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节选

　　节选三：收入不平等导致金融危机？

　　美国收入不平等迅猛扩大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间达到了最低谷：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占到了美国国民收入的30%～35%，与法国今天的水平大致相当。保罗•克鲁格曼恋旧地称之为“我们所爱的美国”。

　　然而，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迅猛扩大。最富的10%人群的收入份额从上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本世纪头十年的45%～50%。这让人很自然就会想到，这样的快速膨胀到底还能持续多久?

　　对于这种变化，我们有必要停下来做出几点说明。首先，我所基于的数据，只考虑了在所得税表格中的申报收入，并没有对任何由于各种合法和非法因素造成的资本收入低估进行矫正。通过对多种可得的资料的比较分析，可以估计，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最富10%的人的收入略超过美国国民收入的50%。

　　其次，还要注意，在过去三四十年里，股市的狂飙和资本收益只是最富10%的人收入份额结构性上涨中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资本利得在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7年也是如此：这两个时期，资本利得一项就为最富10%的人的收入份额增添了5个百分点，这一数额是巨大的。之前的纪录是在1928年，即1929年股市崩盘的前夕，那时也不过是3个百分点而已，但这种水平难以长期持续下去。如果我们简单忽略掉资本利得(鉴于这种类型的收入在美国的重要性，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仍会发现最富10%人群收入份额的增量很大，上世纪70年代为32%左右，2010年上升到超过46%，增加了14个百分点。上世纪70年代，资本利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1%～2%，到2000～2010年间为2%～3%。因此结构性上涨在1个百分点左右：并非一点不重要，但与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上升的14个百分点相比，这确实不算什么。

　　通过考察不含资本利得的数据序列，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识别美国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特征。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10年，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不含资本利得)的上涨表现得相对稳定乃至保持恒定：上世纪80年代在35%的水平，到90年代达到40%，到世纪之交达到45%。更引人注目的是，2010年的水平(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已超过国民收入的46%，当然这剔除了资本利得收入)已经明显高于2007年即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了，而且2011～2012年的早期数据显示，这种增长仍在继续。

　　短期波动未改变长期趋势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事实清晰表明，不能指望这样的金融危机本身来结束美国不平等的结构性扩大。可以肯定的是，股市崩盘的直接后果是不平等的扩大总会随之变得更为缓慢，就像它总在股市繁荣时期扩大得更为迅速一样。2008～2009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就像2001～2002年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在股市上获利已风光不再。这些年份的资本利得确实下降了。但是这些短期的波动并没有改变长期趋势，因为长期趋势是由其他力量决定的。我现在必须阐明这些因素的逻辑机制。

　　进一步的分析很有必要将收入最高的10%人群分解成三组：最富有的1%，紧接着的4%，和底部的5%。不平等增长的大部分来自“1%”，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的9%上升到2000～2010年的大约20%(资本利得的波动使得年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增加了11个百分点。可以肯定的是，底部的“5%”群组(2010年家庭收入介于10.8万美元至15万美元之间)以及“4%”群组(收入介于15万美元至35.2万美元)也经历了大幅增加：前者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1%增加到12%(1个百分点)，而后者从13%升至16%(3个百分点)。很明显，这意味着自1980年以来，这些社会群组的收入增长大大高于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而且高出的程度不容小觑。

　　美国学院派经济学家也算是高收入组的一员，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美国经济运行得相当不错，特别是它准确而恰当地给才能和功绩以物质回报。这种反应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事实是位于他们之上的社会群组更厉害：国民收入增长的15%归于10%的人;其中的约11%，或者说近3/4属于那“1%”群组(2010年收入超过35.2万美元);这其中又有大约一半归属于那“0.1%”群组(年收入超过150万美元)。

　　正如我刚刚展示的，金融危机本身似乎并未对不平等的结构性上涨产生影响。是否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呢?有没有可能是美国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助推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份额在上个世纪两次达到峰值，一次是在1928年(在1929年经济危机前夕)，另一次是2007年(在2008年危机前夕)，考虑到这些特征，上述疑问很难避免。

