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代、哲学与战略

         ——《论核战略》写作手记[1]

李显荣

2011年7月，《论核战略》一书完稿时，我在最初起草的《后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我看来，核战略问题固然重要，但只是军事战略中的一个点，可谓“小学”。真正的“大学之道”，古人所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用马克思的话说，在于人自身的解放，从而最终解放全人类。真正之为学者，无论其功夫深浅、成就大小，若不具此等宏大的人文关怀，其学问终不免堕于末流。我之所以花费如许心力于核战略这一“小学”之上，与其说是出于理论上十余年不舍的兴趣与坚持，倒不如说是有意借此淬炼自己的思想之剑。在我个人选择的学术生涯中，核战略问题只能算作一个起点。一切思想、理论研究工作的最崇高目的乃是追寻一种哲学——为全人类带来幸福的哲学。由是，我期冀这把思想之剑，能最终聚焦到我心目中的“大学之道”——探究人类如何通达理想社会的彼岸。

这段话更多的是对我在写作过程中生出的诸多思想感悟的浓缩。从2007年年底开始动笔，到2011年7月完成初稿，再到此后反复不断地删补修改，《论核战略》一书的写作前后历时超过六载。其间，我留下了数万字的“写作手记”。这些文字记录了我写作中思想律动的轨迹，它们往往超出核战略问题的范畴，但又并非与之毫无关联。在书稿临出版之际，我将这些手记作了归纳总结，名之为《关于时代、哲学与战略》。

一、关于时代

不消说，时代问题[2]需要指出的是，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中的首要问题。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时代问题作为大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前提，横亘在对所有其他问题认识的起始点上。对时代问题的判断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对所有其他问题认识的广度、深度和敏锐度。

从大时代的角度，我倾向于认为，当今世界仍然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其本质特点，从列宁写《帝国主义论》时起，一直到现在，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依然是资本向全球蔓延、扩张，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横行无忌、主宰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苏东剧变”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性扩张的进程实际上大大加速了。除了少数几个被西方大国强制性地排斥于正常国际体制之外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自愿地或身不由己地参与了这场资本的狂欢，加入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大合唱。目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统治地位。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与以往不同的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将垄断金融资本对一国的全面统治演变成对全球的全面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融合日益加深，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今天具有更大的迷惑性、模糊性。究其原因，其一，我们今天的确缺乏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那样能够洞悉和揭示时代本质，引领和推动时代进步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其二，资本家集团及其代言人借助现代的传媒技术手段，能够更有效地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希特勒的那套宣传战的策略，在当今时代已被资本家集团及其代言人发扬光大得无以复加，这在近20年的重大国际政治事件中都有生动的体现；其三，不得不说的是，资本家集团有意识地在发展中国家精心培植、扶持起的一大批“第五纵队”，对于促进近20年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迅猛扩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欺骗和谎言不可能长久。始发于2011年9月17日、历时两个月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通民众自发的觉醒。“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虽然只是一次和平性质的政治宣示运动，且在纽约警方的暴力镇压下已黯然落幕，但其意义决不容低估。这一运动发生在美国——当代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矛头直指华尔街——全球金融中心、世界经济的“心脏”，参与的主体是普普通通的美国民众，最引人注目的口号是“我们是99%的普罗大众，再也不能忍受1%的人的贪婪和控制”。在美国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从表面看来，“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是由华尔街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贪婪与腐败引发的；但从本质上说，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弊端才是导致这场运动爆发的根源。“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释放了一个信号，它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最坚固的堡垒——美帝国主义这座大厦正在从内部发生动摇。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通民众用行动证明，他们已经从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洞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即掌握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一小部分人剥削和统治其余的绝大部分人。一旦最广大的普通民众的主体意识——这是隐藏在地表深处奔涌不息的岩浆、烈火——被唤醒，这股力量将是不可抗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时代已在缓慢步入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我称之为“最后的霸权和霸权最后的挣扎”阶段。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1916年，列宁即在其不朽的名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他雄辩地指出：“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3]列宁似乎早就预见到了那些“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论者将在此后的某个历史时期对他的上述结论发起攻击，因而，他特地指出，它（指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4]“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为列宁的论断作了一个生动的脚注。

当然了，关于时代问题的观点和认识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时代”这个概念本身，就有狭义、广义的理解之分。在狭义或广义的“时代”概念之下，人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如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思维方式的、生态环境的等等——来定义其心目中的时代，这就有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生态危机时代”、“人口爆炸时代”等种种不同的看法；即便就我们上述特指的“大的历史时代”而言，其本身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大时代”之下又可划分为不同的“小时代”。因而，在时代问题上，我们既不想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无意徒劳地追求一种认识上的整齐划一。但是，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必然的大趋势，这是由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的，因而，就“大的历史时代”的判断而言，真正反映时代本质特征的正确认识只有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接受一般意义上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存在各种不同观点这一现实，但是，在“大的历史时代”这一视角下，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而容不得半点摇摆、妥协或模糊。这是因为，只有在对大的历史时代的本质特征有一个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各种各样关于时代的观点做出准确的鉴别，或者说，我们才能在使用其他关于时代的定义和概念时，不至于流于表象、舍本逐末。

