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和转型期的反凯恩斯政策

如果说科尔奈的短缺经济论只是肤浅的微观经济学，则他的“软约束”理论对危机应对的误导，在于火上加油的反凯恩斯政策。

笔者在2006年就指出，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和宏观经济的经验是矛盾的。假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低效亏损，全靠政府补贴维持，则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或通胀率必然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但高通胀在拉美最常见，高赤字在发达国家更流行，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才喜欢玩货币或债务的游戏。存在金融和破产法的国家，某种程度上都是软约束。科尔奈理想的“硬约束”世界，发展中国家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强，因为穷国难以借款和发债。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援救金融寡头和汽车寡头的软约束，超过任何国家。社会主义国企的真实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但是政府害怕国企破产会导致社会不稳，就只能鞭打快牛，抽肥补瘦。一旦中国把国企的社会包袱剥离给地方政府，从土地增值或增加出口获得新的资源，并让国企和民企、外企互相竞争，中国国企的竞争力就大幅改善。东欧一刀切的“硬约束”和西方补贴消费而非补贴创新的“软约束”，实践证明西方短视的“民主”政府都不如中国远见的“协商”政府高明。

要命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鉴定出来的转型经济学权威，给东欧执政者提供错误的政策指导。他们以为国企效率低的原因不是技术、人才、或营销，而是软约束的补贴。在国企面临进口商品难以抵御时，政府还给国企断粮，结果不但没有给国企改进生产率的机会，反而加速倒闭，使宏观形势恶化。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转型期适度的软约束，把财政补贴优先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改善企业的竞争力，其次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给下岗工人提供转业的机会。而东欧的软约束用于企业破产后的失业救济，西方的软约束用于维护金融寡头的垄断地位，这自然无助于国际竞争力的改善。称赞东欧是“高人权增长”的经济学家，究竟了解多少东欧的现实？

西方主导的市场机制为何加剧东欧的社会动荡

读者一定疑惑，法制和福利都比美国完备的欧盟，为何不能带来共同富裕？因为东欧入盟有西欧制定的苛刻条件，但是西方资本进入东欧不受主权国家的节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以增加地方的积极性。欧盟的整合是主权国家向欧盟让渡货币和财政的主权，才能和联邦制的美国竞争。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维护的是德法核心区，而非边缘区的利益。西方的民主法制和中国的统筹协商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市场运作机制。

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是不对称的力量平衡的结果。经济上衰落的东欧国家低首申请入盟，哪有多少谈判资本。中国的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牛，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越来越强，才能不断改善中国企业的国际环境。

柏林墙瓦解后，大举涌入东欧的西方资本，并不投资风险大的技术更新和周期长的基础建设，而是土地廉价的房地产，造成东欧的房地产泡沫。房价抬高物价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削弱而非改善本地企业的竞争力。东欧中青年在本国缺少就业和提薪的希望，不得不背井离乡到西方打工。然而欧盟东扩加重西欧富国的财政负担，经济增长放慢，失业率增加，除了英国和爱尔兰之外，德法等主要工业国家并不欢迎新移民。大批在英国打工的波兰人，只能找到类似修下水道那样脏臭低薪的工作，被英国人讥笑为“波兰管子工”。来自东欧的女大学生只能竞争服务业中非洲黑人的岗位，大批女大学生成为西欧妓女的主要来源。人口急剧老化的东欧和西欧，出现前所未有的西向大移民。乌克兰人填补波兰建筑业的劳力缺口，俄国人又去填补乌克兰的缺口。和埃及动乱的原因相似，东欧、西欧和中东的动乱，都源于失业年青人、尤其是失业大学生的不满和骚动。

东欧政党为何从西化转为自立？

从1950年代到2010年，匈牙利一直是西方爱护的“自由经济”的明星。1956年匈牙利爆发反对苏联的示威，引发苏军干预。1968年，匈牙利共产党的新领导卡达尔在东欧首先推行市场化改革。1990年匈牙利最早在东欧实行多党制选举。被科尔奈不指名批评，变色逆转的匈牙利现任总统，当年正是反共反苏起家的学生领袖，2001年还获得以保守闻名的美国企业协会颁发的“自由奖章”。不料匈牙利入盟后危机连连不断。

