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与秋实客商榷

最近秋实客在《红色故乡网》发表了置顶的重要文章—“新社会主义哲学”。此文有一些独到的论述和观点是值得称赞的。但他的继承列毛主义的左倾错误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如他的“历史的阶段论突破论”，他举的美国和中国的例子都站不住脚。对此，笔者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刊登在《红色故乡网》上。

还值得商榷的是他说，“事实上修正主义的温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缺陷”；他解释说：“马克思主义给了修正主义强大理论武器。在西方，修正主义者打着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阶段论马克思主义旗号······消极等待资本主义自然与和平灭亡;在东方，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步胜利的国家，修正主义份子同样打着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阶段论马克思主义旗号，公然合理地毁灭了无产阶级已到手的社会主义胜利成果，把伟大的列宁主义，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打入冷宫。”笔者认为，是修正主义自己的错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很有必要辨别清楚。这不是为哪个人辩护的问题，这关系到后人能否正确地纠正前人的错误坚持真理的大问题。

当然，笔者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不能再发展的顶峰，肯定存在缺点、不足甚至错误，历史上的任何伟大人物都都会有历史的局限性。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年轻时发表的《共产党》里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1995年版）这句话的错误就在于同一生产方式的两个阶级是同生死共存亡的关系，怎么可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呢？这一错误观点给后世的列宁主义的左倾修正主义提供了错误的理论根据，以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就说：“《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同上第251页）这就对了；随着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灭亡，那伴随着资产阶级所有制出生的两个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就会被新的生产方式的两个阶级所代替。这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这说明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而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词句说明问题。

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摆在理论界的面前：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毛泽东的粗陋共产主义的失败、朝鲜的社会主义异化为极其凶残的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阶段论”的失败，还是超越历史阶段论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根据俄国刚开始资本主义改革的国情说，如果俄国避开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向社会主义必然得出荒谬的结论。遗憾的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改变了主意，在德国的支持下在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口号下，以武力推翻了立宪共和制的民主政府。以后在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逆流中，连高干都不能避免的杀身之祸的专制体制形成了。

难道中国在1953年就有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条件了？难道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失败，是因为刘邓们坚持马克思的“物质决定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造成的吗？（刘邓也是坚决贯彻“三面红旗”的）赞扬毛泽东曾经的伟大是应该的，但毛泽东的错误还是实事求是的承认为好，这有利于后人吸取教训走正确的道路利国利民。硬把毛泽东的错误说成正确这究竟是为了什么？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曾高风亮节的做了自我批评。可林彪却说毛主席是正确英明的，只是我们没有执行好。毛主席高兴之余，对林还是有所警惕的。

笔者认为，后来学者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失误问题无可非议，应大大提倡。秋先生这样做，笔者是很赞同的并表示敬意。但秋先生说马克思轻视意识思想的作用是值得商榷的，商榷是好事——真理越辩越明嘛，这有利于民族进步和人民幸福，也是好朋友应做的。（那种不讲道理的乱骂是社会的渣子而已）实际上，马克思也是“动态的双向决定论”，决不是单项的物质决定论。

有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过于看重经济因素的作用。恩格斯对此声明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经济状况是基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就是意识的决定性作用是有条件的——理论掌握群众；还要结合分析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主导力量和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进入世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破坏任何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中国一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自由市场经济，原来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公社很快就瓦解了，基本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和福利（教育、医疗免费）很快就商品化了。这就是自由垄断资本和市场经济主导世界的必然。工农大众成了国际垄断资本剥削的最底端。 

中国这样的情况能否改变吗？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问题了。俄罗斯的工农大众为什么没有成为国际垄断资本链条中最底端的打工者？这是因为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政府不需要通过很高的GDP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中国却很需要联合国际垄断资本提高GDP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就是两国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性作用的表现。如果中国出现一个改变对外政策的有权威的领导人，如普京那样坚决惩治卖国媚外的官僚资本家，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重，不以维持官僚资本家的利益为重，借鉴西方民主国家“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宪政民主的经验，那中国就有希望了。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和领袖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

秋先生说左右倾修正主义都是信奉物质决定论是不完全合历史事实的。事实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有“唯生产力论”的倾向，他们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时就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并坚决主张开除他们的党籍。（见崔文华“两种修正主义的失败”）。而领导十月革命的列宁主义并不信奉物质决定论和一般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列宁主张没有经过宪政民主洗礼的俄罗斯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民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列宁恰恰是唯生产力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的实际反对者，并且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与秋先生说的与历史实际正好相反。

毛泽东伟大就在于在民主革命时期，积极吸取了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教训，战胜了“毕其功于一役”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遗憾的是，由于社会主义是一个新鲜事物，由于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的无知，建国后，毛泽东过于强调意识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忽视借鉴民主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因此犯了左倾的路线错误。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究竟物质与意识在某一历史阶段谁起决定性作用，那就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一切以历史的条件为转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就是说，修正主义的温床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机会主义的思想、行为造成的。

此文（“新社会主义哲学”——转发者注）最想说明的是，如果否认毛泽东晚年犯了——违背马克思主义、脱离国情——左倾冒进主义的错误，并把这这一错误当做正确的路线来坚持，重蹈历史的覆辙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