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公社化道路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围绕公社化道路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纪念毛主席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五十六周年

爱  松

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在这小农经济的国度里，封建官僚强占农民土地，一部分人因天灾人祸，不得不出卖土地和劳力，形成两极分化，当农民没法生活时就揭竿而起，推翻这个封建王朝，又建立新的王朝，这样周而复始。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民耕者有其田。仅靠土地改革，并不能使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实践证明，部分分得土地的农民，因缺少劳力、牲畜、农具，或者遇到天灾人祸，不得不出卖土地，一部分富裕中农就趁机买地、雇工，迅速两极分化。因此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使农民通过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才能提高农民的集体思想觉悟，解放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很关注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时，他就看到群众耕田队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在陕北安寨发现一个完全集中的合作社，并发展了互助组，这些都为七届二中全会作了准备。毛主席要走农业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逐步实现机械化、电器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刘少奇则主张和平民主主义新阶段，发展新民主主义新阶段，搞一段资本主义，即“养肥猪”、再杀肥猪，等到机械化了，农业再搞集体化。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在和安子文等人谈话中，大肆宣扬“剥削有理”，说什么要“欢迎剥削”，“剥削是救人”，“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极力推行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大肆叫嚷：合作社发展“太多了”、“太快了”、“太大了”、“胜利冲昏了头脑”。两个月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毛主席说：例如邓老（指邓子恢）仍靠“四大自由”（土地租佃自由、土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也不跟我商量，我说他根深蒂固，他死不承认，直到（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他才交出武器。到七月三十一日，有农户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十二月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为七千多万户，占一亿一千万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随着一九五六年完成了对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农业生产合作社进入高级社。

一九五七年农业生产的大丰收，高级社在农田水利建设与使用方面，由于受到村、社界限的限制，在排灌上经常发生矛盾，为了更好统一管理，群众要求合并大社，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并社现在可考虑，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搞大型社，可以议一下。当然不是回去就并，而是五年之内，要逐渐并。

一九五八年六月底七月初，中央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郑州召开《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会议重点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谭震林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并表扬说：“像遂平县卫星公社已经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

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带领工作组进组七里营，七月四日，全乡二十六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大社，围绕这个大社的名字叫什么呢？社员们发表了不同意见，最后决定叫“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毛主席视察了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发起人徐占奇、王文生、吕书墨、丁先荣上前迎接毛主席，毛主席详细端详门口的牌子，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问主席：“这个名字好吗？”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接着毛主席视察了敬老院、托儿所、滚珠厂、面粉厂和棉花试验田。

八月七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人民公社好”的报道。八月九日，毛主席到山东视察，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主席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毛主席说：“我的看法还是叫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合一的。”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迅速掀起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全国原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七十四万，成立了二万六千个人民公社。

此时，刘少奇却一反常态，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说：“要摆脱家务，就要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七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听说台前县亩产三万至五万斤玉米，三万至五万斤谷子，三十斤万地瓜和宏伟社亩产一万五千斤籽棉，刘少奇赞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 八月六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徐水县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表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致使“共产风”迅速刮遍全国。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报道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县，听到稻产万斤时，他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的条件好，再搞一点深翻，还能多打些”。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刘少奇在“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一百二十万斤时，刘少奇即说道：“那样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多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

十月八日，林铁、于彤轩陪同邓小平等，在天津“狗不理”和马家食堂美餐后，到天津专区霸县胜芳参观号称亩产十一万斤的稻田，他对浮夸风不仅不制止，反而让社员托着扶着，林铁、刘澜涛、邓小平、杨尚昆四个人站在稻子上合影留念。在报纸上大吹大擂，使“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席卷全国、甚嚣尘上，严重干扰破坏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大好形势，给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造成灾难性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们篡改历史，妄图把污水泼到毛主席身上。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它忠实地记载着每个人的善与恶。

请看吴芝圃检查里的几段话：“一九五八年河南和全国一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可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有的省份亩产上千斤、上万斤的报道，记得是七、八月份，刘少奇同我谈话，大概意思是让我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插白旗、背黑旗，对先进的单位树红旗的做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嘛！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到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浮夸风，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大概是五八年九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再一次和我谈话说：今年夏粮获得了好收成，白面、大米足够吃上两、三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没有必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如果河南的细粮不太充足的话，可以从其他省份调拨嘛！苏联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和土豆烧牛肉，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嘛！……无形中起到了河南滋生浮夸风和铺张浪费现象。”

