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克提所著《21世纪资本论》一书，用翔实数据和生动事例揭露了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在西方许多国家成为畅销书。该书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为《参考消息》特约译者巴曙松摘编的该书主要内容。

　　节选一：收入不平等成焦点

　　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私有资本的不断积累真如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其更加和谐地发展?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演变至今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呢?

　　从马尔萨斯到李嘉图

　　经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法两国，关于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贯穿始终。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以前不曾出现的情况——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外迁以及工业革命的来临，使每个人都深深意识到激烈的变革正在进行。这些剧变又是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以及欧洲社会政治稳定的呢?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明确指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他建议要立即停止所有给穷人的福利资助，严格控制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否则这个世界将会因人口过剩而变得混乱而痛苦。

　　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和马尔萨斯一样，他的著作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统计。尽管如此，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知识是非常精通的。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影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租金也会上涨。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李嘉图认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政治上来说，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土地租金的税收。

　　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土地租金在较长时间内仍将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19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就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

　　然而，他对土地价格的洞察仍是有趣的：他提出的“稀缺性原则”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这可能足以动摇整个社会。价格体系在协调数百万个体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现今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数十亿人。问题是，价格体系既不能发挥约束作用也不能体现道德观念。

　　在21世纪，对于理解全球财富分配来说，忽略“稀缺性原则”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具说服力，我们可以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城市房地产价格，或者石油的价格来代替李嘉图模型中农田的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将这一发生在1970～2010年间的趋势推导至2010～2050年或2010～2100年，将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失衡——这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起李嘉图的预言。

　　可以肯定的是，原则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可以使经济恢复到平衡的轨道上：需求和供给的机制。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换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或者骑自行车出行(或两种都做)。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绝不能排除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在涉及某些相对价格发生巨大变化的财富分配上，会有大而持久的分歧的可能性。这是李嘉图稀缺性原则的主要含义。

　　马克思的光辉超越时空

　　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就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发表半个世纪后，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的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大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萌芽》、《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并不是来源于其作者的想象力，而是来自于在工厂工作的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8岁(1841年的法国)或在矿山工作的大于10岁(1842年的英国)的童工们。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表明，直到19世纪的下半叶——甚至是到后三分之一时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从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10年中，工人的工资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据我们的观察，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的阶段停留了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我们在1870～1914年间看到的充其量是一个稳定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很难说如果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冲击，这个轨迹将会向何处发展。借助历史分析和一点远景预测，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强大到足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无论如何，资本在19世纪40年代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厂雇佣8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发展的好处在哪里?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动的好处又在哪里?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破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知道其后的长期演变：你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1848年，在“民族春天”运动(这是指在那年春天爆发的欧洲革命)爆发的前夕，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篇简短而强有力的文章，它的第一章由一句名言开始：“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文章第一部分以同样著名的革命预测结尾：“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马克思写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这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崩溃的原理。

　　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专注于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总之，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固定资产主导，因此原则上累积资本数额没有限制。事实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预言的分析依据：资本收益率稳定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尽管存在局限性，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聚)，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受益。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21世纪有效研究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在19世纪的影响。

　　不平等问题应重回核心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上世纪的第二个10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贫穷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这与1945～1975年间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但是这一发展过程让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则更甚。此外，最近几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产市场观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对于索洛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径”必然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员、高层管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拥有，还是会被石油生产国抑或中国的银行所拥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拥有，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里寻求庇护。如果不问谁会拥有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21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似我们的先辈在19世纪初的状况：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鉴于此，他们理应得到极高的评价。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根本的理由来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提出19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问题。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只有通过耐心地积累事实和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希望识别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

　　节选二：“拼爹资本主义”在21世纪重现？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描写得再清楚不过了。拉斯蒂涅是一名身无分文的年轻贵族，从外省来巴黎学习法律。阴暗角色伏脱冷打算引诱拉斯蒂涅杀人，好去染指一大笔财产。在此之前，伏脱冷给拉斯蒂涅上了一堂极其可怕的课，详细讲述法国社会当时年轻人可能面临的不同命运，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认为在社会上通过学习、天赋和勤奋就能成功，那简直是异想天开。伏脱冷为这位年轻朋友详细描绘了他面前的各种事业前景。结论非常清楚：即使他在班里名列前茅，历经许多委曲求全，很快进入光彩照人的法律生涯，他依然只能靠平庸的收入生活，没有指望成为大富大贵。

　　对比之下，伏脱冷向拉斯蒂涅建议的成功策略的确更为有效。年轻的维多莉小姐也住在公寓里，眼里只有英俊的拉斯蒂涅。娶了她，马上就可以染指一百万法郎的遗产。他可以在20岁时就拿到每年五万法郎的收入，马上达到他梦寐以求的检察官薪水的十倍，而要当上检察官，还得十年以后。这笔收入也相当于当时巴黎最富有律师五十岁时的收入，可当律师还得靠几十年的刻苦努力和阴谋诡计。

　　成功靠工作还是靠遗产？

　　十九世纪法国的收入和财富结构就是如此，法国最富裕之人的生活水平是仅靠劳动生活的人无法企及的。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还去工作?做事为什么必须遵守道德?既然社会不平等本质上就是不道德、不正当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变得彻头彻尾的不道德，使用一切手段获取资本呢?

