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政府出台两项重要政策，一是土地确权全面启动，探索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鼓励农民退出宅基地；二是户籍改革，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区别，农民可以在城镇集分落户。这两项政策剑指城镇化，旨在力促农民向城镇流动，加速国家城镇化进程。

这两项政策相互配套，使拉开的城镇化大幕终于到了具体实施阶段。显然土地确权目的不仅仅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更是为了促进土地流转的规范化，使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和退出宅基地而退出农村，走向城镇，同时城镇也敞开了胸怀，阻碍农民向城镇流动的户籍壁垒已经消除。按照政策设计，农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和退出宅基地获取进城的本钱，而农村土地包括宅基地也盘活了，农村这个巨大的金矿也就得到了开发。轰轰烈烈的城镇化也就一马平川，顺风顺水。根据计划，未来几年将有1亿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从农村流向城市，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节点已经来临。

这无疑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和平时期的社会大变迁，是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但这一招是妙招还是损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三农专家、多来年倡导小农经济学的贺雪峰教授对此有独到的见解，按照贺教授的观点，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能保持社会稳定的秘密在于农村小农经济具有社会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一方面是鉴于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国际分工的低附加值阶段的实际，农民全家进城不足以维持城市体面生活，因此存在代际交替，年轻人在城市打工，中老年人在农村务农，才能保证一个农民家庭比较有保障的生活；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障缺乏的情况下，进城农民失败至少可以退回农村，农村的土地可作为最后保障。这样农民可进可退，从而避免了拉美、菲律宾等后发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严重的城市贫民窟现象。贺雪峰教授呼吁政策制定者不要急于消灭小农经济，要限制土地流转，有序推进城镇化，反对资本下乡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强调小农经济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作用。

贺教授的观点无疑是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作为为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的三农专家，他多年的急切呼吁显然没有被政策主导者接受。城镇化滚滚浪潮仍然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急速向前推进，上述两项政策的出台就是证明。

笔者认为，贺教授关于中国目前政策主导下城镇化将产生的严重后果是完全符合科学逻辑的，因为这是一场以私有化为主线，走资本主义农业道路的运动。既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就不可避免产生如同拉美、菲律宾那样的问题，大量的农民将流入城市，因为不能获取城市体面生活的条件，又没有退回农村的可能，而沦为城市贫民窟中的弱势群体。尽管政策主导者用了诱人的前景摆在农民面前，但实际上受益的只能是极少数城乡资产阶级和富人。正如贺教授的分析，农村中的富人不会把土地和宅基地退出，反倒是经济贫困的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让土地和宅基地，然而没有土地和宅基地，就将他们的命运抛到更悲苦的边缘，最后不得不沦落到城市贫民窟生活。相反是农村中的富人和城乡资产阶级，通过土地流转和取得宅基地而获取大量土地，成为新的暴富阶级。农村和整个社会进一步分化，传统农村制度彻底瓦解，直到建立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如贺雪峰教授分析，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之路，一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末端，不可能获得高附加值而保障全体公民的福利；二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人口仍占多数，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容易消化大量的农业人口；三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之路本身充满血腥，如英国的“圈地运动”，西欧对世界的殖民掠夺，美国的霸权横行世界，中国已经不可能存在这个条件；四是整个世界的资源绝大部分已被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中国要获取城市化之路的资金支持只能靠自身积累。因此，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中国城市化之路只可能走拉美、菲律宾等同样的道路。农民的命运前途不容乐观。

但是不是贺雪峰教授主张的小农经济之路就是农民的福音呢？其实三十多年来越来越严重的三农问题就是最好回答。李昌平同志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仍是当前三农的真实写照，甚至比李昌平当年上书时更加严重。首先，农村的贫穷更加加剧，留在农村的人越来越少，农村越来越凋蔽荒芜，教育、医疗卫生严重倒退，反过来迫使更多的人离开农村，农村被不断抛弃，成为空心村。其次，农业危险程度加剧，由于农村的凋蔽，大量农田抛荒，农业基础设施破坏，先进农业技术难以推广，反而是转基因主粮作物在一些地方乘虚而入，连国家领导人也意识到“中国人的饭碗里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粮食安全实实在在地威胁着国家安全。最后是农民的苦难更加加剧，改革开放三十年，城市不断向农村抽取财富资源，造成了一个欧洲的城市中国和一个非洲的农村中国，广大农民一边遭受着欧洲城市中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一边要忍受非洲农村中国的贫穷、落后和寂寞，在双重痛苦中苦苦挣扎。

由此可见，农民的命运实在悲惨，难以逃离苦海。难道所谓的中国的城市化之路就是农民从凋蔽农村到城市贫民窟的路径吗？

                                          201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