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总结及反思

　　二、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结构之理

　　第一部分主要从行动者团队参与的角度，对以开封市(含区县)的一些村庄为代表的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主要的跨年度事件进行了回顾。显然，行动和事件的发生，只是复杂的社会结构关系所容许，或者其中能动的要素关系运动的结果。从哲学上来看理与事的关系，事是个别，理是一般;事是偶然，理是必然;事是具体的，理是抽象的。换言之，受一定时间地点人物情景局限的“事”，在没有特定地间地点人物情景局限的“理”中;而理，则可以在事先，在事中，在事外，理是超越特定的事件活动的，二者是体表关系。

　　就开封市10年来由知识分子(以高校师生为代表)与基层社会相结合而做出的如上乡村建设事件，作为“个别、偶然和具体”，体现、蕴藏了什么样的“一般、必然和抽象”的社会关系机制之理呢?鉴于理一般分为正题、反题和合题等不同角度，本部分也就主要从这三个不同方面来分析决定开封市10年新乡村建设运动这一特定现象、从事中来又超越于具体事件生发过程的当前社会结构关系之理。这个理，才是解读当前及今后长时段内在不同地域、人文、经济、资源等现实条件下开展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关键。

　　(一)反题：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工业化的“成本转嫁机制”导致“三农”问题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百年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资本化发展的问题”;百年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就其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成本转嫁机制”。11

　　就改革开放时代而言，这是中国在新时期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下融入金融全球化，在中央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之后，路径依赖般地以地方资源资本化的方式大幅进行地方工业化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它高擎发展主义大旗，以国家现代化的制度变迁方式，追求地方工业化和资源资本化的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致贫”、“致乱”、“致害”等严重后果积累并转嫁到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成本转嫁机制”。推行市场经济的各级政府和各种资本实体，在助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同时，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没有谈判地位的亿万小农，以一切可能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其由强势群体转嫁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转嫁于土地和资源环境——这种“成本转嫁机制”破坏性之大，超过近现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段。12其最严重后果表现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显得严重并在本世纪初一直加剧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化学化和小农破产化问题。小农经济遭遇货币化的涉农垄断市场，从技术上选择了高投入、高成本的农业化学化和机械化，从经济利益链上只能获得作为生产者单一环节的微薄利润因而趋于破产化;这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源头，也是农业“增产不增收，优质不优价”、难以现代化的源头。第二，农民群体的经济政治问题，包括农民群体性事件增多问题和群体福利感等问题。当分散小农户遭遇体现主导性经济发展作用的国家权力的时候，会出现对抗性冲突所导致的负外部性问题，即乡村治理和社会不稳定的政治问题;同时由于农民增收困难，农民群体难有尊严和体面而缺乏生活福利感的问题。第三，乡村总体性衰败的问题。就小农所在的基本单元——村庄内部群体特征而言，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逐渐出现了“空洞化”的现象，即以“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群体)为主的现象;出现了生产衰败、生态衰败和农村社区社会关系日趋瓦解、乡土文化体系性的衰败现象。“地方‘跟进型’工业化等这些外部强势物种进入乡土社会，使得村社共同体遭到彻底衰败的危险。”13

