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是1976政变的主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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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粉碎“四人帮”是一着很险的险棋

2012-04-01 10:19:00　来源: 人民网(北京)　

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6

叶剑英早就对“四人帮”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华楠回忆说：

1976年年初，还是“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任解放军报社社长。1月7日，也就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一天的傍晚，我突然接到叶剑英元帅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说：“你今晚给我送一本毛主席论教育的语录来吧。”我意识到叶帅可能有重要指示，心里非常激动。到叶帅家后，他和我亲切握手，然后把我带去的毛主席论教育的语录放在一边。当时我真是百感交集，有一种受尽劫难见亲人的感觉，不禁哽咽着说：“叶副主席，毛主席称赞您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呀……”

为了缓和我的激动情绪，叶帅让我先坐下来，写下解放军报社领导班子的名单，又询问了我“文革”当中的经历，询问了解放军报社的情况，谈了约一个小时。他重点讲的是“真理必胜”。

叶帅说：“现在总理的身体很不好，令人担心。你要掌握好《解放军报》，以便稳定军队。你们对于张春桥他们的捣乱采取拖的办法，应付得好，对付他们要千方百计。你要团结报社领导班子的大多数，团结报社的大多数，孤立造反派。不管情况多么复杂，都要坚信真理必胜！”他说到“真理必胜”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很重，还握了握拳头。在叶帅炯炯的目光里，我看到了他那力挽狂澜的勇气和信心。我和他握别时，叶帅又一次强调说：“真理必胜！”

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一方面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保持经常的联系，征求他们对如何解决“四人帮”的意见；一方面经常和华国锋接触，坚决支持他顶住“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切无理要求，决不能让“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同时，叶剑英与华国锋通过深入交谈，沟通思想，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取得共识，形成了一致意见。华国锋曾于1977年3月2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

在党和人民粉碎“四人帮”的生死搏斗过程中，汪东兴也是一个关键人物。由于汪东兴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长，是中央警卫部队八三四一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汪东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华国锋、叶剑英通过几次与汪东兴的谈话，了解到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是坚决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立场上的。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一定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至于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

与此同时，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还与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主要负责人粟裕、宋时轮，总参谋部主要负责人杨成武，总政治部主要负责人梁必业，空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廷发、吴富善，海军的主要负责人萧劲光、苏振华，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傅崇碧，北京卫戍区的主要负责人吴忠、吴烈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要求他们加强战备，掌握好总部机关、陆海空军和海防边防，掌握好部队，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对付一切突发事件。

9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元帅，派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老部下，当时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去找叶剑英，建议“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聂帅在《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中写道：

　　林彪自取灭亡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续阴谋篡党夺权，为非作歹，干了大量的罪恶勾当。1976年4月，波澜壮阔的天安门事件，是对“四人帮”的一次群众性声讨，结果遭到了法西斯式的疯狂镇压。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病重和逝世前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达到顶点。全党和全国人民无不感到极大的愤怒，忧心忡忡。我也和大家一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担忧。1976年9月21日，杨成武同志来看我，他谈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我把我的担忧心情也向他说了，要他马上到叶剑英同志那里，转告叶帅：“‘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成武同志当即就去了叶帅那里，回来对我说，叶帅与我有同感，他想的和我想的是一样的，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马上找有关同志商量，采取行动，并立即搬家，以防意外。10月5日，叶剑英同志又要成武同志告诉我，已经商量好了，要我放心。

　　一天，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来到叶剑英的住地，两人携手进屋坐下后，李先念谈了对形势的看法。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指“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能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

　　隔了一天，叶剑英亲自去拜访华国锋，两人单独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成员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研究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以及接管重要新闻单位的人选。

　　这说明，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党、为人民、为国家，铲除这个连续制造了“十年内乱”，弄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的祸害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取得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一致意见后，应该着手部署的就是如何选择适当的时机、采用适当的方式去解决“四人帮”了。

　　当时，曾经有人主张用召开中央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认为，“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一般的斗争，其性质已经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必须采取特殊方式彻底解决。叶剑英经过与华国锋、汪东兴的几次商量，最后决定：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隔离审查，采取果断措施，彻底解决，然后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向会议报告。叶剑英说：“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

