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未扭转私人投资下行

　　铁路总公司负责人表示，国务院就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铁路总公司将全力做好相关工作。一要推动铁路分类建设。积极组织研究向社会资本开放城际铁路、市域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和支线铁路所有权、经营权的途径和措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铁路建设和运营创造条件;积极支持地方政府和社会企业为主，投资建设城际铁路、支线铁路和资源开发性铁路。二要设立铁路发展基金。铁路发展基金的设立，为社会资本投资铁路搭建了稳定合理回报的平台，是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带动和引导作用，扩大铁路资本金来源渠道的一项重要举措。我们将保证2014年、2015年铁路建设基金总规模每年达到2000亿元至3000亿元。三要对铁路建设土地进行综合开发。

　　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指出，棚户区改造现在面临难度最大的是资金压力。要鼓励和吸引民间资金投入棚户区改造。

　　(二)医药卫生领域市场化改革，优先支持社会(私人)资本，着力在公立医院引入私人资本改制。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要求积极推动社会办医。重点解决社会办医在准入、人才、土地、投融资、服务能力等方面政策落实不到位和支持不足的问题。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努力形成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办医体系。其重点任务，一是放宽准入条件。修订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减少外资在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持股比例限制。按照逐步放开、风险可控的原则，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的地域范围扩大到全国市(地)级以上城市，其他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可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特定区域设立独资医疗机构，逐步扩大试点。二是优化社会办医政策环境。各地要加快落实对非公立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在市场准入、社会保险定点、重点专科建设、职称评定、学术地位、等级评审、技术准入、科研立项等方面同等对待的政策。研究制订在人才流动、土地、投融资、财税、产业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支持社会办医政策，并向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投向医疗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倾斜，放宽对营利性医院的数量、规模、布局以及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的限制。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完善按照经营性质分类的监管和评价政策，逐步建立符合卫生行业和医务人员执业特点的管理制度。三是加快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四是推动社会办医联系点和公立医院改制试点工作。推进政府办医院改制试点和国有企业医院改制试点，着力在调整存量、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取得突破。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一副主任、原卫生部黄洁夫副部长说。目前公立医院占据90%的市场份额，民营医院成气候的还不多。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既可以稳妥地产生一大批由原公立医院转型的有品牌的民营医院，又有利于公立医院的人才流动和优秀人才的培养。近年来，我国已有不少大医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制探索，如合作、托管、兼并、医院集团等。如果能在这些经验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让社会资本进入对接，推进公立医院改制改性的市场化改革，可迅速扩大我国优质医疗资源的发展，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也能使广大医务人员真正发挥医改主力军的作用。

　　(三)资本市场支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资本形成和股权流转。

　　(四)扩大对外开放。

　　国务院负责人指出，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我们向中外企业提供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国企业在华发展拥有广阔空间

　　2014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指出，要通过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扩大开放倒逼国内深层次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要坚持利用外资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相结合。要建立健全对外投资贸易便利化体制。加快内陆沿边开放，积极推动自贸区建设。

　　发改委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自6月17日起施行。根据该《办法》，外商投资项目由全面核准改变为有限核准和普遍备案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在准入管理上对外商投资探索试行国民待遇，外商投资项目管理内容和程序进一步简化，突出企业主体地位。

　　商务部决定取消对外商投资(含台、港、澳投资)的公司首次出资比例、货币出资比例和出资期限的限制或规定，同时除特殊规定外，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

　　(五)完善中小企业政策。

　　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扩大小微企业税收减负力度，是进一步筑牢"稳增长"基础，催生市场内生动力，于实际层面让利于民、藏富于民之举，将推动共享改革发展红利的进程。