　　在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的法国，靠继承财富及其收入而获得的舒适水平，只靠工作和学习的确达不到，这种情况众人皆知。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也非常相似。工作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财富的多寡，不管是靠继承还是靠婚姻。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各个地方都这样，而一战成就了过往世袭社会的自我毁灭。

　　诚然，劳动收入也不总能得到公平分配，但把这个社会正义问题简化成是劳动收入重要还是遗产重要也是有失公允的。虽然如此，民主现代性的基础是认为源于个人天赋和勤奋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或者至少我们希望向这个方向发展。

　　其实，伏脱冷的教导在20世纪的欧洲一定程度上不再管用了，至少一段时间是这样。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继承来的财富不再重要，并且或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学习成为出人头地的最可靠路径。今天，许多人依然相信，自伏脱冷教导拉斯蒂涅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靠学习、工作和职业成功，不仅更加道德，也更有钱赚。

　　伏脱冷的教导让我们关心两个问题，第一，从伏脱冷那个年代以来，我们是否能够确信，劳动收入与遗产收入的相对关系已经彻底改变?如果是，程度有多大?其次，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那么它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还会被逆转吗?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必须先介绍几个基本概念，以及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形态。收入一直可以表述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总和。工资是一种劳动收入，从定义上讲，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都是这两部分的总和：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这两部分中每一种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总收入的不平等越大。

　　第三个决定因素是这两方面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拥有高劳动收入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也享有高资本收入?从技术上讲，这种关系是一种统计相关性，其他因素相等的情况下，相关性越大，总的不平等程度越大。实际上，有的社会里，资本不平等严重，资本所有者根本不工作，那么这个相关性很低，甚至是负数。那么今天是什么情况，将来是如何呢?

　　现实劳动收入差距严重

　　在多大程度上，劳动收入不平等是温和的、理性的或者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个问题?的确，劳动方面的不平等总是比资本的不平等小得多。然而，忽视它们也是相当错误的，首先是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收入的2/3到3/4，其次是因为国家之间劳动收入分配方式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公共政策和国家差异对这些不平等和许多人的生活条件有重大影响。

　　在劳动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比如1970-1990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上层10%的人拿到总工资的20%，最底层拿到50%。在工资不平等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包括当今的多数欧洲国家，最上层人群占有总工资的25%-30%，中间阶层人群约占30%。

　　在多数不平等国家，最上层10%拿到工资总额的35%，最底层50%只拿到25%。换言之，这两个族群的均衡状态几乎被彻底逆转了。在最平等的国家，最底层50%在总收入上接近最顶层10%的两倍，然而在最不平等国家，最底层50%比最上层10%还少拿1/3。如果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出现的劳动收入日益集中还要继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最底层50%拿到的总报酬只是最上层10%的一半。这种演变显然不一定真的持续下去，但这一点说明，近期发生的收入分配变化绝不是毫无痛苦的。

　　具体地讲，如果月平均工资是2000欧元，平等分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结果是最上层10%每月拿到4000欧元(最上层1%为10000欧元)，中间40%每月拿到22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1400欧元。而在更不平等的分配方式中(美国)，则形成明显陡峭的层级：最上层10%每月7000欧元(最上层1%每月24000欧元)，中间的40%为2000欧元，最底层50%只有1000欧元。

　　对受惠最少的半数人口而言，这两种分配方式之间的差别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即便考虑税收和转移支付，如果一个人每月收入1400欧元而不是1000欧元(额外增加40%的收入)，那么对生活方式、住房、度假、项目投资、子女花费等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这两种分配方式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人一辈子每月挣7000欧元而不是4000欧元的人，不会花钱买同样的东西，不仅会对所买的东西而且对他人也会产生很大影响：例如，这个人可以雇佣收入不高的人来服务于他或她的需要。如果美国的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收入最高的10%每月挣9000欧元，中间的40%每月挣17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只有800欧元。收入最高的10%因此可以用一小部分的收入雇佣许多最底层50%的人充当家庭佣人。