　　“三农”问题的加剧，反过来又会加剧中国现代化结构性困境。一方面，从整体和长远来看，作为底层的农民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实际获益和心理满足的失衡越来越大。农民在短期内要大规模增收是个小概率事件;普通村庄要城市化是个小概率事件;绝大多数农民变成市民也是个小概率事件。在小农经济难以现代化的情况下，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将会终结在“丰衣足食”的水平上，或者说，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将长期延续。然而，现在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却主导了整个社会价值观，农民的消费欲望被吊起，却在“致贫”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系中内需条件不足，缺乏满足其欲望的手段，这是个很矛盾的张力。另一方面，各种化学化、产业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只会加剧中国的现代性危机。随着现代化的开启，尤其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外资大举进军中国，中国融入到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生产体系。由此，严重影响着人类文明和自然生态的全球性危机，在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区域分化、城乡分化等社会问题之后，也进军到了中国农业领域，迫使小农分化，并形成机械化、化学化、生物技术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必然会导致农业生态环境系统持续退化，农业面源污染加重，主要表现在地力下降，土壤、水体遭受污染，出现超级杂草、超级害虫，生物多样性下降，食品营养不均衡，食品和水体受到污染等等14环境问题;此外，“大量小农户破产倒闭，越来越多的农民弃农经商、进城谋生;中国吃饭问题要靠国际市场满足;社会将在食物链供应环节出现动荡危机。”15这必然影响到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加剧本世纪以来中国最深刻的现代性问题。

　　总之，地方工业化作为地方乡村建设运动的反题，在加速地方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造成地方乡村社会总体性衰败，并最终必会导致整个国家层面上的全面危机。显然单纯的经济发展无济于事，只会加剧社会冲突、动荡甚至生态灾难。怎么办?吕新雨主张：“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新乡土主义，重新讨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重建城乡的互哺、互动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目前中国城市和乡村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并为改变不平等的世界格局探索新的可能性”16。于是乎，当代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历经十余年的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具有成为必要、紧迫和重要的巨大势能。无疑地，开封市新乡村建设运动长达10年的经验性实践包括其中，实是冀希望应对或者缓解作为乡村建设“反题”的地方工业化发展进程。

　　(二)正题：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基础、条件和经验特点

　　1. 乡村内在基础

　　从本质上讲，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基本主体，是在现代化制度“成本转嫁机制”下直接承受“三农”问题的广大农民及基层干部群体。第一，是因为民众追求幸福生活和人生价值的最基本愿望。这种愿望是小农对改善自己在货币化社会中不利的市场困境、生活困境、甚至满足文化需求、提升社会政治地位的盼望。基层干部和群众由于不能离土到城市里去，只能留守在乡村，他们很想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处境;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也期望家庭日常生活结构完整、功能完善，也盼望着把世代定居的村庄建设好，在乡村实现个体自尊、自信而体面的人生价值。诚如费孝通所言：“力量在老百姓中间，要靠存在于民间的，普遍的，真实的实力。区域发展的真正持久地，广泛的动力，永远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最基本的愿望”17。第二，是因为尚存集体化时期的一些老年群体及其经验。毛泽东时代以村社为基础单元的集体化实践，其一大结果是在农村仍存留大公无私、走群众路线的、有技能、有热情为社员服务的一些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教师和乡村医生，他们凭着年轻时的经验，也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为乡村建设发挥余热。第三，是因为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及家族制度等仍具有一些基本的内在潜能。乡土社会中仍多少残存有或者是自发复兴的传统文化体系，使得当代乡村留守人员多少有保存村庄历史的本能愿望和传统经验。比如家族家谱祖坟记忆、公田记忆、村社文化共同体记忆等等。所以，但凡有一点外力引发的希望，或者乡村资源整合的合作的希望，他们便愿意以身试之，以责担之。