金融危机前，东欧的房地产泡沫由于外国银行的热钱流入而推风助燃。危机期间，外国资本回救母国，导致东欧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汇率贬值。匈牙利外资银行的房地产抵押贷款用外币结算，加重而非减轻本地购房居民的还贷压力。匈牙利政府只能求助IMF贷款，但是贷款条件是匈牙利必须实行紧缩政策，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GDP下降6.4%，受害远超危机发源地的美国。

转型前，匈牙利居民已经习惯社会主义带来的高福利，包括普遍稳定就业，全民免费医疗，高校免费教育，女工生育除了有24周的全薪产假外，还有长达3年保薪70%的产假。相比之下，美国只给母亲12周无薪的产假，职业妇女生育往往面临被解雇的风险。转型后，匈牙利经济的福利政策难以为继。试图改革的中左政府，包括看病和住院要增加收费，大学增收学费，养老金私有化，削减产假补贴等等，结果遇到极大阻力，反对党借机反对大学医院的收费获得民心，公民投票否决福利改革，再次变更政府和政策。

2010年重新上台的中右政府获得多数议席控制国会，开始推行“国进民退”，把“自由化”逆转。新政府立法强迫外资银行将外币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转为匈牙利本币结算，以减少货币贬值给本国居民带来的还贷压力。所谓“藏富于民”的私有化养老基金，金融危机中大幅缩水，引起民众恐慌，匈牙利政府不得不把养老基金重新国有化以稳定民心。虽然中右政府大选许诺取消了大学学费，但是危机下不得不变招削减给大学的补贴，重新引发学生和教师的抗议。为了强化施政能力，国家掌握的媒体公开谴责反对派受外国势力支持。欧洲议会和欧盟对匈牙利政府公开谴责时，匈牙利政府用捍卫国家利益的姿态争取民意，公开反对欧盟走向美国模式的联邦制，要求更大的国家自主权。

科尔奈不敢承认匈牙利政局的逆转是西方主导的自由化造成的，反而转移目标，指责西欧面临的变色威胁，来自俄国和中国的红色资本主义的“专制”势力。不如来看看，为什么欧盟内斗的结果导致民族主义的高涨。

欧盟东扩为何从希望转为失望？

尽管OECD和世界银行从1995年开始就用发达国家的高帽子奖励东欧国家，但是东欧的老百姓从实际体验中，很快尝到西方自由的真实后果。东欧国家把自己的核心产业廉价转让给国际资本，倒也换来向西方移民的自由。柏林墙倒塌时，最欢欣鼓舞的是向往西方的年青人。西欧的高消费加上东欧的高福利，一度成为东欧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东欧的民众很快发现，他们得到的是不自主的民主和不平等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的现实，当然任何新古典或转型经济学的教科书都讳莫如深。

欧盟1993年制定加入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开始推行欧盟和北约的东扩政策。2004年开始陆续接受东欧转型国家入盟。2005年欧盟内部的区域矛盾就已经加剧。入盟东欧国家的选民失望之余，就投票赶下主持入盟的政党。北欧和西欧富国民众体会到的也是东扩的代价而非好处，不但税负增加、福利减少，而且年青人的就业越来越难，愤怒洒向西来寻找工作的东欧移民。这就是法国和北欧反移民的新纳粹党兴起的原因。西方执政党为了减少欧盟的负担，只能压迫东欧和南欧国家削减开支，减少福利，又引起东欧和南欧的执政党的抵制，激发起欧盟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强调民族国家的历史和主权。

德国统一的金钱政治为何赢了冷战、弱了欧元？

欧盟的建立和东扩，依赖的是德国的经济和法国的政治，法德精英设计的欧盟和欧元，其政治目的是不战而和平统一欧洲，包括乌克兰和俄国的欧洲部分，经济目的则是对抗美元霸权，让欧洲重新自立，和美国东亚一起三分天下，同时摆脱美苏的辖制。但在操作上，德法无法在军事上与美苏抗衡，走的是和平演变的议会道路。