　　美内部不平衡是全球四倍

　　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国家的金融不稳定。原因很简单：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发生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普通家庭借债的可能性，而那些不择手段的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免于监管，并渴望从流通到体系中的巨额储蓄中赚取优厚利息收入，进而就慷慨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授信额度。

　　为支持这一论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15%)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的10%人口。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危机发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间)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就会发现最富的10%人口占据了增长总额的3/4，这一时期最富的1%人口就独自占据了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因此，对于剩下的90%人口，收入增长率每年不足0.5%。很难想象，在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如此极端分化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和社会如何能够持续运转下去。

　　很明显，如果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伴随着异常强劲的美国经济，情况将大不一样。然而不幸的是，这并非事实。与过往几十年相比，美国经济增长更为缓慢，这导致中下收入阶层的实质停滞。

　　还要注意，这种在社会群体内部的收入转移规模(大约占到美国国民收入的15%)大约是美国本世纪头10年贸易逆差规模(大约占到国民收入的4%)的四倍。这种比较的意义在于，这一巨额贸易逆差(对应着中国、日本和德国等的贸易顺差)经常被认为是造成“全球不平衡”的关键因素，而这种不平衡使得多年来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体系变得不稳定，进而导致了2008年危机的发生。这是有可能的，但要知道的是，美国的内部不平衡是全球不平衡的四倍。这提示我们，要探索很多问题的根源及应对措施，更应关注美国国内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归咎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

　　综上所论，如果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或者更一般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体系长期不稳定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是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这种说法总体上是过头的。在我看来，这种不稳定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资本/收入比率的结构性上升(在欧洲尤为如此)，加之国际资产头寸总量的大幅增长。

　　节选四：继承财富在21世纪如何演变？

　　在当今世界，资本的重要性与19世纪相比并未有重大变化，只不过资本形式发生了变化：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从以前的土地变成了如今的工业资产、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财富集中程度也依然很高，只是不再像百年之前那样极端。人口中最贫穷的一半依然一无所有，只不过现在有了世代相传的中产阶级，其财富占了全部财富的1/4至1/3，如今最富的10%人口占有了全部财富的2/3，而不是此前的90%。

　　在所有社会中，财富积累途径有两种：通过工作或继承遗产。那么在最富的1%或10%人群中，他们的财富又是来自哪个途径呢?这是必须解答的关键问题。

　　财富集中于老年人

　　正如《人间喜剧》中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的那样：通过勤奋工作和努力学习未必能过上舒适高贵的生活，唯一现实的途径是迎娶维多利小姐以获得其继承的遗产。

　　在19世纪的法国，年度继承额大约是国民收入的20%～25%，在19世纪末时该比例有小幅抬升，这反映出几乎所有的存量资本都来源于遗产继承。因此在19世纪的小说中遗产继承总是热门话题，这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债台高筑的巴尔扎克们对遗产继承问题有特殊癖好。这是因为遗产继承在19世纪法国社会是属于核心议题，其重要程度与经济活动和社会运行不相上下。此外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削弱。恰恰相反，在1900～1910年间，遗产继承的规模反而较伏脱冷、拉斯蒂涅和伏盖公寓所处的19世纪20年代变得更高(从国民收入的20%上升到了25%)。

　　随后在1910～1950年间，继承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出现了大幅下降，但从1950年开始该比例又持续回升并在20世纪80年代有明显的加速上涨，在整个20世纪有较大的波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年遗产和馈赠额对国民收入的比例相对稳定，但在1910～1950年间却跌到了最高水平的1/5到1/6(最低时继承额仅占国民收入的4%～5%)，但在1950～2010年间又恢复到占国民收入15%的水平。

　　1914～1945年间继承额的萎缩程度几乎是私人财富缩水的两倍，因此遗产减少并不完全是由整体财富缩水所引起。从舆论看，民众普遍认为遗产盛行的年代已经结束。1950～1960年，遗产和馈赠额在国民收入中仅占若干个百分点，因此人们自然认为遗产效应几乎消失，因而尽管资本整体重要程度较过去有所下降，但现有财富几乎都是个人通过这辈子的勤俭奋斗而积攒下来的。在这种条件下成长起了几代人，尤其是那些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所谓婴儿潮一代，这批人自然会认为通过当世勤劳而不是靠祖先庇荫致富已经是“新常态”。

