说，中国有红旗轿车，足保安全乘驾。但美国人不信，专门派一个先遣组就地考察，为首的是国家安全助理黑格将军。经他们实地仔细检查后，终于同意中方的安排。尼克松来华那天，周恩来亲自率领50辆红旗车到机场迎接500人的美国访华团。红旗车再次书写了历史传奇。
“天有真是不测网风云，人有旦夕祝福。”红旗车也这样！
1979年，邓小平重新出山，实行“改革开放”。诚如毛泽东预料，领导人一变就什么都变！按说，中国的红旗有了25年的基础，理应借对外开放的“东风”，进入大发展时代。然而，令一汽人始料不及的是，“改开”给红旗带来的，却不是书写新的辉煌，而仅是不堪回首的厄运。
1979年一汽人又设计出红旗CA774-5E，但已经难得引起领导层的重视，最终还是没能投入生产。同年，一汽设计师又设计出CA774C轿车，送到北京审查，也不了了之了。
“天有真是不测网风云，人有旦夕祝福。”红旗车也这样！
正是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春天”，红旗惨遭“勒令停产！”曾经在毛泽东时代风光了20多年的红旗车竟被“枪毙”了！
红旗究竟何错？
红旗究竟何罪？
（二）红旗停产真相
《中国周刊》2013年7月22日：新华社原内部编委、知名汽车记者李安定曾在《家庭轿车诱惑中国》中，揭秘了1984年红旗停产的真相：
“80年代初，我还是新华社一个年轻记者，汽车是我采访分工中最钟情的一个产业。1982年，我报道了体制改革试点——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成立以及其后的运作，也和董事长饶斌、总经理李刚成了忘年交。
饶斌和李刚都是新中国汽车的开创者，经历积淀深厚，视野开阔，曾在50年代和70年代先后任过一汽厂长。中汽公司成立后，他们全身心投入治理‘散乱差’的中国汽车业，改变‘缺重少轻，轿车几乎是空白’的局面。
然而，后院起火，一次强力‘地震’突然袭来。
当时的一汽领导给中央写信，要求脱离中汽。今天看，这封信反映了国企要求松绑的最初觉醒，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听取一汽汇报。把还不知情的饶斌和李刚叫去旁听。一汽、二汽自立门户，饶斌和李刚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意外，也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生产了25年的红旗轿车被勒令停产。”
这是为什么呢？
“会上谈到了红旗轿车。这位国务院领导当面对饶斌说，红旗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就停了吧。
饶斌当场争辩说：四抬轿和十二抬大轿不一样，四抬轿用人少，十二抬大轿用人多。车子大，自身重，当然耗油就高些，但是和国外同类车比，并不算多。生产十台解放牌的成本才能造一台红旗轿车，红旗轿车送给中南海的领导坐，也是我们的一片爱国心吧。”
这位国务院领导主意已定，当然不容分辩。
“领导说，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这是他的原话——你给我停产就完了。”
好一个“停产就完了”！
饶斌问，以后这个事怎么办？
“他说，以后就进口吧。就这么一个过程，当面给枪毙了。”
“关于红旗的结局，一直有不同的说法，这里我逐字记下当事人的回忆。”
这就是新华社记者李定安所揭红旗停产的真相。
这位“国务院领导”枪毙红旗时宣布的罪状：“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这是“莫须有”罪名！
令人震惊，发人深思！
这位“国务院领导”何究竟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把中国工人阶级发奋发图强、历尽艰辛研制出来、生产了25年、并风光一时的红旗立即“枪毙”？为什么如此专横武断，心狠手辣？这究竟为什么 ？
什么质量不行，纯属借口！
所谓“油耗大”，饶斌当场的回应就很有力：一是“四抬轿和十二抬大轿不一样，四抬轿用人少，十二抬大轿用人多。车子大，自身重，当然耗油就高些”；二是红旗“和国外同类车比，并不算多，”这足以证明“这位国务院领导”宣布红旗的罪状“油耗大”乃“欲加之罪”。退一步说，就算红旗比之同类“油耗”真大一点 ，也不能成为“枪毙”的罪状。难道民族品牌红旗不允许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难道红旗车是天生“高油耗”，注定无法再降低了吗？
所谓“速度慢”，主要是发动机能量不好。这同样是“欲加之罪。”这位“国务院领导”不屑于知晓，我国的红旗车自主研发的V8发动机，究竟质量如何？其实，他不是不知道，中国自主研发的V8发动机，已“堪称50年代超一流技术”。请看李定安的公正评说：
“今天人们说到第一代‘红旗’轿车，往往先说它的造型怎么合乎民族风格，然后就说红旗是用榔头敲打出来的，两句话一褒一贬。和李刚聊天，才知道我错了。
亲身参与红旗轿车发动机开发的李刚说，V8发动机才是第一代红旗的技术亮点，攻关相当艰巨。‘那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东风、红旗，还有一个越野车，三个发动机的开发齐头并进。我曾经连续96个小时没有合眼！那时候身体棒呀，根本不在乎。V8发动机堪称50年代超一流技术，除了美国顶级豪华轿车采用，苏联也刚刚用在领导人乘坐的海鸥轿车上。德国、日本采用V8发动机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可见，红旗研制的V8发动机已经赶上“50年代超一流技术”，可同美国比肩，比之德、日还早了几年。这种辉煌的成就！这是中国工人的骄傲呀！
有了“一流发动机”，就为车速打好了基础，就算一时有“速度慢”的问题也不难解决！
如果硬说红旗质量不行，那周总理为何敢于打破美国总统出访自带车队的惯例？他的底气在哪里？红旗的质量不好又怎通得过能过得黑格一行的严检关呢？
当然，这不是说红旗的质量、性能已是尽善尽美，没有缺陷和问题，没能差距。由于当时计划体制，红旗成本每辆约5-25万，而国家以5万购去。亏损由一汽“解放”弥补。这就不能不带来后续的研发资金短缺，致使红旗质量与洋车产生某些距离。这是历史的原因。这种质量的差距完全可以在新的条件下改进提高。其实，任何一种产品质量都是一个不断提高、不断完善的过程。红旗25年已经为我国的豪华轿车发展奠定了有良好基础，历练出了一支优秀优秀科技人员和工人团队，积累了生产轿车的宝贵经验，完全可能把红旗不断推向新台阶。怎能借口“速度慢”就立即“枪毙”？