西德最高明的战略是制造西柏林高消费的假象，西德各州出资补贴西柏林的高消费，再通过大众传媒影响东欧民心。西德对东德单方面开放边界，制造“自由世界”的形象，鼓励东欧人偷渡。笔者曾在1985年开车到捷克、东德、西德一游，东德边界这边如临大敌，军人警察和美国一样全身武装，外加警犬探照灯，汽车前后彻底搜查。笔者一行的汽车进入西德却比进入公园还要简单，西德边卡只有一人，既不看护照，也不收费，挥挥手就让我们通过。这种“制度自信”让我大开眼界。

东西德统一后，我受邀在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我惊讶地发现德国统一后的新首都柏林一片萧条，周末中午讲完课，想请学生吃饭，竟然找不到开门的餐馆。疑问之余，西德学生才告诉我西方赢得冷战的内幕：原来冷战时代西柏林的虚假繁荣是西德各州的财政补贴造成的。东德社会主义政权一垮，西德各州财政自负盈亏，柏林没有工业，财政亏空，自然无法与南德各州竞争。

西德经济学家告诉我更糟的是两德统一的“民主政治”。德国统一时，西德纳税人抱怨西德支付给东德的巨额补贴。主导两德快速统一的西德总统科尔，为了获取东德居民的选票，不顾经济学家的警告。他利用总统特权突然宣布，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的兑换率是一比一，等于直接从天上给东德居民撒钱，须知当时的黑市真实兑换率是六比一。东西德在1990年7月1日实行货币统一，离柏林墙垮台的时间不到一年。德国货币统一的速度比东欧的休克疗法还快，后果更影响深远。

东德居民有巨大储蓄，生活水平远高于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买东德制造的小汽车据说要等十年。东德民众一旦获得大笔西德马克，立即抛弃东德自产的价廉物美产品，购买西德的时尚商品，使东德企业一夜之间就失去国内市场。以往东德的产品一半出口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可以用卢布计算或作易货贸易。一旦转为西德马克结算，东欧国家缺乏硬通货，东德企业又失去传统的出口市场，导致东德企业大面积倒闭。两德统一前，东西德的许多名牌企业，例如东西德著名的蔡司公司，一度谈判平等联合。但是东德企业一旦失去国内外市场，就失去市场竞争的话语权，导致东德私有化的结果是东德的核心企业全面被西德无价接管，私有化的净资产为负，即西德企业接收还以污染等名义收到补贴，东德企业的管理层全部被淘汰，导致东德员工和西德管理层之间的严重对立。

西德工会害怕东德企业的廉价劳力会和自己竞争，从而保不住已有的高福利，就游说国会立法，要求东德企业的工资水平向西德“收敛”，无视东德企业改善竞争力的实际能力。结果东德劳力比美国还贵，使得在东德的外资企业无利可图。即使爱国的西德资本，宁愿投资劳力便宜的宿敌波兰，也不投资东德，导致东德长期衰退。

东德转型十年萧条的代价由西德选民支付，每年西德对东德转移支付的金额高达东德GDP的一半。科尔赢得选票和德国统一之父的美名，德国的竞争力和增长率实际大减。巨额财政负担使德国利率上升，马克走强。这对实行联系汇率的英国成为不堪重负，率先退出联系汇率，使欧元区难以做强。

相比之下，中国的双轨制改革和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模式，给混合经济带来互补学习和良性竞争的时间空间。我对德国与中国转型的比较分析，获得德国经济学家和听众的巨大回应，多所大学和研究所请我去讲演，因为我说出德国主流媒体不敢面对的问题和原因。

休克疗法和北约欧盟东扩，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消除了东欧国家成为西方竞争对手的可能，但是后果是东欧经济的衰败加剧了欧盟东扩带来的地区差距和社会动荡。危机中，人口老化的美欧日都面临福利社会、军备竞赛、和北约东扩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无法实行凯恩斯的财政刺激政策，竞相采取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对外转嫁危机，出现西方政治上高唱联合，经济上相互拆台的奇观。