　　与此相对，当今世界由“70后”“80后”组成的年轻群体却有不同感受，他们感受到(或多或少)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将会重新在他们的生活或者亲朋好友的生活中凸显。以房产为例，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来自父母的赠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能否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在什么年纪住上自己的房子以及房子的位置面积如何。至少与上一代人相比，来自父母的赠予对当前年轻一代人来说更加重要。遗产继承对年轻一代的生活、职业以及个人和家庭选择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对婴儿潮一代人的影响。

　　从理论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会下降，因为财富的重要性在下降。然而现实情况的发展却并非如此，或至少没有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从19世纪到20世纪，土地资本变成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房地产，但资本的重要性依然无损，当前资本/收入比似乎正在恢复到一战前欧洲“美好时代”以及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如果人类平均死亡和遗产继承时间都向后延伸，这是否意味着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在减弱?答案是：未必。这是因为在世的人之间的相互馈赠日益重要，部分抵消了老龄化效应，此外也可能是因为尽管继承期向后推，但所继承的财产额也在增加，因为在老龄化社会，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换言之，死亡率的下降趋势，尽管从长远看不可避免，但该效应也会因年长者相对财富的增加而有所抵消，因此继承财富量依然不会有多大变化或至少不会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急剧下滑。

　　总之，遗产继承在老龄化社会中会延后，但财富也会随着年纪增长而增加，后者会抵消掉前者的效应。人均寿命延长意味着生命重要时点的全部后移：人们的学习时间变长、参加工作时点后移、继承遗产时间后移、退休年龄后推、直至死亡年龄的后移。然而，遗产对于工作所得的重要性却未必会发生变化，至少不会像人们有时想当然认为的那样。诚然，遗产继承的时间点后移，这意味着人们相比过去更必须要有自身的职业发展。但这又被遗产数额增大或馈赠数额增大的效应所抵消。不论如何，遗产重要性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而不像人们有时所想象的如文明变迁般剧烈。

　　二战之后财富复兴

　　在1914～1945年间，由于资本和资本所有者多次受到冲击，这样的自我维系机制崩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就是造成了重新创造财富的热潮。数据显示，1940～1950年间出现了迄今为止仅此一次的财富现象，即逝者离世时的平均财富要低于在世者的平均财富。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80岁群体的财富是50岁群体财富的2.5倍。1931年，高出的幅度只有50%。而到了1947年，50岁年龄段的财富反而比80岁年龄段的平均财富高出40%。更令老者寒心的是，当年40岁群体的财富都超过80岁群体了。这是所有旧有规律都开始失效的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年内，财富的年龄段分布忽然出现了钟形曲线，而处于顶点的正是50岁群体。只不过在现实状况中，大部分老人的财富并未趋近于零。这与19世纪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当时财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线性增加。

　　这种明显的财富再造的解释其实很简单。所有财富都在1914～1945年间承受了多次冲击，包括房产毁灭、恶性通胀、企业破产以及强制征用等等，因此资本/收入比就出现了迅速下降。如果粗略看，那么有人可能会猜想，所有的财富都承受了相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各年龄段财富分布还是不变。但事实上，那些在战乱中无所失去的年轻群体反而在战后迅速崛起，而不像上了年纪那样的人难以东山再起。假如有商人在1940年时是60岁，他的财产在随后的轰炸、强征和破产中消失殆尽，那么他将很难再白手起家。他或许会活到七八十岁，在五六十年代死去，留给子孙的财产极其有限。但与此相反，假如某人在1940年时才30岁，同样也在战火中失去了一切财产(可能本来就没多少)，那么当战争结束后，他还有充分的时间来重新积累财富，因此在50年代，当他到了40多岁时，他的财富可能要超过第一个例子中说的那个70岁的老者。战争让一切归零或接近于零，这必然会产生财富再造的热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确实是在20世纪将所有旧世界的瓜葛一笔勾销，由此也造成了人类终于克服了资本主义的错觉。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遗产继承额会变得如此之低：那些本应在1950～1960年间继承遗产的人并未见到多少遗产，因为其父母一辈没有时间来重整河山，其父母在去世时留下的财产相当稀少。