倘若红旗只因质量不怎么就得“勒令停产”，那么，照此荒唐逻辑，中国的“两弹一星”、航天工业、造船工业、钢铁工业，乃至飞机、坦克等军工工业，是否已经完美无缺？应当承认各自同样存在着这样或那样“质量问题”，岂不也应像红旗一样，“立即停产”？
而果真如此，那后果又是多么可怕？
可见，所谓“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仅仅是“莫须有”罪名，处决红旗的判决早已铁定。这位“国务院领导”是何等专横武断；“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你给我停产就完了。”
红旗车，毛泽东和周总理等领导人已经坐了20多年，在国内外享有很高荣誉，为什么一“改开”就要向它开刀？
红旗何罪？难道“罪”在：
它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学习国外先进科技的光辉样板？
它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民族志气的生动体现！
它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缩影！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中国的资改派背离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只好期求国外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毛泽东说得好：“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在汽车产业这块大市场，只有处决红旗，才能任外资大举侵占中国市场，攫取高额利润。这位“国务院领导”回答饶斌红旗停产以后“怎么办”时，不是说得清清楚楚：“以后就进口吧。”他们全盘外送中国这块“大肥肉”，喂肥国际汽车巨头，当然也以愽得外国大老板的阵阵掌声。
改开30多年来，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程正是这样。
1979年，邓小平出来提出“改革开放”时，就作出“中外合资”打造汽车产业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路线。
原来，1979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董事长来访二汽，在同国务院引进办李岚青会谈时提出“中外合资”的经营形式。李以简报上报顶层决策。邓小平看过简报后立即批示：“合资经营可以。”这就是“中外合资企业”的由来。
1982年中汽公司成立后，提交关于引进“一条轿车生产线”自己生产轿车的报告。邓小平不以为然，大笔一挥，再次批示：“轿车可以合资。”
从此之后，神州大地，各路诸候闻风而动，争先恐后，发展汽车“合资经营”。江泽民在上海捷足先登，于1984年3月弄出第一家上汽大众轿车“合资经营”，并且主动放弃控股，中外各占股分50%。接着，1985年10月1日 广州标致汽车有限公司创立。1991年2月6日，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挂牌。此外，北京吉普有限公司则早在1983年年5月5日就已创立，等等。从此以后，外国汽车潮水般涌入中国。
停产红旗，当然大量进口。从1984-1987年，我国进口轿车64万辆，耗资266亿人民币。
随着外国汽车大举来华，“合资经营”遍地开花，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1991年，轿车产量为8.1万辆；1999年为56.61万辆；到2005年增到231.6万辆。2010年，中国汽车年产量突破1800万辆，成为全球“第一汽车生产大国”。
2012年，中国汽车年产量更是高达1927.18万辆，产量继续雄居“世界第一”，把产量“世界第二”美国的1032.89万辆、“世界第三”日本的994.27万辆，摔得老远老远！中国汽车爆发式发展，单就数量而言，确是创造了“历史奇迹”。
不言而喻，中国30年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汽车市场的空前繁荣，成了外国汽车的垄断巨头攫取高额利润的“富金矿”。国际垄断巨头如愿以偿，满载而归。
上海《第一财经报》记者刘霞晒出的跨国巨头的“腰包”：2010年一季度，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获得税前利润7.03亿欧元，其中2.86亿欧元来自中国市场，是去年同期的3倍。而近3亿欧元的利润已经占到大众集团全部税前利润的40%；世界汽车产量第一的丰田汽车，2008财年亏损44亿美元，但丰田在中国的两家合资公司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2008年的利润在10亿美元左右；日系本田汽车2009财年净利润为31.8亿美元，其中在中国的净利润便达到28.6亿美元之多。为了在中国攫取更多的高额利润，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巨头干脆把亚太区总部设在中国。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分析认为，中国汽车市场格局是，国际资本以40%的资本，占据50%的份额，攫取70%的利润。
当然，洋老板把腰包塞得满满后，在举杯相庆中，会衷心感谢邓小平和“国务院领导”扼杀红旗车，洞开国门的“高瞻远瞩”！
然而，透过汽车产业井喷的背后，人们看到了残酷的现实：当今中国的汽车产业，几乎是外资品牌和合资品牌汽车的“一统天下”，中国自己无一能与比肓的民族品牌，凸现出汽车产业严重的殖民依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