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倒逼政治”现象与恶性政治竞争的影响还有一点恐怕也很重要，李文提到的“红工”组织的“经济主义风潮”，说主流造反派不同情他们的权利要求，从微观角度和自下往上看，李文的看法应该是有依据。这个观察角度如果用宏观角度检验一下，则不无问题。据戚本禹回忆，江青接见合同工、外包工之后表示同情并表态说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事后周总理曾经找江青谈话，据说周总理很不客气地说：江青同志你说的这些问题都应该解决，但是国家财政没有钱，是不是把你的工资拿出来去解决?此后，江青就不再介入类似的问题，承认自己不懂经济上的问题，再也不随便表态发话了。[④]这并不是说周总理比江青的同情心少，而是因为整个中国当时的农业以及由农产品支持的消费轻工业的总产出水平过低，不足以支持全体劳动者过上国企工人那样的生活(包括工资收入和福利保障水平)，只能是部分人最好(大型国企工人)、部分人次好(小国企、集体工人)——农民的整体水平最低，这是客观的生产水平决定的，不管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观念如何，都肯定如此，所以，中央提出反对经济主义风潮，实际上不过是明确终止各种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过高经济要求”而已。 文革早期武汉曾经有一个“五八二”的工人组织(1958年参加工作8年后还是二级工的工人)，一样是“经济主义风潮”的热烈鼓吹者，不需要多么认真的调查研究，从常识出发就很容易理解：1958年参加工作的单身汉现在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二级工的工资每月38.38元怎么都很紧巴，但是，政府没有能力回应他们的低水平愿望。直到1972年国务院下文调整工资，直面“五八二”群体的经济困难，由于财政能力的局限，他们中间也只有40%左右的人，得到了晋升一级工资的机会。 还是从宏观角度观察，毛时代的经济资源分配，从干部和工人对照看有着不小的差别，而且城乡差别也存在，但是，就整个历史而言，毛时代社会上层所占有的经济资源份额应该是中国整个历史中间的最低记录，当时享有高工资的官员和知识精英不是没有，但是人数极少，综合的后果就是上层占据经济资源的份额较低。在这个方面，作为一个事实判断，我倒是赞成邓小平“毛泽东夸大阶级斗争”的说法，就历史经验而言，毛时代的社会上层对底层所加的经济剥夺是最小化的，同时，还要加上一句，与各种经济剥夺相匹配的政治压迫也处于较低水平，换句话说，当时阶级矛盾是处在较为缓和的阶段上。 毛时代的经济分层，正如李文列举的有着地区差和所有制乃至于行业差别。其中，较高的大型国企工人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例如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也算不上小康，但是与解放前的包身工相比，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升。四清运动期间曾经广泛地进行厂史、村史和家史教育，大搞“忆苦思甜”，49年之前上海纺织业中间盛行的“拿摩温控制下的包身工制度”，被拿出来与国企工人的状况进行对比，把这样的经济变化突出出来的目的，当然是索取政治上的回报。建国后国企工人收入和地位相对于49年之前的提升幅度，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这意味着对劳动力施加“反市场化保护措施”——把普通的非技术蓝领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大大高于“劳动力市场价格”(从前的“包身工”和今天的“打工仔”待遇是典型的劳动力市场价格水平)，这意味着政府干预市场造成劳动力价格偏高于市场竞争价格，这个偏高幅度就是“准租金”。 用准租金检验李文所分析的“体制身份”：大型国企工人得到的准租金最高，小国企工人和集体企业工人次之，农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准租金，其所得最接近于劳动力市场价格(所以改革后是通过加大“农民工”的使用范围和数量去排挤和替代“正式工”来实现劳动力价格市场化过程的)。在私有制时代，所有的准租金都成为利润和地租归统治阶级所有，这些集中于统治阶级手里的准租金，一部分用于投资一部分用于消费，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更为宽广的投资获利的路径，相比于封建制度的优势在于：用于投资的份额远高于封建时代。毛时代的全社会分配状况是，一部分准租金归劳动者所有，大部分通过财政集中起来支付经济投资和社会管理费用，由于毛时代实行中产阶级最小化政策，其效果就是压缩相应的社会管理成本，在部分劳动者分享准租金的同时投资能力还有很大提升。同时，毛时代最小化中产阶级政策，还意味着：原本在私有制社会可以分享更高额准租金的群体(主要是官员和知识精英群体)他们的所得份额被大大压缩了。 用个人的经济所得去观察毛时代，整个社会是相对扁平化的，而政治领域向上流动机会是很少的，李文选择的观察角度等价于“如何在一个扁平化的社会里头寻找上升空间”，结论是很难很难，还因此带来很多极为消极的政治现象;由此，李文也得出了今天远较毛时代“进步”的结论。