的确是这样，我们这些老人都记得，一九五八年秋季，风调雨顺，又是一个大丰收，天都冷了，我们这些中学生正在炼铁，马上又叫去山上帮助公社收花生、红薯，前边犁，我们在后边捡，有些埋在土里，最后把猪往地一赶，猪群个个吃得滚瓜溜圆，我们睡觉就睡在花生垛上，大红薯有的如洗面盆大，树上挂满了红腾腾的柿子。

在刘少奇的号召下，农忙食堂普遍改成公社食堂，按刘少奇的说法，进入了共产主义，拉东家的桌子、搬西家的凳子，锯树盖礼堂、饭厅。宰猪、杀羊，一星期饭菜不重样，蒸馍、油卷、油条、菜角准吃不准拿。社员坐桌吃饭，盘、碗、碟、随便吃，来了客人，四个菜，还加一壶小酒。也有作精倒怪的人把半个馒头都扔掉，家底很快吃光了，调粮成了一句空话，此时，才想起精打细算，瓜菜代。谭震林后来检查说：“谈到去年农村工作确实有一个大错误，就是估产偏高，没有抓好过日子问题，相反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并说：“这个错误，我应该负责，要批判、要处分，应该由我承担。”陶铸听到湖北汇报，农民走到哪吃到哪，不要钱，不要粮票。陶铸兴奋地说：“我为了革命，为了农民，奋斗了半辈子，打了半辈子仗，坐了好几年牢，中国农民几千年吃不饱，现在一天三餐干饭，而且不要钱，这个梦寐以求的理想实现了。”上至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中南局书记陶铸，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等，个个兴风作浪，干扰破坏，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却叫毛泽东背黑锅，真是天理不容。

毛主席十分重视农村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四、十五两日下午，同天津市委及河北省委谈话，了解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情况。十月十六、十七两日下午又找来天津地委、保定地委、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县委主要负责人，听取汇报。当徐水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主席马上说：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并叫刘子厚马上去调查，二十一日刘子厚在颐年堂向毛主席汇报，这次调查主要发现“浮夸风”和“共产风”，十月二十三日陈伯达到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十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又派田家英和吴冷西到新乡地区修武县和七里营人民公社调查。十月三十一日毛主席离开北京南下，亲自到石家庄地区了解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及水利化情况。十一月一日毛主席在邯郸了解炼钢和人民公社食堂有关情况。十一月一日晚上毛主席在新乡同耿起昌及十个县委书记谈话，了解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情况。问钢铁基地上有没有医生，要求要保证睡八小时，最少睡六个小时，要连长下个命令最少睡六个小时，否则会死人的。当毛主席问道：“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完成任务！”毛主席说：“你们革命可彻底了，让群众冒冒烟也可以嘛！”毛主席的话表明，并不赞成刘少奇主张一定一刀切叫社员去食堂吃饭，允许社员家生火做饭。毛主席问：“公社的工资普遍发了没有？发的什么？”耿起昌说：“人民币。”毛主席又问：“人民币从哪里来？”耿起昌：“政府收购物资。”毛主席继续问：“有几个人民公社不能发工资？”回答：“都能发。”毛主席说：“靠不住！不出经济作物的地方，它只有一点粮食，哪有钱发工资？”耿起昌说：“受灾的地方困难些，人民公社成立后，有灾区，有丰收区，可以互相调剂。”同志们，你们看，毛主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么细致，发现不仅河北有“共产风”，“共产风”也刮到新乡。毛主席是最早发现“共产风”和“浮夸风”的，又是制止“共产风”、“浮夸风”的第一人。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主席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和《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现在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要求省部级干部学习斯大林着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问题》。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着重讨论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会议中云南省委发来一份报告，反映在春夏之间云南发生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毛泽东立即批示印发会议，认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有责任，对人民生活照顾不周……接着邯郸报告邯郸地区伤寒病流行，主要原因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又批语印发会议。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重点讨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在不挫伤人民的积极性的同时，进一步指明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更不是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把人民公社的方针定为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不少高级干部头一天还有抵触，过一天想通了，刘少奇说：“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你看毛主席纠正“五风”有多难啊！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四月二十九日，毛主席给六级干部写了一封信，谈到包产问题时毛主席说：“包产一定要来落实……包产能包多少就包多少……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有许多假话是上边压出来的……假话一定不要讲。”一九六零年六月上海会议上，毛主席讲：“人民公社运动中违反了公社内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教训”。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八届九中全会上要求干部大兴调查研究，纠正人民公社运动出现一些问题

