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代、哲学与战略——《论核战略》写作手记

二、关于哲学

哲学要回答的是关于世界的最一般、最普遍的问题，它反映人们对于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同时，哲学又为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提供最一般的方法和原则。马克思在谈到哲学的重要性时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7]真正的哲学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单纯地解释世界，而是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在哲学发展史上，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时，才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哲学才成为真正以人为核心的、目的在于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真正的哲学”。对此，杨耕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在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思维方式，从而创立了一种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这样，马克思哲学便终结了传统哲学，开创了现代哲学，而且在整体上优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其他流派。在我看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其他流派都是从人类世界的某一侧面、某一环节或某种关系出发，并把人类世界归结于这一侧面、环节、关系，因而它们未能从总体上把握住人类世界，从根本上把握人的存在；马克思哲学则抓住了人的存在、人类世界的根本——实践，并从这一根本出发向人类世界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种关系发散出去，从而本身成为一个‘整体社会的视界’。由于抓住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实践唯物主义，所以，我比萨特本人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名言，即马克思哲学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8]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发现了工人阶级这一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从理论的高度赋予工人阶级崭新的思想武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其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9]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经久不息的社会主义运动，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现实，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著名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在一篇纪念马克思的长文中写道：“没有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马克思为未来斗争所制定的路线，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的社会进步。后代人享受这些社会进步心安理得，想也不去想一想……女售货员没有马克思是不可想像的……女售货员没有马克思，至今还得为其八小时工作制，为其自由的下午，也许也为其自由的礼拜天，为其在工作时间偶尔坐坐的权利而斗争。”[10]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伯尔还有一段抨击当时社会现象的话：“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掺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只是想像，这大概是某种红的左的东西，因而这已足够令人怀疑的了。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11]的确，在西方社会，马克思这个名字，连同马克思主义，向来就不乏轻蔑者、肆意歪曲和攻击者，将马克思及其学说妖魔化的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就是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败论”也大有市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正在经历着被符号化、标签化的历史性尴尬。夏林在《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一书的后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今市场经济当行，这是崇尚实际的年代，也是意义被忘却与被遮蔽的年代。哲学研究无疑面临双重的困惑，思想本身的困惑与思想淡出作为一个当下事件的困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困惑更加明显。经常有人一脸真诚、小心翼翼地试问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态度。此情此景，笔者更多的是感到面对真诚的反动。写在发问者脸上的是：研究者或出矫情，或出无奈，否则世上安有如此笨伯？常人有此一问，大可一笑置之，然而，最感悲哀的是与同行或自命有识者的此种遭遇。这种旨在探幽发隐的狡狯，这份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价值的轻蔑，言之凿，意之确，销骨铄金，令人心悸。每逢此时，既痛楚于自己莫名的隐私曝于众目睽睽，亦叹息于马克思这位旷世大哲令名不彰，情何以堪！知耻而后勇，古人之虚言！[12]

这段话，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不为其他，只为同作者一起咀嚼、分担那份痛楚与悲凉。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本质来讲，它既是一种批判的哲学，又是一种实践的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下所遭逢的窘境是，它被远远地搁置于社会实践之外，而非根植于社会实践之中；它成为诠释当下事件的“万能灵丹”，而不是作为批判现实、指导实践的武器。更可悲的是，在不少人那里，马克思主义仅形同于一件神圣的“外衣”或者堂皇的“标签”。当马克思主义遭逢如此噩运之时，真理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近了，而是离我们越来越远。理论若不是为了穷极真理，而是沦为可怜的工具，那么，我们的时代将听不到任何真正的批评，真理将成为遥远的回音。任何时代，最大的不幸莫过于此。

我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大谈哲学，是因为——正如我在上一节末尾所指出的——“我们对任何问题的观察、分析、判断，其背后起最根本的指导作用的，都可以归结为某一种哲学——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在任何问题上，如果我们对不同观点背后起指导作用的那种哲学分辨不清，那么就很难认识到不同观点之间的根本区别，也就难以抓住问题的本质。这也就是毛泽东曾经指出的：“这个东西（按，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13]下面，我们还是以核战略问题为例作一说明。

