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野心——一个形成中的帝国主义

中国的野心——一个形成中的帝国主义

 
Pierre Rousset (皮埃尔·鲁塞特）

文章作者Pierre Rousset (皮埃尔·鲁塞特）是第四国际领导成员与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NPA）的重要成员,本文来自于托派第四国际官方英文网站《国际观点》（http://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3468)。

中国并非是一个“新兴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权国家。它不是一个为了确保在本地区统治秩序的“准帝国主义”，而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帝国主义”。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中发挥作用。其崛起是否能得以成功还有待观察，但这种野心决定了它的国际政策，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都是如此。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些“新兴大国”根据他们国名的首字母缩写组合被称为“金砖五国”（BRICS)。[1]

 
这些国家实际上试图在国际上结成一个联盟，并举办各种“峰会”；他们2013年在德班（南非）举办了第五届峰会，下一届峰会不久将在福塔雷萨（巴西）举办。他们已经宣布将成立一个在他们控制下的国际发展银行，以取代现有的世界银行。他们为了获得资源与传统的帝国主义进行竞争，特别是在非洲大陆上。

这一冒险之举当前已经证明是平庸之作，但仍然存在一种诱惑,将之视为金砖国家是为了加强群众性“南南团结和抵抗”的能力而采取的“共同批判性分析”之举，但是使本来“自下而上群众力量组成的集团”转变成为“自上而下的金砖国家”[2]。

一位在全球正义运动中具有影响力的活动家和致力政治活动的南非大学教授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3]在最近一篇发表在Pambazuka上的文章中发展了他的分析观点[4]。虽然对于金砖国家那些“更为激进的支持者”而言， 金砖国家存在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潜力”，但也有着“更大的威胁”：需要看到这些国家可能会成为维护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准帝国主义”的“角色”。邦德的分析可说是细致入微，他考虑到了各有关国家的不同情况，甚至提出其中一些国家参与“帝国主义间冲突”的可能性，例如俄罗斯正试图介入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冲突。 但他还是使用“准帝国主义”的概念来描述这一“集团”中的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在内。 

正如邦德指出的，准帝国主义国家的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最初是罗伊·毛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在1965年用来描述巴西专制政府在西半球发挥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这个概念曾反复使用。”这就是问题的由来。“准帝国主义”今天的确存在，既然中国强权崛起的条件与我们谈论的其他国家如此不同，那么这就值得怀疑相同的定义是否能使我们能够理解这种特殊性。

当前的中国政权无疑正在（大规模地！）帮助扩大国际资本积累；它已经融入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之中；它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承认国际统治秩序的合法性，而这一统治秩序为所有进步社会运动所反对；它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大量没有权利而可以随意剥削的劳动力（来自国家内部的流动人口）——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传统上分配给准帝国主义的任务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中国可能再次和其他国家一样，成为传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下被统治的国家。在21世纪初这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中国共产党（CCP）领导层和新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则另有打算。

他们可以这么做，不得不感谢毛泽东革命留下的遗产：那种不得不依赖帝国主义的关系已被打破，在金砖国家中除了俄罗斯，其他成员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而且中国不同于后者，执政党能在持续控制的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深刻地改变着国家的阶级结构。[5] 

这并不是说其他或多或少地被定性为准帝国主义的国家（从巴西到沙特阿拉伯，从南非到以色列）只是华盛顿的爪牙。但是北京国际政策的逻辑与他们有着本质不同。与巴西出兵海地和印度出兵斯里兰卡而扮演维护世界秩序的地区宪兵的角色完全不同，在东亚地区中国与日本处于对峙中——通过这样做，它正在向美国发起挑战：中国早已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公认的核大国，它理所当然应该处于第一序列的强权大国中。 

经济与战略 

为了更好地服务其新的野心，北京有大大优于俄罗斯的经济基础，，后者更多地只能取决于其军事能力。中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加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这个崛起中的大国能走多远？对于布鲁诺·吉廷（Bruno Jetin）而言，在这方面依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6]。

从绝对的数字来看，自2010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领先于日本和德国。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中国可能在短短几年内获得第一名。[7]这里重要的问题不是计算的准确性或预兆，而是其走势。 

中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市场、主要放贷国之一和最大的“生产车间”。这一地位绝不是其他具有低劳动力成本的亚洲国家依靠竞争能轻易威胁的，因为中国还拥有一系列非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而且更难预计的是中国经济在技术创新领域中正在上升的程度。因此，再一次由于它相对于传统帝国主义的独立地位，中国政府可以协商进行重要的技术转让，但还没有在根本性的技术创新方面取得跨越式发展[8]。中共领导层已为自己定下目标在未来要克服这个局限（包括通过收购西方公司等手段）。 

为了宣示其在新领域的力量，中国刚刚完成其作为竞争的“国际宪兵”第一次干预任务，阻止一项与自己商业没有直接关系的跨国合并（一个欧洲案例）：海洋运输行业中世界领先公司的合并，丹麦的马士基（Maersk）、瑞士意大利合资的地中海航运（MSC）与法国的CMA-CGM的合并，他们的合并已经获得布鲁塞尔和华盛顿批准。[9]令人惊讶的挑选海运行业作为其干预对象并不是偶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 

问题仍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国模式”是否可以持续？而且无法确定它是否能够承受投机泡沫的破灭（如房地产）和大型社会危机，一场新的全球经济衰退，东亚地区的冲突或与中国跨国资本发生紧张局势。它孕育了一个特别不平等的社会形态，类似于那些拉丁美洲国家，而远远不同于西方国家——尽管美国也存在严重不平等，而一些欧洲国家正走在“第三世界化（Third Worldization）”的道路上。

腐败通过破坏经济政策的实施正在危害中国。越来越多的巨富家庭——包括那些来自政上层——通过投机和使用避税港以逃避官方的控制。“官僚资本主义”的凝聚性面临私人资本家崛起的压力，同时也因为来自内部的“太子党们”政要子女的个人主义而遭到削弱。但是，官僚资本主义是当前统治阶级的核心，其控制着建立新帝国主义的战略工程；如果它被打破了，转型过程又如何得以推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