李文的结论公正与否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可以说一句的是：李文选择的观察角度本身肯定会直接导致这个最后的结论。如果近三十年没有工业化的加深，而是直接从毛时代退回到封建时代，从李文选择的角度依然会得出“进步”结论：毕竟所有两极分化加大的社会都将增加向上爬的机会，同时私有制的恢复还将开辟政治之外的经济上升通道，传统农业社会还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开辟社会声望领域上升的通道(例如成为族长、乡绅)，后者可能会支持传统社会比资本社会更为的“进步”的看法，这完全不是什么夸张，因为已经有人在大声呼喊乡绅和乡愁了。 准租金的存在，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更多的劳动者愿意获得这样就业机会，这就需要一种“流量管制”措施设置“进入门槛”，也就是说，准租金越高，所需要的流量管制政策就越是要严格到足以排斥大多数候补人群;二是带来政治上的后果——工人在政治上的保守化，普遍对干部缺乏起码的批评和监督意识，这是文革期间工厂保守派力量很大的原因所在。李文所说到的难于改变体制身份，其实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准租金很高的情况下内部人很难选择退出，外部人也就相应地很难进入，而壁立在外部人和内部人之间的流量管制措施也更为严格，这种隔离状况就体现为李文所说的“一次选择定终身”的就业制度。但是，应该同时考虑到准租金的存在，以及与准租金相关的流量管制措施，对于外部人而言固然是一种排斥机制，但对于内部人而言则是一种保护机制。也就是说，准租金的提升，内部人感受到的保护程度，与外部人感受到的排斥或者歧视程度是一致的。李文观察到了内部人和外部人的态度区别，但得出的结论只反映外部人的感受，选择的观察角度有所偏颇：突出“毛时代为改变名分而努力”的各种个人感受并对此进行提炼概括，并用这个来分析文革及当时的社会矛盾，但是这个观察角度恰好未能兼容内部人(内部人中间不少人成为保守派)的感受，文革期间保守派之所以存在而且还很庞大也是有其社会基础的。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便是国企内部的工人，在1950年代初期就参加工作的人(其中一些人往往在短短几年中间就获得数次提级机会)，和1958年之后参加工作的人，也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到了1958年之后，工厂内部提级提薪的机会就很少了，原因在于这一年开始的大跃进导致全国的工业规模急剧扩张，新招收工人超过2000万，工业扩张到了“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此后虽然经过三年调整退回了2600万城市人口，但是，整个城市和工业人口仍然过大，无限逼近农村能够供养的最大人口水平。此后，不仅工厂乃至整个社会的提级提薪机会很少，而且，城市新增就业机会也不多(雪上加霜的是：1960年代中晚期还叠加了解放后的“婴儿潮”渐次进入就业年龄)，说到底，还是周总理那个认识：必须用各种手段控制住工资总额的增长幅度使其小于农村的最大供养水平。后来的知青下乡、文革十年的工资冻结，包括李文提到的体制身份转换困难，都与这个必须按照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水平控制最大工资总额的目标相关，政治人物或者制度设计不能够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许可，这是“经济倒逼政治”。 五、在政治和社会流动领域的供求法则是如何起作用的供求法则对于政治和社会领域也是一样有效的，任何供不应求的事物都会卖出高价，这种“卖高价”的记忆会非常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历史印象。很多上层人士在自己的回忆中间，对1950年代的肯定程度远高于此后的1960年代，这中间的区别往往被简单地归结为“政策转换”——例如说是“阶级斗争天天讲”带来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奠基于人生亲历的感受主要来自社会流动阶梯的宽松与否的记忆。因为在1950年代，政权处于草创阶段同时工商业处于快速扩张期，大量的上层职位短期内提供给一个小得多的候补群体(这恐怕与1980年代早中期的大学生对整个社会的感受差不多)，许多人感受很社会公正和兴旺的记忆主要来自对向上爬的公正性和开放性相关的，说实在的，1950年代“健康向上”的记忆，在1950年代稍微有点文化的人都能够得到一个职位，哪怕很少的文化资本都能够卖出高价，这是“求大于供”的特定时段的普遍现象：向上流动机会的开放性和才能总是得到重视的记忆就这样相互吻合起来。今天回顾1950年代，甚至可以说当时“过小的才华也得到了过度的重用”——毕竟这是与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但国家和企业管理(包括技术职位)需求极大的对比关系决定的。 相反，那些1950年代得到过度重用的人力资本，到了1960年代之后，就成为一种霸占并阻碍向上爬机会的因素了。