对比苏联垮台和中国崛起的历史，我以为前苏联领导人的短视和邓小平的远见源于导致对开放竞争的不同政策和后果。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高估了西方体制对东欧人民的吸引力，才会用封闭经济的控制政策来限制人才外流，从而失去知识分子阶层的向心力。邓小平大胆放开出国留学政策，相信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最终会吸引留学生回国，使中国获得了西方技术的同时也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心。实际上，中国和东欧的人口远大于西方，解决就业问题的潜力也高于西方。一旦允许中国和东欧的人口有序移民，西方宣传的“自由”在移民和就业问题上就成为无法兑现的空话。柏林墙瓦解后，美国在墨西哥边界大建封锁墙阻止非法移民，西方各国都用“工作许可证”来限制外国留学生的就业。金融危机加剧西方国家的外来移民和殖民地宗主国的矛盾。

是谁埋下匈牙利民族矛盾的火药库？

欧洲和中国历史的最大差异，就在分与合的历史趋势。中国有两千年统一的历史，因为统一的力量才能应付游牧民族的威胁，长城的建筑史，对国家认同的意义，大于单纯的军事防御。黄河长江的水灾和旱灾，也只有中央集权的效能政府，才能应对。欧洲从罗马帝国、拿破仑、希特勒、到欧盟，统一的向心力老是敌不过分裂的离心力。市场和民主的机制，分权易、整合难。因为主权国家的形成，都是战争的结果。欧洲商业帝国的霸权，从希腊、罗马，到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欧洲历史上的频繁战争，大国兴衰取决于贸易通道的变更，而非地理位置的优势。西方的拼音文字，又加剧了民族文化的冲突，不如中国汉字对不同方言的凝聚力。

匈牙利的文字独特一支，16世纪就设立大学，科技教育水平享誉东欧。美国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和氢弹之父泰勒都是匈牙利科学家。为什么匈牙利转型后的经济表现远不如波兰、韩国和中国呢？科尔奈开口闭口声称自己是匈牙利人，却不敢点明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历史原因。

历史上，匈牙利几度是东欧历史最悠久和最先进的国家。历史上，在对抗蒙古和土耳其入侵的多次战争中锻炼出强悍的民族性。公元十世纪建立的匈牙利王国的势力一度达到今天的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十九世纪建立的奥匈帝国一度是中欧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一次大战失败后，奥匈帝国被肢解，匈牙利失去70%的领土，60%的人口，也失去海军，成为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大约30%的匈牙利人留在罗马尼亚、捷克、乌克兰、南斯拉夫等国成为少数民族，许多人受到歧视性待遇。多民族融合的奥匈帝国被“分而治之”的民族国家取代后，匈牙利王国的原料产地、制造业、和市场被切割，成为西欧的依赖经济。加入欧盟后由于不利的地缘政治，匈牙利经济进一步被边缘化，这使匈牙利民众怀旧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增，成为首先挑战欧盟集权政策的国家。

一战后以英国财政部官员身份出席凡尔赛和约谈判的凯恩斯，在1919年发表名作“和平的经济后果”，尖锐批评英法强加给德国的严苛条约，将在经济上摧毁德国，从而制造下一次战争。但是英国和法国的议会政治，导致英法政治家为了短期的选票，不惜牺牲欧洲的长远利益，导致大萧条和德意法西斯上台。希特勒发动二战的号召就是要改变凡尔赛和约留下的不平等格局，才得以获得德国失业民众的支持。

匈牙利的问题与此类似，只是匈牙利的实力比德国小得多，不得不隐忍至今。1920年在凡尔赛特里亚农宫签署的特里亚农条约，在中欧种下的民族矛盾持续发酵。和凯恩斯相比，请读者自己判断，谁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明智的政治家？

俄国的北约幻想和地缘政治

笔者认为，科尔奈指责俄国在乌克兰违背国际法，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从而威胁了西方的民主世界，这更是颠倒是非。

戈尔巴乔夫天真地以为冷战只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苏联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从东欧撤出苏军，以为可以换来西方的对等诚意。不料苏联瓦解后，北约不但不解散，而且东扩到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