即以《论核战略》一书所论述的核问题为例，人们根据核武器依然存在这一事实，将核武器问世以来、一直到核武器消亡这个时期称为核时代。从强调核问题对当代国际事务的重要影响这一角度出发，对时代作这样的定义无可厚非，我在《论核战略》一书中就多次使用过“核时代”这一概念。但是，当我们使用这一概念时，一定要记住，“核时代”更多的是一个带有专门领域性质的概念，它不可能超脱出大的历史时代独立存在，而是从属于“世界仍处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这个大时代概念之下的；要小心并警惕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将核武器的重要性夸大到不切实际的程度。夸大核武器的重要性往往带来两个后果：一是迷信核武器的威力，以至于动辄挥舞核大棒进行核威胁、核讹诈；二是被核武器的威力与核战争的后果吓破了胆，以至于不敢斗争、放弃斗争，这实际上是迷信核武器威力的另一种表现。上述第一种情况，美国可谓典型，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亦有突出的表现。第二种情况，则在苏联由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戈尔巴乔夫提出，“核时代需要有新思维”，其“新思维的核心”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因此，苏联做出了“战争与革命之间因果关系已消失的结论”。[5]这就陷入了抽象人道主义的误区，从根本上颠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革命问题的基本原理，其结果必然导致苏联的消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一惨痛的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

正确的态度是，在认识核时代那些与核武器有关的重大问题时，将核武器这一客观存在置于大的历史时代这一宏大背景下作具体分析。既承认核武器在人类武器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承认它必然对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产生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此外，又要看到核武器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它改变不了其使用是掌握在人手中的这一事实，也就不可能超出自身能力去改变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基于上述观点，我认为，核武器在核时代的最大“功绩”，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延缓了全面大战的爆发，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核大国之间直接的军事对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迄今长达60多年的“冷和平”，但“冷和平”决不等于和平。核武器的出现，既不能迫使有核国家自动地规避战争，也无力改变战争自身的发生规律，更无法消除战争发生的根源。对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频频爆发的地区性战争无疑是最好的证明。

只有将核时代与我们所身处的大的历史时代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准确把握核武器以及与之相关的核问题的本质。在这方面，毛泽东称得上是杰出的典范。关于毛泽东认识核武器、核战争等问题的思想轨迹，我在《论核战略》一书第六章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6]这里只强调四个历史事实：第一，毛泽东在1945年8月9日——美国用原子弹袭击日本广岛后的第三天——就针对《解放日报》报道该消息时的错误倾向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4天之后的8月13日，他在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演中又明确地强调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很明显，在原子弹的毁灭性力量和人民的斗争之间，毛泽东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主要因素是后者。需要注意的是，这发生在核武器刚刚为世人所知晓之时。第二，1946年8月6日，毛泽东提出“原子弹是纸老虎”，认为“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同样需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比斯大林于该年9月17日答《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问时做出的类似回答早近一个半月。相形之下，毛泽东的论述更为明确、彻底。斯大林的回答是：“我不认为原子弹像某些政治家所看到的那样是一种严重的力量。原子弹能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但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对这一点来说，原子弹是完全不够的。”第三，中国的“两弹一星”、核潜艇等重大国防科技工程，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决策和大力推动下研制成功的。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决策和推动，这些项目的成功都将推迟若干年；联系到近几十年的国际核环境和国内的决策环境，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如果这些项目真的被推迟了，那么，中国极有可能与核国家失之交臂，也就不可能拥有像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第四，毛泽东确定的中国的基本核政策，直到今天都是指导中国核力量发展、建设、运用的正确方针。在核力量运用方面，中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这为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国际道义地位；在核力量发展建设方面，中国按照“有一点、少一点、好一点”的原则只发展少量的核武器，避免了步历史上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后尘。以上四个历史事实，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善于站在大的历史时代这一前提之上，辩证地分析、处理历史上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这里自然指的是核武器以及与之相关的核问题）。毛泽东关于核武器、核战争等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他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他在实践中的一整套做法，是他在核时代为中国人民乃至为整个人类留下的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峰。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首先是一位站在时代前沿的大哲学家，能够始终如一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核问题。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任何问题的观察、分析、判断，其背后起最根本的指导作用的，都可以归结为某一种哲学——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哲学这一“批判的武器”。行文及此，我们的视线便自然地转入了哲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