　　具体而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遗产继承额的下跌要超过财富本身的缩水，实际上遗产继承额的跌幅是整体财富跌幅的两倍。但最为关键的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重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过渡阶段，而不是代表人们所想象的结构性变化。在1950～1960年间，随着资本的重新积累以及资本/收入比β值的重新抬升，财富又开始朝着高年龄阶段集中，由此衡量逝者平均财富与生者平均财富的比值μ又开始上升。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向高年龄段集中几乎同步，因此就为遗产继承重要性的强势回归奠定了基础。到1960年，1947年的景象就已经成为历史：60岁和70岁年龄段的财富超过了50岁群体。80岁年龄段的转机则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在1990～2000年间，各年龄段的财富分布愈发陡峭。2010年时，80岁年龄段的财富比50岁年龄段要超出30%。如果把生前的馈赠也算入各年龄段的财富分布，那么2000～2010年的分布图将更为陡峭，基本与1900～1910年的状态接近，即七八十岁年龄段的财富是50岁年龄段群体的两倍，只不过现在的死亡年龄要大大延后，这更使得μ值变高。

　　遗产继承依然重要

　　鉴于遗产继承额在近几十年的快速增长，自然有人会问，这种快速增长是否会继续下去。

　　21世纪的遗产继承状况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经济、人口以及政治因素，而历史证明这些因素往往会有规模宏大但难以预测的变化。不难想象，在其他不同情境假设中，结局也会不同：比如说人口或经济增长的明显加速(这种情况发生可能性较小)，或针对私人财富和遗产的公共政策有了显著调整(这种情况倒是很有可能发生)。

　　然而，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2010～2100年间的储蓄行为应该与过去相差不大。尽管个人行为千差万别，但我们发现储蓄率与收入和初始财富呈正相关关系，但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储蓄行为差别却不大：笼统来说，无论年龄如何，人们的储蓄率都很相似。按照财富生命周期理论，年长者会在最后的岁月大量消耗储蓄，但这种现象在现实中似乎并未发生，无论平均寿命会增加多少。这种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家族财富传承的动机(没有人希望在去世的时候真的一无所有，即便是在老龄化社会中)，其他原因还包括纯粹的储蓄偏好以及安全感之需，财富不仅意味着特权和实力，也能让人安心。财富的高度集中(即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群体总是能占有全部财富的50%～60%以上，即便是在各年龄段内也是如此)是解释所有这些现象的关键。自1950～1960年以来财富分布又重新出现集中的趋势，这可解释年长者消耗储蓄行为的缺失(大部分的财富都属于那些不用售卖资产也可以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人)，因此高遗产的状况得以继续，而新的均衡也得以传承，由此，具有社会积极意义的贫富流动就变得有限。

　　最核心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储蓄结构条件下，随着资本回报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率下降，财富积累过程会逐渐加速并变得更加不公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解释了为何μ值在1950～1970年间增长相对缓慢。反过来说，缓慢的经济增长也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富逐渐向年长者集中以及继承遗产的重新崛起。从直觉上判断，当增长率较高时，例如工资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那么这将有利于年轻人积累财富并与年长者在财富拥有量上竞争。但如果工资增速下降到了1%～2%的低水平，那么年长者势必会将现有的大部分资产抓在手里，其财富也会按资本回报率的速度增长。这个简单但重要的过程充分揭示了μ比值的变动以及年度遗产继承额。

　　暂不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如此精准的模型自然会让人想到，这些模拟也可用来推断未来。从理论上看，在存在大量储蓄行为情况下，如果增长率低于资本回报率，那么μ值的增加可以完全平衡死亡率m的下降，因此最终μ×m的结果是不受平均寿命影响的，完全是由代际年龄差决定的。那么最核心的结果就是，如果增长率是1%，那么跟零增长率也没有大的区别：因为无论如何，认为老龄化人口会将储蓄花完然后导致遗产财富消亡的这种想当然的结论是错误的。在老龄化社会中，遗产继承者在继承时的平均年龄会延长，但其继承的财富量却在增加(至少对于那些有所继承的人而言)，因此遗产继承对财富的重要性依然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