俄国总统叶利钦在1990年退出苏联，解散了苏联共产党之后，兴冲冲地到西方申请俄国加入北约，不料遭到拒绝。叶利钦不懂历史上严苛的地缘政治，假如超级大国俄国也加入北约，西方中等强国如何能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叶利钦面对大幅下滑的经济和民意，在下台前痛定思痛，才一手扶植有民族意识的普京上台，并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转而来反对北约的东扩。

乌克兰：废核骗局和分裂代价

乌克兰寻找国家定位的历史更是曲折认识。九世纪建立的公国基辅罗斯，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共同祖先，语言文化和俄罗斯相近。乌克兰的大草原无险可守，其地理位置先后成为蒙古、立陶宛、波兰、俄国和德国争霸的战场。

苏联解体时，乌克兰的人口、核武器、军火工业的实力可以和法国相当，又是农业大国，所差的只有民用工业。经济科技军事实力远超过波兰。如果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很快会成为中欧的强国。如果领导人明智，可以左右逢源，成为俄国和欧盟争相讨好的对象，不难从俄国得到能源的价格优惠，也不难和欧盟谈判对等的贸易条件。可惜历史上出过许多军人、艺术家、科学家的乌克兰领导人，没有一点国际政治的本领，连温州农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常识都没有。当时西方急于解除乌克兰仅次于俄国的庞大核武装，许诺给乌克兰巨额援助。等到天真的乌克兰领导人自愿把前苏联留下的核武器移交俄国，西方国家干脆赖掉许诺的援助，乌克兰从此失去国际谈判的筹码。乌克兰失去购买配套零部件的财力，大批农业机械陷于瘫痪，昔日粮仓变为大面积抛荒。苏联仓促瓦解使货币体系混乱，和俄国专业分工休戚相关的东部重工业也陷于瘫痪。原来乌克兰的经济优于俄罗斯和波兰，休克疗法使乌克兰成为东欧经济下降最严重的国家。

乌克兰在苏联时期民族矛盾并不显著，经济大跌，东西对抗，加剧了历史上遗留的民族矛盾。西乌克兰有大批波兰人和德国人的后裔，东乌克兰有大批俄裔的居民。东部的重工业区必须和俄国整合才有出路，西部的农业区则期待西欧的投资和市场，北约欧盟东扩和颜色革命加剧了乌克兰的分裂和内战。

科尔奈拿乌克兰动乱说事，单方面指责俄国，还把中国扯在一起，失去经济学家起码的客观性。连德国政治家也公开承认，首先改变边界现状的是北约的科索沃战争，俄国反而力图维护南斯拉夫的原有国界。

讽刺的是，当年积极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匈牙利中右政府，再次上台后作了U型逆转，用加强和俄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来应对经济下降和欧盟压力。恰恰是西方大国的自私短视，迫使匈牙利重新向东方寻找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新轴心国结盟的恐惧和神话

平心而论，科尔奈对于中俄联手的恐惧来自他的西方靠山。我去年秋在美国参加过一次欧债危机的国际研讨会。会议从南欧在危机中被德国与北欧边缘化的辩论开始，以惊呼美欧将被中国边缘化的危机感告终。与会的西方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一致认为：过去三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把技术和产业转移到中国，如今大局已难以逆转。美国提出的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贸易联盟，目标是西方自保，而非遏制中国，因为西方的实力已经无法遏制中国和新兴市场的挑战。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科尔奈这位匈牙利的转型经济学家，居然来教训美国还在犹豫不决的政治家。科尔奈发明的新轴心国的国际战略，比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返亚洲还要宏大。科尔奈不提让西欧提心吊胆、美国进退两难的恐怖主义和中东动乱，也开不出欧盟如何对俄国的强硬处方。他在德国、英国开始竞相拉拢中国的时候，高调声称最危险的专制威胁，是来自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共产党国家中国和越南，不经意间打乱美国制造中越纠纷的棋局。俄国本来和日本一样，在国家定位上究竟西向还是东向左右为难。科尔奈把粉红和深红国家绑在一起打，迫使俄国和中亚国家向中国靠拢，岂不是美国的最大噩梦？本来美国政治学权威杭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把西方文明面临的威胁界定为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结盟，设想东正教文化的俄国和天主教的拉美，会加入西方的基督教统一战线。科尔奈把俄国和中亚都推向中国的怀抱，能对抗泛红威胁的绿色力量在哪儿呢？科尔奈的经济学本领只会移动预算约束直线，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分析不如投行的分析师，如何能学凯恩斯的国际政治眼光？