核战略领域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上的物质起点，即世界上出现了核武器（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或者说是核能）。对核武器怎么看，即核武器观，就成为所有核战略问题的认识论基础和前提。核战略领域的各种理论、观点，以及不同理论、观点之间的争论、分歧都植根于此，且只有从这里才能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因此，在核战略问题上，哲学自始至终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场者。只有认清核战略领域各种理论、观点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那种哲学，我们才能把握其实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核战略在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

在《论核战略》一书中，我将核时代人们对核武器的不同认识概括为四种：一是简单地视核武器为作战武器；二是认为核武器已超越武器本身的性质而成为一种“绝对武器”或“政治性武器”；三是摇摆于前二者之间的一种简单的实用主义“二元论”，即根据情势需要，一会儿将核武器视为作战武器，一会儿又强调核战争之不可取；四是我个人提出来的，认为核武器是一种哲学化了的武器（或称“反武器”、“自我否定的武器”、“自我遏制的武器”）。称核武器为“哲学化了的武器”，我更多地想强调的是，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准确把握核武器的本质特点：一方面，它的确是作为武器被人类制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因其威力太大，大得超出了战争目的的需要而不适合用于战争。所以，我非常同意斯里普琴科对核武器的两段评价：“核武器从出现之时起就超越了其制造的目的”，“核武器不是遏制他人，而是自我遏制”。需要指出的是，我用“哲学化了的武器”来定义核武器，这儿的“哲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说得更具体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我甚至认为，核武器是唯物辩证法这一铁则在物质世界开出的最美丽，同时又是最邪恶的“花朵”——在武器发展史上，矛盾对立统一这一辩证法的核心法则在核武器这儿达到了最强烈的表现程度——核武器成为辩证法最鲜活生动、不可辩驳的例证。

在上述四种核武器观的基础上，核时代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核战略理论，每一种核战略理论都体现着某种核战争观。按照在使用核武器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这些核战争观可分成两类：一类是主张在战争中可以使用核武器，核战争可以打；另一类则是反对核战争，反对在战争中首先使用核武器。前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核战略理论为代表，后者则集中体现在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战略上。这实际标志着哲学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在核战略领域的基本分野。凡是主张核战争可以打的有核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把“首先使用核武器”作为其核力量运用的基本原则，根源都是某种唯心主义哲学在背后作怪。只有中国的核战略，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对核武器进行唯物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正确的核武器观和与之相适应的核战争观，因而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将西方核战略理论背后的那种哲学统称为唯心主义哲学，是基于哲学基本派别的一般划分而言的。具体地说，那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这样概括，大致是八九不离十的。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本土哲学，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美国核战略亦概莫能外。另外，由于此后的苏（俄）、英、法等国的核战略或者作为美国核战略的对立物而出现，或者作为美国核战略的有机补充而存在，它们实质上皆由美国核战略脱胎而来，都打上了深浅不一的实用主义哲学烙印。在哲学史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晚近出现的哲学思潮，它“既不是彻底的唯心主义，也不是完全的唯物主义，而是在两者之间骑墙”，“这种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意图本身就带有唯心主义的倾向。”[14]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实用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要害为以价值论代替真理观”[15]，它以主观上的“价值真理”（即以效用、利益、实惠等价值判断决定是与非的认识判断）来否认客观真理（即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内容是客观的），这正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最根本的隔阂”。[16]表现在核战略问题上，实用主义者往往无视核武器固有的局限性、无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一厢情愿地强迫核战略去承担其本身无力承担的使命。