　　2. 外在条件

　　首先是执政党在中国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的自觉体认和一系列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战略举措和制度安排。执政党清楚：其经济基础不可能是细碎化的小农经济;而分散的小农户也不可能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因“三农”问题严重而引发的经济发展困境和乡村治理困境，已成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其解决得好坏与否，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于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产值和财政税收占绝对优势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形势下，出现了政策环境利好的局面：从本世纪初，执政党就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重中之重”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中央政府2005年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2006年提出了“农业多功能性”观点，2007年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国家战略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8年提出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此后每年中央对“三农”领域都要进行高达几万亿元的投资，使得“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有其内在的政治正确性和物质基础保障。2012年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种种迹象表明，国家政治结构功能今后的走向，政治主旋律是“社会和谐”、“城乡统筹”;经济主旋律是从既有的外向依附型经济结构过渡到扩大内需型经济结构;从现在的资本经济改变到将来的生态经济、可持续经济;而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思路要变为“城乡一体化”、“以工带农”的方式发展。这对从事乡村建设的复兴事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也出现了一批愿意以“知行合一”的姿态探寻中国“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高等院校师生们。他们愿意呼应执政党一系列扶助“三农”的制度政策举措，在社会现实的复杂张力和可能条件下，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和中国建设试验中去。他们愿意以乡村总体性社会以及新乡土主义兴起为实践目标，在社会实践中全面理解乡村的生态、生产和生活的现实特征和变化规律，在改造自身的同时做一些学术试验和研究工作;愿意为一些社会重大问题，诸如作为中华民族文明根基的农业如何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政权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乡村治理如何才能实现，以及作为乡村地域社会的成员如何才能自尊和体面地活着等等，提供政策和理论层面的经验教训。总之，一条新的学术路径和新的社会进步方向能够日趋明晰，有赖于多类型的农民合作试验，区域性城乡互助合作、一体化发展试验，多样化生态农业试验、城市文明消费者合作社试验……理论、政策、试验经验三个层面需要密切互动才行。其中，因应对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所造成的失业压力而扩大规模推行教育产业化所暂时蓄积的高校年轻人，一方面学校里的分科专业教育使得他们对乡土社会实践教育心向往之，另一方面由于毕业之后因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局限导致“毕业即失业”现象，“高校青年前途渺茫却无以自救，遂使更多学生寻求另类思考和探索另类出路”。于是乎，在一些有危机和先知意识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呼吁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受此影响，纷纷走出校园，参与下乡实践，了解社会，关注现实，塑造自我”18。

　　此外，还有一些社会结构性的群体力量，是当代乡村建设事业的统筹力量。一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而日益崛起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的数量已达至四亿左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早已在生活质量和人生追求上有更高的理想，面对社会普遍爆发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他们有追寻出路的强烈愿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企业家群体，大都以同乡为单位形成城市同乡会，有回报家乡的意愿、情结和能力。这是大中城市里可能参与乡村建设的一支有效力量。二是作为外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NGO组织、知识分子和其他友人。一些国际NGO组织，他们对于发展主义的全球化主流意识形态有较为清醒的认知，对其给发展中国家民众和本土生活文化体系的破坏后果也有较为正确和客观的认知，因而具有另一种全球性的眼光和举措。欧洲一些国家以及美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后现代的绿色运动思潮与实践，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也有海内外一些先知先觉的思想界同仁们在任劳任怨地做着开拓和铺垫性工作，这些，都是当代中国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广泛统筹的外援力量。

　　于是，水到渠成地，以发展高校大学生“三农”社团的自组织方式，促进青年志愿者下乡支农，建立以村社为基本单元的农民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自组织，形成突破小农困境的有效主体，发动市民加入区域内的公平贸易促进本地区的农民合作与城乡互动合作网络，便有了诸多结构性的扶持条件。

　　3.经验特点——乡土性和综合性

　　(1)乡土性

　　中国人数千年聚居于村落，祖祖辈辈共享村落边界内的以土地、水和山场为主的资源，形成了能够内部化收益互补并降低外部风险的小农村社文化共同体，形成了因地制宜、循环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这是区别于西方的东方传统文明的体现。中国传统乡村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存相处的生态场域、生活场域和生产场域。所谓的当代新乡村建设，其产业建设，从本质上和持续的意义上而言，是多样性、循环性和共生性等丰富产业的内在关联得以修复和构建的过程;其社会秩序建设，是社会与人生之伦的修复和构建的过程，至于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莫不由经济产业建设和社会秩序建设上生发而来。所以，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在提高乡村建设参与者觉悟的同时，主要内容是乡土性，目标是复兴乡土社会支撑体系。因此，一切适宜的小型农耕可持续发展技术的践行，一切与乡村生产生活自洽的传统习俗、儒家道家等文化的发扬，一切与对乡土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政策制度安排，均可以参与支持。19这种乡土性的复兴，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可以叫做乡土文化自觉或者乡土文化本位的新农村建设。就是说，在农民经济条件不可能大幅改善的现状下，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遭遇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的全球背景下，中国的农民在社团文化合作中倡导一种新型的“重生态、重合作、低消耗、高福利”的新文化、新生活方式，为他们的生存处境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自主”地提供一种人生观、世界观和活着的价值文化系统。这将是在已陷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极度冲突的困境之中的西方文明不能持续时，对人类的一种全新贡献。