　　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司长指出，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高度关联，互为主体。在现实中，95%以上的中小企业基本都是非公有制经济，社会上说的民营企业指的也是非公经济。应该说民营企业或者非公有制经济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是高度关联的。所以，在实际工作上，客观上讲，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就是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信部将做好以下几方面的事。一是会同有关部门，把促进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以中国中小企业行业布局而言，工业中小企业仅占了22%，真正大量的是第三产业。工信部要发挥好牵头部门作用，会同有关部门完善有关政策。二是涉及到工信部的部分，如军工和电信，根据中央的要求积极推进。三是工信部要推动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六)促进外贸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支持各类外贸企业发展。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为小微企业出口提供专业化服务。支持民营、中小外贸企业发展。

　　(七)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抵押贷款试点。

　　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创新农村抵(质)押担保方式。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管理办法，在经批准的地区开展试点。慎重稳妥地开展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试点。健全完善林权抵押登记系统，扩大林权抵押贷款规模。推广以农业机械设备、运输工具、水域滩涂养殖权、承包土地收益权等为标的的新型抵押担保方式。

　　三、简评

　　2014年上半年政府大力简政放权，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和外资“大显身手”的改革政策继续加紧出台，但非国有部门投资仍延续了下行趋势，体现了“新常态”。其中，私企(和“民间投资”)投资增幅下降，个体投资负增长，外商投资增长0.1%。这种状况与政府对“民间投资”的高预期形成了反差。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速下行趋缓。虽然非国有部门进出口增速在3-6月份走出了负增长，但同比下降明显，且下半年面临更严峻的外贸形势。6月末小微企业贷款增速继续高于大型和中型企业。二季度企业家、银行家信心指数较上季下降。

　　下半年最好的情况仍是“缓中趋稳”。

　　——外贸日益趋紧。下半年外贸形势可能比上半年更为趋紧。这将进一步削弱外企、私企的增长动力。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已经表示，今年中国外贸形势严峻，下行压力较大，中长期看外贸形势趋紧。地缘政治风险也在上升。

　　——投资有硬约束，是慢变量。政府试图通过加快“简政放权”，大力引导私人投资来保增长的局面，实际上一直就面临“极少数人”的大型私人资本集团对基础产业等的投资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赢利预期等因素的约束。他们可以制造新闻噱头，却难以在稳增长、促发展上发挥实实在在的重大作用。今年1-6月份累计同比，“民间投资”在在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投资增幅都下降了。铁路运输业的私人投资增幅甚至下降了14个百分点。另外，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国家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351亿元。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同期“民间投资”铁路运输业才112亿元，仅相当于铁路总公司投资总额的4.8%。这些现象提醒政府注意，要平衡愿望与实际情况的关系。一些公务员可以千呼万唤“民间投资”，但他们来不来却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且市场还要检验政府的口号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符合经济“新常态”。其实，今年下半年“民间投资”能够在大体上维护现状，波动小一些，就不容易了。至于什么“成功个案”，那说明不了大局、大势。而外企在这方面的进入情况也不令人乐观，其上半年的投资下降就非常明显。目前，有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招商引资”稳增长的刺激政策，规模已经累计超过10万亿元，其后还会不断增加。这里再加上“发改委列首批80个引民资项目清单涉资数千亿”和政府期待“民间投资”数十万亿于城镇化，及在全国买卖国有企事业单位、国资和国有股等等，其总的数额应该是相当巨大的，但其能否在近期或近些年内落实，从而避免说大话、空话的毛病，却值得思量。有关方面已经承认的是，截至2014年4月下旬，80个引民资项目清单中“很多项目并没有明确确认下来。”。但如此看来，一个问题反而可能更清楚了，即这种投资肯定是“慢变量”，在下半年的影响力有限。

　　——消费仍然“平稳”，难有明显变化。而政府力主发展的服务业，实际上对于改变劳动与资本分配关系，提升消费作用并不大。因为，除少数中、高端岗位外，发展服务业主要增加的是分散的、不稳定的、低收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条件差的就业岗位。中国的城镇中类似的事例不少。美国也是前车之鉴：服务业的广泛发展与主要由制造业支撑的中产阶级萎缩是一致的。斯蒂格利茨等学者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宏观调控的差别性政策不能高估。从本质上说，这种差别化的定向方式原来也存在，如强调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小微企业上实行倾斜性财政、金融政策、实行差别化的行业、地区政策等等。目前这种偏重于供给端，尤其是向非公有制经济倾斜的政策设计效果如何，最终还是要由市场来评判的。当然，政府也已经表示，对增长下降要有所准备。上半年一些下降的“数据在预期范围之内”。