庐山会议上开始继续批“左”，会议快结束了，又跳出来个彭德怀，大肆攻击三面红旗，说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还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有人反映彭德怀在苏联期间，曾单独和赫鲁晓夫会谈话，违犯党的纪律。毛泽东不得不反击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五八年后，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的错误，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五风”，再加上连续的自然灾害，和苏修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一切经济援助、催还债务，使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三年经济困难即将好转时期，刘少奇、陈云主张包产到户，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林彪四人同意包产到户，周恩来没有表态，毛泽东、朱德反对，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最后说服了他们。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了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谈到单干、两极分化时，毛主席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我们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指出：“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才能使人民公社在正确的道路上胜利前进。”

一九六五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也有一天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又怎么保护我们的民族的工商业！”这是多么发人深省的话啊！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很谦虚地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在三年困难时期，河南信阳地区、安徽凤阳地区是饿死人比较突出的两个地区。原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他的回忆中说：“左倾思想愈演愈烈……人人自危，……说假话，……这是饿死人的思想根源。一九五九年信阳地区遭受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晚秋作物播种后一直到收割没有下一场透雨，尤其是水稻受害更为严重，晚稻几乎绝收，这是信阳事件的客观原因”。李先念到信阳见到饿殍遍野，泪流满面，好像悔不该在会上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紧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造成逼、打、抢，从社员口中夺粮，至使不少家庭过着无米之炊的生活。路宪文说：一九六零年正月初八，正值饿死人之际，省里还来催粮。四月份，路宪文让大家报死人数，统计为八万四千人，固始县向中央报告饿死四万人，（越级）省里很生气，要作检讨。

如何处理信阳事件，刘少奇代表中央批复：“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派十五军七师一个团去镇压。“从此信阳就变成大捕、大抓。大概有数千干部被抓入监狱，十五万人被抓起来集训审查，有些县的监狱装不下，就腾空房子安排。集训没饭吃，家属不能接见，家属就把红薯、馍从高墙外往里扔，里边抢着吃。当时有些干部自杀了，有些干部被抄家了，唐河县委书记的爱人和孩子集体投井自杀了。当时因害怕而自杀的很多，没人敢统计这个数字。死人的数字越报越多，谁报的少了是包庇，被批为右倾。造成新的恐怖。”不实事求是，继续搞浮夸风，想借机整倒另一个人，这是多恶毒的一招啊！

刘少奇派得力干将公安部长徐子荣到信阳，拟杀两万人。徐子荣在干部会上讲，要落实一下，杀人问题究竟杀多少为好，是不是大县杀八百，小县杀四百，一个大队杀四至五人。（路宪文讲他看过讲话稿）杨珏说：杀人问题要请示中央。毛泽东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邓小平可能是念挺进大别山时的旧情，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刘、邓企图销毁大搞“浮夸风”、“共产风”的证据，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吴芝圃说：一九五九年他先后写过两份反映刘少奇有关“共产风”、“浮夸风”的材料，都被扣押了，毛主席没有看到。又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又找他谈话，说要把五八年两次关于大跃进中大刮“共产风”、“浮夸风”谈话收回，说：“就当没说。”后来，邓小平找他说：“刘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刘主席很快就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中央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尽力争取吗！”既恐吓，又利诱，让包庇刘少奇。