　　(2)综合性

　　第一，是指在村社层面关于村“两委”主导的农民综合合作经验。这一方面是基于以农村血缘、地缘为边界的、内部化的“两级构造”(村集体和农户)、“两权分离”(村集体共有，使用权归农户)的土地产权关系，需要充分利用村“两委”这一村社自治体对社区内部各种资源进行综合经营，将外部市场关系内部化，使社区内不同产业之间资源和收益(生产要素和社员收入)的整合达至最大化;另一方面，在村庄这一农民基本生产、生活单元搞农民综合合作，也为村“两委”等村庄正式组织在后农业税费时代的功能转化提供一个时机，并为其结构功能改善提供村庄内部的有效抓手。具体实践经验有二：一方面，以多样化经营为目标、以土地调整和资金互助为核心的综合性生态农产品合作社，作为重构农村经济基础的组织载体，可以解决或者缓解传统农区的村民增收和村庄可持续发展问题;另一方面，成立以文艺组织为复兴村庄文化的组织载体，以老年人协会为社会稳定的组织载体，解决村民文化需求和村庄社会稳定的问题。

　　第二，是指动员机制——“外发促内生”与“内引促外联”相结合。一盘散沙的小农很难自发地合作起来，它既需要“外发促内生”，即外部环境的改善，以及外力的适当介入，包括政府各级涉农部门、涉农企业、供销社、信用社、NGO等等各种力量;也需要“内引促外联”，即自觉地、自下而上地吸纳和整合有效外部资源。当然，除了党政的主导作用之外，还有供销社、企业、信用社等的服务性作用。比如兰考县南村、胡村的资金互助服务部成立后，均有效地对接了农民综合合作与县乡信用社的良性互动关系。此外，也探索了城乡互助合作的经验，比如动员兰考郑州商会的企业家团队力量，以“公平贸易”和回报家乡的行动，以文明市民消费者主体的姿态，有力地参与到综合合作社的“购猪认养”、“CSA社区支持农业”中来 。

　　关于“内引促外联”。党政、企业、供销社、市民等的外力支持和介入，其前提是农民有合作的意愿和需求。也就是说自上而下的多元力量的综合介入，是以自下而上的农民自主合作为基础的。当他们在外力促发下内力渐长渐成之后，将以自我需要和发展为本，以内在发展阶段需求动力为根据，以与外部各种力量和资源，包括购销、信用和政府涉农部门的合作为条件，走上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之路。

　　(三)合题：在结构化反向与正向的搏弈中，只能是“运动的”而非“制度的”

　　所谓合题，是指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固有结构中，作为某一事物现象的结构化反向与结构化正向的合力的性质及其表现形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财政包干和分税制改革，引起了结构性的经济利益重新分配，是造成地方政府主导工业化甚至成为经济主体的一个结构性推力。只要分税制一直作为中央和地方的主要经济关系，地方上招商引资就有着内在的必然理由，就会是地方政府的第一“天职”。取消农业税则又成为地方工业化加强的另一结构性推力。取消农业税对农业大县的县乡财政有着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与增加地方政府财税已经基本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了。为了财政增收，地方政府只有积极地招商引资进行工业化建设。20