毛泽东去世，叶剑英抓捕"四人帮"

不再"投鼠忌器"

人民网>>文史

2011年11月07

提要：毛泽东去世后，正如叶剑英在翌年所说的，这才解决了“投鼠忌器”的问题。此时，叶剑英得到了汪东兴的支持，剩下的便如陈云所建议的，关键是要争取华国锋的支持。

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徐焰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由于江青在毛泽东去世前后的一系列恶行已经重重得罪了汪东兴，叶剑英对此也非常清楚，而他本人与汪东兴的关系过去一直还比较好。

　　此时中南海和中央各部门的警卫由汪东兴指挥的8341部队负责，因此粉碎“四人帮”能得到他的支持最好。

　　叶剑英在参加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于中间休息的时候到福建厅找到汪东兴。见面后叶剑英便说：

　　“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它了。而政治局中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叶剑英说“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显然是想让汪东兴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时汪东兴马上表示了对江青一伙的强烈不满，并说了一些这些家伙胡闹的细节。

　　叶剑英接着问：“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东兴回答：“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绝后江青大为不满，她又要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叶剑英满意地说：“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隔天再谈。”

　　9月15日，叶剑英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汪东兴把近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剑英做了汇报。这样，汪东兴的政治态度已经很明确，支持叶剑英。

　　毛泽东去世后，正如叶剑英在翌年所说的，这才解决了“投鼠忌器”的问题。此时，叶剑英得到了汪东兴的支持，剩下的便如陈云所建议的，关键是要争取华国锋的支持。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对这位30年代后期入党、“文化大革命”前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同志不太了解，在关键时刻他是什么态度，很多人也不无担心。此时，李先念在联络华国锋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于1972年从湖南调到北京工作后，听到过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斥责，对这伙人的所作所为也十分反感。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又一再找他无理取闹，华国锋更深深警觉到这一集团对全党乃至对他个人的严重威胁，感到应该将其解决。这一想法，与叶剑英等人的筹划不谋而合。

　　华国锋也深知老一辈革命家对江青之流的反感，不过因过去没有多少交往，便想找自己到国务院工作后已经比较熟悉的副总理李先念作为中介。何况当时华国锋指挥不了军队，能得到军队和老干部的支持是关键。

　　在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借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紧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住处，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

　　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感到有点突然，把他让到办公室。关好门两人坐下后，华国锋便说，我在守灵，是借出来看病到你这里，只能坐10分钟。接着谈了当时“四人帮”发难的简要情况。他还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请你考虑这一问题。

　　正在研究如何解决“四人帮”的李先念一听，马上以惊喜的心情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华国锋看了一下手表说：“我该回去了。”由于有这件事，李先念在1977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去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这种说法有其根据，不过如果从全局范围来看，还是叶剑英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更早提出这一问题并做了布置。

　　此前被毛远新等人寄予厚望的陈锡联，这时同样秘密提出“四人帮”的危险，可见内心也是对这伙人十分反感的。在李先念和陈锡联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着去了，悄悄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看到当时根据中央文件通知负责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有此态度，李先念自然感到十分高兴，决定尽快通知叶剑英。

　　为了防止有人监视，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他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要见面。叶剑英感到非常突然，因为这对“二月逆流”时的老战友曾有“约法三章”，约定不要到各自的住处直接见面。这次李先念突然进院，肯定是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于是叶剑英急忙赶在楼前等他。

　　两人一见面，叶剑英便问：“你怎么来了？”

　　李先念回答说：“我为什么不能来？”

　　两人就没有再说什么，都心领神会。叶剑英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两人坐后便问：

　　“你来是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

　　李先念回答：“都有。”

 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

　　由于叶剑英年纪大耳有些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话他听不清楚。两人随之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在纸上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

　　值得一提的是，叶剑英这时特别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显然，他此时特别关心的是名义上主管军委工作的这个重要将领的态度。李先念随之写道：“完全可靠，请放心。”李先念同陈锡联在30年代便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尽管后来有“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不过在此关键时刻感到这人还是可靠的。

　　接着，李先念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个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

