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提出“所有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143页）被11届3中全会称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78年12月《11届3中全会公报》）“唯一标准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而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可知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按照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规律法则运动的，如因果性和必然性等，人们可透过现象掌握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真理）以指导实践，世界是可知的，真理是可知的。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对实践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概述为：“唯物辩证法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9页）即实践是可知论范围内的实践，《论持久战》和抗日战争实践就是可知论的光辉典范。“唯一标准论”者片面引用毛主席关于实践的个别论述，无视毛主席认为更为根本的唯物辩证法，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阉割。

    邓小平“唯一标准”论的核心是反共，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因为它没有经过“唯一标准”共产主义社会实践的检验。既然不承认共产主义是真理，就不承认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怎么可能去指导人们进行实现共产主义的实践呢？因此，“唯一标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任何正确理论真理性的彻头彻尾的否定。更为根本的是，未来的共产主义是没有经过“唯一标准”实践的检验，其它任何方法又不能证实它是真理，既然共产主义不是“真理”，那么，为之奋斗的共产党的存在不是荒唐吗？“唯一标准”论者在根本上否定共产党存在的合理性，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实行公有制的共产党，极力“改革”成了为资本主义奋斗的披着共产党外衣实行私有制的私产党，根本颠覆共产党。

    “唯一标准”的不可知论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对社会的极大危害性，它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把“实践标准”推向极端，淡化普遍真理——唯物辩证法，达到极右的目的，核心是否定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否定共产主义理论，否定共产党存在的合理性。具有这种思想基础，就是一个反共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