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远评邓剧:1992年才是邓小平的历史转折点2014-08-15 16:30:43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杨思远 看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前两集,觉得剧作者没有真正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一生的事业,仍然鹦鹉学舌,将1978年的改革开放作为历史转折点,观点之陈旧可见一斑。 笔者认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才是他一生思想和事业的真正转折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真正转折点。要说明这个观点,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1978年不是转折点,以及为什么1992年才是真正的转折点。
谁都知道,邓小平首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那是1982年。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新的历史决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再到1989年“六四事件”,邓小平始终没有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点很多左翼网友是一致反对我这个观点的,但我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据理说服,尽管说而不服。因为有些左翼网友的脑瓜子是相当僵化的。 这个时期的邓小平没有离开中国社会主义大道,总的理由是这个阶段的改革开放的确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自我完蛋。具体来说,农村改革虽说实行土地包到户,但坚持了土地集体所有,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双层经营,即在农户经营层次之上,还有集体经营层次。和毛泽东时代相比,坚持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层次基础上的家庭承包和农户经营的农村改革,可以说是对旧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体制的破除,这个破除绝对是必要的、正确的。这个时期的农村改革得到了包括小岗村在内的绝大多数农民的欢迎,代表了农村进步的方向。这两天一些左翼网友看了电视剧前两集,将眼光放在挑刺上,这是左翼立场决定的,我赞成这类严肃的电视剧绝不能捏造什么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江青要求中央枪毙邓小平之类的谣言,但我劝左翼同志们全面看待这个电视剧的主题。仅就前两集来说,小岗村在当时具有中国农村缩影的意义,广东频繁的大规模偷渡也是事实,邓小平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担忧,“中国到底怎么啦”的痛苦诘问是时代的主题,离开这个宏大叙事的主题,满足于挑出细节上的虚假以全盘否定全剧是十分可怜、可鄙的心理。 为什么改革和开放是必须的,根子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末路。这个体制在对抗帝国主义的威胁,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迅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曾经发挥了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但当这种威胁在冷战格局稳定下来后,在农村不断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走到尽头,逃荒、偷渡依靠公安部队阻挡时,改革就是不可避免的。大家看看当时人们缺吃少用、票证供应、穿的除军装只有蓝黑两色,就不难发现计划经济管得了大事,管不了小事这个事实。搞活经济,一定范围内引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竞争,这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改革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进步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转折点也不是不可以,但这是小微叙事,是小微转折点,不是伟大转折点,不可以和1949年、1956年两个伟大转折点相提并论。说到底,1976—1978年的转折没有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得到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老干部普遍欢迎,证明了改革的正当性和进步性。“小平您好”是北大学生打出的标语。这个时期的邓小平在政治上反对西化,拿掉胡赵,绝不是什么虚的,是历史事实。有的人说当前打掉周永康破除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这是历史无知。胡赵就是常委,就是正国级大老虎。邓小平这个时期的改革也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好,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都是在搞社会主义,他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他不是“走资派”,他是“走社派”,“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很多左翼网友对“特色”两个字很感冒,从汉语修辞来说,特色两字的确可以删掉。“中国社会主义”是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来的概念,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特殊国家,再用“特色”就是蛇足。但在中国官场文化当中,总有人喜欢把别人的东西换个说法搞成自己的东西,这也不必细究,这种剽窃作风在政界、学界、商界都存在。本质上是无能之辈在创新时代的无奈表演而已。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有本领开创新事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永远属于毛泽东。习近平同志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到底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这个说法很好,表明改革开放继承的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本就没有什么转折,更谈不上什么根本转折和伟大转折。 这个时期的城市改革坚持了两条: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非公经济;国营企业改革目的在于搞活企业。引入合法的非公经济是邓小平改革的贡献,国营企业活力有所增强也是改革的功绩。对外开放上坚持独立自主。经济发展上重视农业和轻工业,是对长期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必要调整。在分配上反对两极分化,把出现百万富翁的邪路与自己的改革开放做切割,这些主流都是好的。当然只要一个人工作,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如造船不如买船,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文革事业和思想的彻底否定,党领导人民的十年文革被视为浩劫,是错误的。一方面以反对文革给四人帮定罪,一方面又全盘否定文革,到现在也没有自圆其说,也不想自圆其说,更不屑于自圆其说。在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和共产主义信仰方面重视不够、措施不力、效果不好也都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个阶段的邓小平起到了小微转折的意义。 六四之后的历史才是重大转折,不过重大转折绝不等于伟大转折,所以,邓小平一生与伟大转折无涉,他只在伟大转折时期生活过,但没有开创伟大转折的新时代。这个重大转折的国际背景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这个国际变局震慑住了邓小平的头脑;国内背景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小有成就,邓小平被小微改革成就冲昏了头脑。一个震慑,一个冲昏,以致使他无法面对在苏联解体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经过两三年的权衡,惯于权变的邓小平终于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不论姓社姓资”、以抽象的生产力标准取代制度标准,彻底褫夺了计划经济的合理性,导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怀抱。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冷战中的和平胜利当作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当失去苏联制约的美国到处挑事时,他又说两个主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充分暴露出他缺乏战略家的眼光和胸怀。“发展是硬道理”将制度标准变成软道理,甚至无道理,这是不论“姓社姓资”的根子所在。既然姓社姓资是软道理、没道理,也就不要争论了。在主要是“防左”中,越来越右。在国际战略上,韬光养晦这种只能心机暗藏且极需多方加以掩饰的战略,竟然拿到会上去说,更有愣头青拿到世界各国宣扬。“绝不当头”,一方面显示他缺乏应对美国独霸以推进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胆气和胆略,另一方面说明他真的被震慑住了。 南方谈话直接敲打的是第三代。六四之后到南方谈话之前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外反和平演变,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执政理念。这个治国纲领虽然与六四之前邓小平的小微改革不矛盾,因为外反西化,内反自由化是坚持社会主义所必须的,但这个纲领与小微改革的取向矛盾,即坚持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必须改革以完善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与六四之后邓小平自己发生的转折相矛盾,他准备放弃社会主义了。南方谈话中有一段令人玩味的话:“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其实,真正惊慌失措的是邓小平本人,如上所述,这可以从他全部讲话所引导的基本趋向上看出来。虽然嘴上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没用了,但他不主张群众去读马克思主义的大本子。 问题在于,邓小平此时已经和盘托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已经亮明自己高举的是社会主义旗帜,要立即放弃社会主义在现实政治上行不通,单从理论上也讲不通,所以,重要的不在于还要不要在嘴上坚持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基本趋向往何方引导。这为到目前为止的“政左经右”或“言左行右”开了先河。 回到电视剧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才是他的事业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到社会主义自我完蛋的改革的历史转折点,1978年不是什么历史转折点,那时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改革,此后实际放弃了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搞了官僚资本主义。在《政左经右,可以持续》一文中,我反复强调,官僚资本主义不属于资本主义范畴,而属于官僚专制主义范畴。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出现了百万富翁,那我们就真的走到邪路上去了。联系中国今天的现实,我们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这条邪路上。在正上路不管怎么走都不是转折,从正路走到邪路,才是历史转折,所以,最好拍一部真正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而现在这部反映1976—1984年邓小平的电视剧则文不对题,因为这个时期没有什么历史转折,这个时期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往哪儿转折?而真正离开社会主义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大历史转折却没有发生在1976—1984年,而是始于1992年南方谈话,此后的历史,才真正符合邓小平的邪路标准。 (编辑 水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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