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鼓吹的“有限核战争战略”。我在《论核战略》一书中主要是从“美国核战略经常漠视政治与战略而导致战术倾向”这个角度来论述的[17]，若挖其认识论根源，实质上就是实用主义哲学在作祟。相当富于启示意义的是，这个例子充分暴露了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缺陷——它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和运用辩证法，而在最需要辩证法的地方，它又本能地抵制辩证法。基辛格及其有限核战争理论为此提供了最佳“范本”。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和《选择的必要》这两本成名作中，基辛格费尽心思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有限核战争寻找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式。然而，在他断然否定的全面核战争与他竭力推荐的有限核战争之间，基辛格穷其智力也无法自圆其说的是，如何避免有限核战争升级为全面核战争。这个问题不解决，有限核战争理论就只能是一张“画饼”。

恰恰在这里，基辛格表现出对辩证法随意取舍的实用主义态度：在分析美国军事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军事和国家政策完全脱节”、“把军事的优势看成是资源和技术的优势”、“不是调整我们的能力来应付可能发生的挑战，而是调整我们对于可能发生的挑战的观念来适应新式武器的巨大威力”、“我们的倾向是把我们的问题主要当作技术问题来对待，并且把战略和最大限度地发展实力混为一谈”[18]等等——时，基辛格都能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但在涉及问题的结论和应对之策时，基辛格一反常态地摒弃辩证法，甚至不加掩饰地表露对于辩证法的敌意和不屑，他用“共产主义辩证法那种消长交替的学说”、“辩证法的诡辩”[19]。这样的句子来评价辩证法。对此，我认为，基辛格实际上完全认识到了其理论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他自己就承认：“除非关于战争的有限性的某种概念事先得以确定，即使双方都有意限制战争的范围，错估和误解对方的意图，也可以使战争变成全面性的”，他还说：“除非我们的外交能将我们的意图暗示给对方，有限核战争是不可能的。它甚至不得不把我们所了解的核战争的性质和范围告知苏联领袖们，从而弥补他们的想象力的不足”。这些都说明，基辛格对自己理论中的缺陷是知之甚深的。他之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原因就是，基辛格的核战略研究是为美国统治集团服务的，他只能也不得不按照美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需要来生硬地制造所谓的“有限核战争理论”。

这一点可以从戈登·迪安为《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所写的《前言》中看出端倪，他说：“三年以前，对外关系协会召集了一批特别有资格的人士，来研究与核时代中制订和执行对外政策有关的各种因素。我被委托担任他们的主席。在成员和被邀请的客人中，有我们的军事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制订者，有对现代武器的效用拥有丰富知识的专家，有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士，有以往曾担任过这种职务的人士，有在我们的大学范围内很少为政府的日常行政决策分心而由于他们的深思熟虑使我们获益的人士，还有在商界实际活动中得到锻炼、并且在以往的战争中曾被我们深深地倚赖来使生产超过敌人的人士。”“在差不多一年半以后……我们请对事实和这个团体的见解有充分了解的基辛格博士写一本由他自己负责的书。”[20]基辛格虽然在该书《序言》中声明，“本书虽然是根据他们（按，指戈登·迪安在《前言》中提到的阵容庞大的研究团体）的讨论编写的，但是书内的结论、判断和分析都是我自己的意见”，然而这样的声明又有多少可信性呢？

在西方核战略理论中，类似的自相矛盾、类似的在距真理仅一步之遥的地方戛然而止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里，我们实际上已触及了辩证法的本质。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1]因此，我对下面的结论深信不疑：“唯物辩证法在本质上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它必须付诸实践，二是它只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利益。”[22]

辩证法的本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哲学就其本真的意义来说，它并不专属于某个阶级，但在有阶级以来的整个人类社会实践中，哲学又的确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如果套用上面的句子，我们同样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它必须付诸实践，二是它只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为我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观点与方法时，首先帮助我们确立一种立场，即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丢掉了这一立场，任何政党、政府、社会团体，无论怎样自我粉饰，都无法避免被历史淘汰的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针对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标签化的现象，不少有识之士大声疾呼：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不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条具体论述，首要的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和基本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