说实话，我很希望看看，美国如何试验科尔奈的遏制新政。美国遏制政策的高峰是朝鲜战争，结果打出一个工业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苏联撤走科技专家，逼中国自己研制成功两弹一星。美国不许以色列卖雷达预警飞机，加速中国研制出自己的军工武器。中国支持越南打抗美战争，结果恢复了中国的联合国的地位和美中建交。美国危机前后打货币战争，打出金砖发展银行来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美国在东海、南海制造纠纷，不但推动中国加速海军建设，打造渝新欧的陆上丝绸之路，发展中俄欧的新汉莎同盟，而且会加大西北的开发力度，再造中国的江河流域。文化战和网络战方兴未决。中东战争和金融危机后，西方普世价值的神话已经大大褪色。多元文化超越西方中心论，在东西方都已成为新的学术潮流。剩下的牌，还有核战争和生物战争，没多少牌美国能稳操胜券？说实在的，二战之后，西欧已经没有热战的勇气了。北约也好，日美日奥同盟也好，靠的都是美国大兵。一旦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泥潭，美国国会的军事拨款更是每况愈下。遏制政策的经济基础何在？这是科尔奈不敢展开的议题。

其实，西方风险和成本最小的遏制方案，是在开放交往的过程中给中国精英洗脑，培育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上台自废武功，等待中国的叶利钦把中国拆分，方能根除中国威胁西方的可能。如果现在就实行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岂不断绝自由派或亲美派在中国执政的可能？自强以后的中国，将来不管是坚持共产主义的旗号，还是打出新儒家的旗号，都是比普京还要难缠的对手。。

科尔奈的两次转型的教训

科尔奈名噪一时，自然不是可以轻敌的学者。中国目前关于中国道路的辩论，正处于胶着状态。因为拉美、东欧已经吃到的依赖经济的苦头，让中国政府避免了；而民众对西方民主的弊病，还缺乏切身的经历。有科尔奈上课，其效果远超国内大学的政治课。读者们别可错过这学习的机会。

科尔奈从青年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年转型为自由主义，晚年变为提倡遏制政策的新保守主义，揭示出转型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等于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政府在经济作用的最小化。市场经济面临的不稳定性、失业压力、贫富分化、国际环境的冲击等等，都有可能表现在市场化程度、私有化走向和政府作用的强度上发生调整和逆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开放竞争，谁胜谁负？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能否整合？目前还没有定论。

第二，福利补贴和政治稳定之间没有简单联系。前苏联对东欧能源和消费的巨额补贴，并没有赢得东欧民众的感恩。同样，冷战时期的马歇尔援助也无法确保西欧日本对美国的忠诚。东欧、西欧、和美国的高福利都是难以持续的。一旦国际竞争力下降，过高的福利制度就成为改革调整的巨大障碍。这在东方西方都一样。

第三，全球化使国家的作用增强而非减弱，因为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网络效应，加大了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差距。开放竞争的结果有两种：拉美和东欧的依赖型开放很难抵御国际资本的短期自利行为，中国和东亚的自主型开放才有可能走出依赖经济的陷阱。没有自主能力的高收入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也没有自主能力和稳定前景。

第四，市场化和民主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发展经济如果只靠市场机制，否认政府干预和社会制约，必然只有少数人获利，最终引起多数人的质疑和反对。金融寡头也好，跨国公司也好，黑金势力也好，最终都要寻求外来强权的支持。当代鼓吹自由化的势力，最后的靠山都在寻求美国霸权的支撑，不惜牺牲本国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问题是，美国的经济、政治、金融和文化霸权，在二十一世纪还能持续多久？美国人民被科尔奈一类的智囊忽悠，还有多少空间？

科尔奈从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新保守主义的两次转型，带来生动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的教训。中国人如何辨明自己未来的道路，请读者讨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