　　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当天就把同叶剑英谈话的大致情况报告给了华国锋，并告诉华国锋说，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要搬回中南海住，还约定每天晚上用都能明白的语言在保密电话中通报情况。胜利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曾几次表扬39局，说粉碎“四人帮”这么机密的事，没有任何泄漏。由此可见，江青一伙的手还未插入中央机要部门，还无法监视中央这些领导人的活动。

　　李先念利用搬回中南海之机，借谈工作之机分别和一些领导人谈话，了解动向以及他们对“四人帮”的态度。同他谈话的人都是忧心忡忡，表示对“四人帮”的不满。得知他们的态度，李先念感到已有把握，便通知了华国锋。接着，华国锋同汪东兴密商了此事，马上得到了支持，因为汪东兴事先已经向叶剑英表示过态度。

　　正如叶剑英与李先念所笔谈的那样，筹划粉碎江青一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既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又关系到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只能由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几个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分头进行。当时华国锋和李先念商定，利用看电影作掩护，进行秘密磋商，叶剑英由于还处于“生病”期间，一般不出面，实际上处于幕后指挥的地位。

　　毛泽东治丧活动结束后，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开始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有时电影放映开始后或结束后，几个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武成殿会议室通报情况，商议事情，所有服务人员送完水都不能再进去。

     ......

 
　　在“四人帮”加紧夺权的叫嚣时，叶剑英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除妖准备也进入最后时刻。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把身边随员都留在大门外，自己一个人上了楼。

　　叶剑英一坐下来，便对汪东兴说：“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接着，他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表明态度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剑英马上表示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接着他表示：“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10月2日下午和晚间，叶剑英、汪东兴分别单独去了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当天，汪东兴还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武健华等人到中南海南楼办公室开会，说明了“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

　　当时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还缺乏认识，对毛泽东的指示一向坚决执行，不过他们也都知道此前“四人帮”受过训斥，而且对江青过去动辄把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成“特务”并进行残酷迫害的恶行早就痛恨不已，只是看在毛主席面上才忍受至今。

　　毛泽东去世后，中南海内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干部普遍对江青更感恐惧，一些人还在圈内大胆地发牢骚说“毛主席去了，我们也要完了”。如今新的中央领导人能下达抓捕这伙人的任务，正好遂了心愿。从某种意义上讲，“四人帮”的覆没，也是江青这个早期品质即坏、后期又心理变态的怀疑狂、迫害狂自掘坟墓的必然结果。

　　此时，汪东兴向中南海负责警卫的领导们交代了抓捕任务，到会者都十分兴奋，他们马上研究一个方案，确定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在讨论行动方案时，几个人考虑到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一是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选”的权抓到手。他曾经让李鑫向他汇报过关于出版毛选五卷的情况，并向李鑫索要过几份稿子去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选五卷工作的关注，如果把常委会议内容确定为：研究毛选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研究毛选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选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词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是在怀仁堂这里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

　　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监护审查。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对这一行动方案的研究和制订，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这天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汪东兴到达华国锋的办公室，详细地汇报了具体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

　　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他还嘱咐：“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我和他谈；如叶帅先去你那里，你就同他谈。”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汪东兴把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做了详细汇报。叶剑英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剑英接着又嘱咐：“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这天晚间，华国锋、李先念、吴德、陈锡联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又继续开会。华国锋通报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和10月6日动手的时机，并讲了主要部署，与会者表示一致赞成。随后，他们又研究了解决“四人帮”在北京两个亲信即迟群、谢静宜问题的具体措施。

　　当时特别强调保密，还有一个上海方面的问题。“四人帮”并非只是一伙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他们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还掌握着部分武力，在北京也有少数追随者，如果措施不周便会造成流血战斗。当然，以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粉碎他们还是有把握的，不过若出现国内战斗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政治上也会有很不好的影响，因此还要争取以不流血、不开枪的方式解决这一反革命集团。

　　为此，需要经过精心准备，以突然行动的方式将“四人帮”一网打尽。

　　这次行动，已经超出了党内斗争的范畴，因为江青一伙人登上高位本身就是违反党的组织程序的反常结果，自然也无法用正常的党的组织手续来解决他们。何况这伙人在上海还掌握“第二武装”，并紧张地准备暴力夺权。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抓捕“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