　　—— “一改就灵”、 “一放就灵” 和“一混就灵”的“改革”主张都是过于简单的思维方法，有乱政之虑。

　　例一，一些“简政放权”的改革设计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有关调查显示，简政放权，存在上面“放难”，下面“接不住”也难的问题。一些硬放下去的“权”，由于承接的私人组织效率不高、缺乏“道德血液”和专业知识，高收费、服务质量下降、“二政府”等问题都发生了。这些现象的存在或发生，不是用一个简单“是否积极落实”可以解释的。“简政放权”的设计者也应该总结经验了。“一放就乱”的历史本身并没有承诺不会在某种程度上重演。

　　例二，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的“抢跑”值得关注。中央不主张改革“抢跑”，但上半年却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和少数国企，在“积极探索”名义下各行其是，说法各异，花样百出，初现一盘散沙、各行其政的“诸侯经济”现象。什么反“国有资本一股独大”，国有股“尽可能降低”，大型垄断国企可以学习撒切尔搞“黄金股”造亿万富翁，本省“国企改革最大的亮点，是……对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不设限制”等等，不一而足。

　　下半年似乎情况还会有所发展。2014年7月7日，南京市副市长刘以安博士，就对当地国资委发出了非常激进的指示，要国企“坚定不移的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修订完善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实施方法”。该市国资委也发布了了定时、定点清除一些国企的作战计划。刘以安完全把中共中央关于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实行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加强重点”的决策抛弃了。他这是在重复、实践“宪政”派经济学人吴敬琏伪造的中共十五大决策，即所谓“国有经济要缩小范围，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上海市委领导则对当地国资委做出了有节制的指示，“通过流动平台，使部分高度市场化和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公开、透明、有序地实现国资退出。”这些“抢跑”言论触及到的一个原则问题是：中共中央从来没有说竞争性领域(逻辑上包括所谓的“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企不论状态如何，最终都要(或部分要)“退出”或实行私有化，他们为什么硬要这么说?“子曰：‘过犹不及’”。

　　另外，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应该是国企和私企、外企等交叉混合，相向而行，而非是私企、外企单向进国企、改国企的问题已经被提出。但上半年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已出台的那些方案并没有顾及该问题。他们是不是和全国工商联等一样，在这方面仍持“鸵鸟心态”，以为只要自己不说就可以回避该问题，且可以无所作为了?如此一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中的有关决策会不会落空，真值得人们去进一步关注。

　　例三，私有化不是解决公立医院和医疗服务质量问题的正道。全国政协的黄洁夫委员明明知道私人医院实力孱弱、社会公信力非常差，其内部劳资关系也比较紧张，前些年的私有化“医改”已经引发一些地方医护人员游行示威，社会维稳难度上升，自己也不用去私人医院看病住院，却偏偏要鼓吹公立医院私有化，美其名曰“使广大医务人员真正发挥医改主力军的作用”，这是不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拉大旗作虎皮、绑架广大医护人员、缺乏起码的全球视野和逻辑思维能力的“高级干部”在发表有辱全国政协领导职位的言论?建议其人利用现有权力，组织一个全国问卷调查，看有多少群众和“广大医务人员”支持公立医院“市场化+私有化”?把中国医疗领域，尤其是公立医疗存在的一些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可以用“市场化+私有化”公式来解决，这本身就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思维”，也是一种不动脑筋的懒汉思维和倒退。因为，国内、外的经验和政策性分析早已经证明，在解决国民获得均等医疗服务方面，“市场化+私有化”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药方。

　　建议有关方面在统领全国改革上采取一些积极措施，统一思想，整齐步伐，纠正偏差，以保证正确、顺利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兵马未动，思想先行。思想乱，则改革乱。改革乱，则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