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重提阶级、阶级斗争。然后开展小四清、大四清。先后发了前十条和二十三条，指导四清运动，在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刘少奇和毛主席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人民公社”是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在摧毁几千年私有制斗争中诞生的新生事物，尽管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美中不足，只是前进道路上出现的正常枝节问题，需要倍加扶植爱护，因为这些缺点和美中不足完全可以在前进的道路上逐步克服。一九六一年中央颁布农业《六十条》，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原则，人民公社逐步走上正规。老一代中国劳动人民为了后人的幸福，实干苦干，战天斗地，兴修水利，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将永载历史史册。这才是真实的历史，让那些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篡党夺权者及其徒子徒孙们抱着他们欺世盗名的谎言见鬼去吧！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做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一九五二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农业占百分之六十四；而到一九七五年，工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二，农业仅占百分之二十八。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人多、土地面积大，便于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特别是跨县、省界的大型水库、大型工程。一九五二年，中国耕地中，可灌面积三亿亩；到公社时期的一九七八年，可灌面积将近七亿五千亩，人均一亩水浇地，灌溉面积达到百分之四十。人民公社期间，还修了一亿多亩高产梯田，通过开荒、造田、特别是开垦北大荒，新增耕地超过一亿四千万亩。人民公社党政合一，利于管理，在抵御自然灾害方面发挥了小农经济不可比拟的作用。当国家需要时还可以抽调强壮劳力修战备铁路，支援国防和工业交通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社员的收入。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也是一个准军事机构，全国民兵三百多万支枪，其中有轻、重机枪、高射炮，农忙时种地，农闲时练兵，战时可以补充正规军，也可以保卫后方，平时可以维护社会治安。

人民公社的最大贡献，是解决了中国人民吃饭穿衣的基本需要。周总理在一九七五年的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讲：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整长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中国的耕地仅占世界的九分之一，却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这一个奇迹，给那些恶意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的老爷们的一个响亮耳光。任何人想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也是否定不了的。而中国的粮食问题节节失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难保，粮食安全岌岌可危，

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后，大块的土地被分割成碎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和水利化。公社时期兴修的水利，因年久失修，绝大多数也报废。人民公社时购买的拖拉机下不了地，当成废铁处理了，农民又回到过去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经济。人民公社时期办的托儿所、幼儿园没有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没有了，贫下中农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现在可耕地越来越少，到处建立工业园区，扩大市区，建立住宅小区，全国究竟占了多少耕地？有专项调查表明，到二零零四年底，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有闲置土地一百零七点九三万亩，空闲土地八十二点二四万亩，批而未供土地二百零三点四四万亩，以上三类土地总量近四百万亩，相当于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百分之七点八，由此推出二零零四年前城镇建设用地五千一百二十八点二万亩。由于“房地产热”，强拆、抢占，与农民矛盾尖锐化，群体事件屡屡发生。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建立了大型化纤厂，腾出了许多种棉花土地改种粮食，现在由于包产到户，粮食产量徘徊不前，土地大量流失、撂荒，造成了粮、棉、油、糖大量进口。农业部门表示，我国二零一一年前是大米净出口国，二零一一年就变成大米净进口国。二零一三年进口八千万吨粮食。我国粮、棉、油、糖四大产品进口量，相当于八亿亩耕地播种面积的产出量，比二零零零年进口增加五倍，这些还不包括不法商人通过走私，进口的粮、棉、油、糖。过去曾发现有人从菲律宾走私棕榈油，七月二十八日，又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云南海关破获一大米走私案，涉案金额三点一七亿元，销往“天府之国”四川等省。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十三亿多，现在是和平时期，你一年进口的粮、棉、油、糖，就要外国拿出八亿亩地的产出量给咱。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世界就不得安宁，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知哪一天蹦来一小小的火星，就可以引起一场大的战争。到那时，哪个小国家能养活我们？即使你拿着金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能卖给你粮食吗？现在你不是在海外到处租地吗？打起仗来，又能运进来多少呢？毛主席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没有吃的民心就不稳。再者进口的大豆、玉米绝大部分是转基因的，这些东西达官显贵不吃，坑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

目前的“土地流转”、“城镇化建设”、是全面实现私有化的罪恶阴谋，按此计划，修正主义集团将培养出一批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重新骑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众所周知，毛主席在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时大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也有一天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又怎么保护我们的民族的工商业！

请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吃的是老一代农民牙缝里给我们省下来，我们应当永远感谢老一代的农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再则我们也应当感到惭愧，我们现在还把儿孙们该吃的资源也吃掉了啊！拿毛主席这段话和上边的现象一对照，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毛主席的预见目前已经完全兑现，解散人民公社，使广大农民丧失了主人翁地位，企业改制使广大工人丧失了主人翁地位，当前加速私有化进程，已经迫使公有制背水一战。全国的工人、农民、各阶层劳动群众团结起来，捍卫我们的话语权、生存权和主人翁地位，粉碎修正主义集团的复辟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