　　显然，这一同样微薄的工资和上述两种非常不同的劳动收入分配方式是不矛盾的，但却会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迥异的社会现实。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不平等可能激起冲突。因此，了解决定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非常重要。

　　资本收入拉大贫富差距

　　虽然劳动收入不平等有时被视为温和不平等，不再会激起冲突，但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资本所有权分配相比较的结果，而后者在每个地方都是极端不平等的。

　　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还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约50%。当下，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在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

　　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

　　如同工资不平等的情况，重要的是要很好把握这些财富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设想有一个每位成人平均净财富为20万欧元的社会，当今最富裕的欧洲国家大体属于这种情况。这一私人财富可以划分成两个大致相等的部分：一方面是房地产，另一方面是金融和商业资产。

　　如果最贫穷的50%占有财富总额的5%，那么从定义上讲，这一群组的每个成员平均占有全社会每个成员平均财富的10%。在上一段落的例子中，这意味着最贫穷50%中每人平均占有净财富2万欧元。这不算小数目，但与社会其它财富相比就非常少了。

　　具体而言，在这样一个社会，最贫穷的半数人口一般都是庞大的数目(一般占总人口的1/4)，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财富，或者顶多几千欧元。实际上，有些人仅拥有负的净财富(他们的债务超过资产)。其他人拥有少量财富，约6万到7万欧元，也许还多一点。这些情况，包括存在大量绝对财富接近零的人员，导致最贫穷的半数人口平均财富约为2万欧元。

　　对这一半数人口来说，财富和资本概念是相对抽象的。对数百万人来讲，“财富”加起来不过是支票账户或低利率储蓄账户里几个星期的工资、一辆汽车和几件家具。无法逃避的现实是：财富非常集中，社会中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这种情况的存在。

　　在天平的另一端，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0%。因此，该群组每个成员平均拥有该社会平均财富的6倍。

　　总收入不平等或更极端

　　最后，让我们转向总收入不平等问题，即劳动收入加资本收入。不出意料，总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居于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之间。也请注意，总收入不平等更接近劳动收入不平等而非资本收入不平等，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总收入的2/3到3/4。具体地讲，在20世纪70、8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平等社会里，收入层级的最上层10%占有国民收入的约25%(当时的德国、法国是30%，现在则高于35%)。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最上层10%占有国民收入的50%(最上层1%占有约20%)，旧制度及美好时代之时的法国和英国是这种情况，当今的美国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有可能想象出财富集中度更大的社会吗?可能不会。例如，如果最上层10%占有年产出的90%(和财富分配一样，最上层1%占有50%)，革命就可能发生。说到资本所有权，这样高度集中度早已成为严重政治紧张的源泉，用全民公投通常难以调和。

　　即便如此，也没有理由断言最上层10%永远不会占有国民收入的50%以上，或者这种象征性门槛一旦越过，一国经济就会崩溃。实际上，现有历史数据还不够完善，这一象征性极限已被突破也并非没有可能。尤其是，在旧制度下，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夜，最上层10%可能已经占有国民收入的50%，甚至60%还多。其他传统农业社会也可能已经是这种情况。如果劳动收入不平等继续像最近几十年一样渐增，那么美国在2030年左右就可能创下新纪录。最上层10%那时会占有国民收入的约60%，而最底层半数人口只拿到区区15%。

　　在这一点上，我坚持认为，重要问题是不平等的合理性而不是大小。这就是为什么分析不平等的结构非常重要。一个社会的总收入分配达到非常不平等(最上层占有约50%，最上层1%占有约20%)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达到这种高度不平等的第一种方式是“超级世袭社会”(或“食利者社会”)：在一个社会中，继承财富非常重要，财富集中度达到极端水平。那么，总收入层级由非常高的资本收入主导，尤其是继承资本。这是我们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和欧洲所看到的格局，各国总体上差异很小。我们需要弄清，这种所有权结构和不平等是如何出现和持续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只属于过去(当然除非它们也与未来相关)。

　　达到这种高度不平等的第二种方式相对较新。这主要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创造的。这里我们看到，非常高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是一个“超级精英社会”的结果。人们也可以称之为“超级明星社会”。换言之，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是收入层级顶端是非常高的劳动收入而非继承财富收入。

　　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两种逻辑在每个社会都会起作用。美国当下主要的特征是：创纪录的劳动收入不平等和与传统社会或1900~1910年欧洲相比不太极端的财富不平等水平。不要忘记，它们可能在未来的这个世界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如果是这种情况，未来将出现一个新的不平等世界，比以前的任何社会都更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