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代、哲学与战略——《论核战略》写作手记

2014-8-5 22:5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49| 评论: 0|原作者: 李显荣|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在战略研究领域，我们今天急需要做的，是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战略思想。

三、关于战略

与哲学紧密相连的是战略。哲学指导战略，战略为哲学付诸实践开辟道路。

薄富尔在《战略绪论》一书的导言中写道：“战略这个名词现在固然还是常被使用，不过其意义却都已被曲解或误解，而真正的战略科学和艺术，却早已象腓特烈大帝的鼻烟壶，或拿破仑的帽子一样，变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他认为，在社会科学所造成的“迟缓而痛苦的进步”中，缺少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其一为指导的原则，也就是哲学；其次为行动的观念，也就是战略。”[23]

上面的话，薄富尔写于1962年。半个多世纪后，我们检视今天的战略和战略研究时，竟然会生出同样沉重的感慨。《论核战略》一书完稿之后，我曾印制了几本样书，呈送有关专家审阅。在致一位我素来敬仰的前辈的信中，我曾坦率地讲过几句心里话：“在‘战略’术语满天飞的今天，真正懂得战略之真义、真正具有一定的战略思维者，可谓凤毛麟角。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庸俗化，乃至被‘市场化’甚至被‘娱乐化’。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今天的许多战略研究者，其所秉持的基本立场观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所运用的话语体系，已基本上‘西方化’了，或者说，已经完成了与西方战略理论、战略思维的接轨并在某种程度上水乳交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其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方法之被抛弃，这是战略研究领域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

我宁愿上述言论只是个人的夸大其词，但事实胜于雄辩。近十几年——甚而可延伸至近二十年间，我们几乎一直在被动地应对、处理国内外各种各样的危机和突发事件，这些皆为我们所亲历，此处不予细说。大战略的缺失和战略思想的凋零，乃是导致此种情状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主要表现，一是战略顶层设计的零乱、无序乃至空缺，二是战略研究的教条化、庸俗化和“西方化”。

在大战略层面，我们往往只有笼而统之的目标。至于目标的细化，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步骤，各战略执行部门如何协调一致，各种战略资源如何相互配合等等，却鲜有系统的规划设计。在各个不同的领域，或许有自己单独的战略，但这些战略在最初设计时便往往缺少来自顶层的、有效的统一指导，因而导致条块分割，不可避免地，在执行时常常会出现各自为战、相互冲突、无法协调的现象。在有的领域，我们甚至到今天都还没有明确的战略。比如在国家安全领域。如果我们问一下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什么，恐怕没有多少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我一向认为，美国在军事战略层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乏善可陈：但在以国家安全战略为核心的大战略层面，无论其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不说别的，就说研究方面，像约翰·加迪斯的《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这样的著作，在我国，竟然找不出一本，甚至连像样的专门性的文章都没有！大战略的缺失可见一斑。

在一般战略研究层面，我认为主要弊病有三个：

一是教条化。不少战略研究者习惯于对领导人的讲话进行阐释、讲解，这就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变成了宣传工作者。殊不知，战略研究与宣传工作是完全不同的。战略研究为国家或部门决策服务，旨在形成科学合理的决策，或者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决策，使其更为科学化、合理化。同宣传工作相比，战略研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批判性、反思性。宣传工作则是为决策的实施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更多地表现为引导性。将战略研究等同于宣传工作，还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对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决策、政策，不是根据实际变化了的情况提供新的决策咨询，而是静止不动地以所谓“讲政治”的名义一味地进行辩护。强词夺理而不是实事求是，这样是说服不了人的。邓小平当年所严厉批评的“两个凡是”，如今在许多问题上不也大量地存在吗？

二是庸俗化。我在拙著《炮击金门：战略思维的经典之作》中，曾针砭过战略及战略研究的庸俗化倾向，不妨照引如下：“‘战略’如今正成为最通俗、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任何人都可以口言之、笔述之。各行各业、各种文件讲话总结报告，不同人等，都在频频地使用‘战略’这个词语，而关于战略的论著亦层出不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战略这个术语如今真可谓大行其道……与其说今天的人们更重视战略，不如说今天的人们更热衷于谈论战略；与其说战略已褪去神秘的外衣，步入大众的视野，不如说战略正沦为众人在会议室和书斋里高言谠论的谈资，成为一些人装潢门面的饰物。战略固然不是什么神圣之物，战略研究也并非特属于某些人的专利，但战略和战略研究也不该如此被庸俗化。”“人人都在谈论战略，并不等于人人都通晓战略。从表面上看，今天的战略研究可谓繁荣，然而只是虚假的繁荣。在浩繁的战略著述中，我们很少能见到真正有洞见的战略思想。在战略研究表面繁荣的背后，难以掩盖的是战略思想的凋零。”[24]我在6年前指出的上述现象，到今天似乎也没有多少改观。在相当多的战略著述中，都存在下列问题或问题之一：一是废话、空话、套话多，真知灼见少，这是典型的言不及义、言之无物；二是牵强地以非战略问题冒充战略问题，将浅层次的简单思维称为战略思维；三是生造、硬造战略术语，似乎只要在“合作”、“互惠”、“伙伴”等词汇前冠以“战略”的名号，就真的实现了战略创新。