　　由此引出当代新乡村建设事业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地方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够，组织、服务职能与资金投入上远远不够，虽然由于何慧丽本人身为地方党政体制内挂职干部而动员了党政相关力量，或者也有来自中央政府等外力的资源介入或者压力性政治动员，地方政府在新乡村建设上的主动性相较于招商引资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此外，就村庄主体性发挥而言，一是村“两委”债务沉重，缺乏权威;外界对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土”行为的“诱惑”则是另一难题。试点村庄在集体经济财产上大都一穷二白，有的还有债务，这些都使村里承担项目时的配套资金落实不了，在主导村里的各项建设方面显得底气不足、权威不够。工业化、城市化作为乡村劳动力“离土”推力的主潮流也使得农村中的农民精英极度缺失，从而使得农民主体的作用也常常有所缺位。试点村带头人的付出均是巨大的，有一些重要的核心人物和积极分子不得已外出打工了，这给本来就缺少人才的新乡村建设事业发展带来了挫折和困境。学者倡导的彻底的新乡村建设宗旨和思想，其他行动者很难完全领会到，也很难在行动中完全体现出来，错综复杂的社会条件也未必允许。就试验点而言，大多由率先觉悟起来的农村经济能人、政府官员、NGO、知识分子等先做，由他们先支付成本。这种非制度化的创业型群体力量分散、行动断续、资源薄弱，与强大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资本力量和群体力量相比，实是九牛一毛。

　　就具体项目的操作来看，实践中的效果与当初的制度设计有一定距离，实践的残缺性和局限性均有所体现。

　　总之，在参与当代新乡村建设试验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有点长远和整体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群体，只能是在明理的基础上，在现实社会的复杂矛盾张力中一点点地开拓着。那些既已发生的活动或事件，也只能算是试验发展过程中被呈现出来的结果;“事”的确发生了，发生于开封市(含区县)的长达10年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为社会展示了鲜活的城乡互助案例、丰富的乡土实践经验以及多元化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诚如第一部分所言之事，然而，离“理”毕竟还远得很，因为“浸淫于发展主义久矣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此仍无法公正平和地反映，受困于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界也不可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归纳总结”21。而一般基层政府在受困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忙碌中，大都也只能以发展或者赢利与否来参与事件或活动的支持、引导或者评论。以发展主义的成败论和效果论来看第一部分所述的现象，并且忽视了在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民群体局限性、以及当代知识分子团队所处的当代充满张力的社会情境，从而质疑乡村建设的目的与存在理由的也大有人在，这“症候性地表现出当代脉络下人们对‘另类’实践的一般心理”22。

　　显然，新乡村建设运动之理，是在当前的社会各系统要素、人的社会系统与大自然环境系统、人的身与心等等领域，在资本主义和发展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所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成长之理。太失衡了，就要向平衡的方面发展;太分化了，就要朝合作的方面发展。当下的社会结构运行有两套“理”的逻辑：一套是以资为本的单一的、分化的、排它的逻辑，其生命力尚强大，但是势力在消褪，或者消褪的可能性条件越来越发展;另一套是以民为本的多样的、一体的、包容的逻辑，其生命力尚弱小，但是势力在成长，或者成长的可能性条件越来越发展。前者是旧的事物，后者是新的事物。在新事物将来未来之时的长时段内，必然只能以“运动”的方式呈现，类似于零星分布的、不稳定的、易干涸的、或长或短的小溪流。待成千上万的小溪流似的运动因势力渐长渐成形势之时，那时才会出现大江大河之道。在运动中，事情或活动产生了，又消失了，或者变化了，发展了，这都很正常。

　　所以，开封长达10年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事件，发生了;作为理，体现了，但囿于内在根据和外在条件的局限性，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能呈运动的而非常规的形态。正因此，这些事件被发展主义的叙事和行动导向中误解和歪曲到消失、变样，或者在内在精神不变的情况下得到了庸俗的、多色的粉饰，都是常事，也因此，既有之运动则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