三是“西方化”。典型的表现是，一些战略研究者在阐述战略问题时，其所运用的一般理论、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引述、罗列一大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术语，似乎是有学问的体现；不加评判、视为当然地以西方的某些理论框架或范式来解释现实问题，显得颇为权威；言必称美欧，俨然已成时尚。在这里，“西方”是就“西化”的角度而言的，它不是指单纯地理概念上的西方，而是特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此意义上说，“西方化”同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战略研究的“西方化”，本质上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

非马克思主义化，或者说去马克思主义化，显然戳到了上述种种表现的根本。在我国，无论是大战略层面的低迷不振，还是一般战略研究层面的教条化、庸俗化、“西方化”，说到底，都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淡化或缺位。不同的是，有人是无意识地疏离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大概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人是有意识地淡化或回避马克思主义，因为其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相违，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是讲不通的，这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人是心照不宣地以别的理论、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这是反马克思主义者。

战略在本质上是要为某种哲学开辟通往现实的道路，这是连资产阶级的战略思想家都明白的道理。薄富尔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话，他说：“战略不过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替战略决定目标的是政策，而政策又是受到一种基本哲学思想的支配，那种思想也就是我们希望能看到它发扬光大的。所以人类的命运是决定于哲学思想和战略的选择，而战略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要尝试设法使那种哲学思想能够发扬光大。”[25]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要使之发扬光大的那种哲学思想，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主义。但首先要做的，是牢牢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战略和战略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重大的事件。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战略问题出色地结合起来，开创了伟大历史功绩的，首推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面貌，而且彻底改造了当代中国的形象和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毛泽东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个独立、强大的新中国，还有一座无比珍贵的思想宝库。在这座思想宝库里，就有20世纪世界范围内无人可以超越的战略思想。毛泽东战略思想体系博大、内容精深，它纵贯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两大历史时期，呼应中国独立和富强这两大主题，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诸多领域，高屋建瓴、气势恢宏。所以，当我们说现代中国“无战略”的时候，必须在前面加一个时间上的限定词。近些年来国内战略思想凋零的现状，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对毛泽东战略思想有意无意地淡化或忽视造成的。家有瑰宝而不自珍，哀莫大于此。

在战略和战略研究领域，我们今天急需要做的，是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战略思想。当然，强调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战略思想，不是搞个人崇拜，也并非拒斥对西方战略理论中合理成分的吸收、借鉴。对待毛泽东战略思想，我们反对教条式的态度。正如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为解决他们去世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我们同样不能要求毛泽东为其去世之后出现的新问题提供现成的战略方案，更不能奢望仅仅照搬毛泽东某一战略思想就能解决种种变化了的现实问题。对待西方的战略理论，我们既反对那种简单的“拿来主义”，也不主张采取闭目塞听的“关门主义”，而是倡导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这与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战略思想非但互不矛盾，实则相辅相成。在这里，最重要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战略思想，关键在于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是如何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

不难看出，上面所论的时代、哲学和战略这几个问题[26]是紧密联结为一体的。其中，哲学居于主导地位：时代虽是我们认识各种现实问题的前提，但对时代的不同判断实则源出于所持哲学之不同；战略在根本上是其背后起指导作用的哲学的体现，并为哲学之付诸实践而服务。具体到哲学层面，在我们一般所强调的立场、观点、方法三者之中，立场又是起决定作用的：站在不同的立场，必然选择不同的哲学，也就自然会持迥然不同的观点和方法。所以，立场大于天！以上，便是我写作《论核战略》一书过程中生出的最主要的思想感悟。

[1]本文在《论核战略》一书《后记》的基础上作了个别文字修改而成。《论核战略》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为12FJS001。现已结项，2014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时代”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的“大的历史时代”（列宁语），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大阶段，其划分的主要依据是该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恩格斯语）。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政治和精神实质。

[3]《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页。

[4]《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8页。

[5]［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27页。

[6]李显荣：《论核战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0~33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8]杨耕：《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10]黄凤祝等编：《伯尔文论》，袁志英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5~76页。

[11]黄凤祝等编：《伯尔文论》，第60页。

[12]夏林：《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344页。

[13]这是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的一段话，其完整的表述是：“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