这中间的好坏转换应该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这一次运动除了确立向上爬的标准中间“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分量对比关系之外——更重视所谓的“政治资本”(而政治资本的考评又是以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小圈子规则”占主导的)同时最小化“文化资本”的分量，更为重要的后果，是全面终结了此前向上爬“较高通过率”的供求关系。1957年反右之后过度拔高“政治资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此前得到过度提拔群体的“资本拥有量”相匹配的——“文化资本”极度不足同时却是各种政治积极分子出身。在这种对于“政治资本”的重视背后，还部分反映了当时官场中间的权力竞争关系，当时的官场由这样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出身于积极分子并得到提拔这群人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本，另外一部分人则因为有文化所以得到职位这群人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反右扩大化之后确立的官场潜规则是政治资本优先于文化资本，解决了官场内部的竞争优势评定问题。同时，高扬政治资本重要性的标准，还纳入了内部人对外部人的排斥意愿，成为一种进入的流量管制措施，这吻合了“供求关系”方面的根本性转变——由从前的供不应求到现在的供过于求。 今天的高校中间，青年教师对于“新三界神话”群体(指1977、78、79年三届大学毕业生往往只花5年时间却拥有了别人20年才能奋斗到的学术地位)的垄断地位和霸道的反感有一致性，这个“新三届神话群体”普遍被看做是没有多少学问却过早成名、今天业已成为“学霸”掌管学术资源分配权，同时这群人还是立规矩和执行规矩的群体，由于这样一群人在高校中间全面掌权有人专著相关章节抄袭率高达百分之七八十都竟然被说成是“不规范”而不加处分。反右确立的政治标准可以看做是1950年代“过度提拔群体”对自身利益的表述和坚守，而今天的“新三界神话群体”对于高校学术资源分配和学术地位提升的权力也是一种自我利益表白方式，换言之，在转折的过渡时期总会有一个快速得益群体，随后这一群体作为一种“强势的社会存在”会创造性地构建出一种机会主义行为的代表性模式和利益表述方式。与反右确立了“政治资本”优先的潜规则一样，今天高校中间的“新三界神话群体”总是用一种“毛邓时代两重天”的鲜明态度发言，把自己与毛后时代的社会转型紧密捆绑在一起，自况为改革事业在政治上的坚定支持者，这无限近似于土改时期的“老贫农诉苦”充满了忆苦思甜的韵味。 正如李文所言，毛时代取消了寻求经济上上升的通道，再也不能指望发家致富成为地主富农资本家了，一切有志于向上爬的人士，怀有各种抱负和野心的年轻人，都不得不盯住政治领域，结果，全社会的竞争都集中到政治领域。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毛时代教育普及很快，这极大地提高了一代青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和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再加上当时的中产阶级最小化政策的影响，结果是：通过率很低的政治阶梯面前，拥挤了几倍乃至于几十倍不甘于平庸、等着向上爬的人群，这极大地恶化了政治领域的竞争状况。几十倍的对手，竞争那日益稀少的向上爬机会，这种竞争态势，给官场的机会主义创造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官员有着空前的机会去挑选最符合自己心意的人。恶性政治竞争的蔓延，与稀缺机会的竞争态势关系很密切，恶性政治竞争助长并最大化了干部的机会主义行为。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恶性竞争的蔓延都将形成那种“投入过多、收益过少、没有公正和规则”的整体印象，这对任何一种制度运作而言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会导致制度信誉的极度降低，并在根本上催生一种完全投机性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模式，最终会支持各种最大化机会主义行为的“理性选择”。毛时代最小化中产阶级的诸政策，除了李文所揭示的增加了向上爬的难度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降低了“竞争标的物”的可欲性——也就是说降低了人们心理中间向上爬的预期收益，同时，毛时代还搭配了部分增加了底层劳动者职位的吸引力(最明显地体现在国企工人的待遇上)的诸政策，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向上爬的吸引力并增加了底层职位的吸引力。不过，对于这两个攸关社会流动的政策，不同的人群的感受是截然相反的，底层的工人群体是接受并感恩的，但是，对于那些寻寻觅觅找不到向上流动的精英心态而言，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压抑，而这种压抑感受在特定的历史转型时期被格外“放大”了，并成为评判制度的标准和回顾毛时代的首要问题意识。李文所表述的感受不是个别现象，例如人大教授郑也夫也一样痛切地回顾毛时代不让人考大学那种走投无路的记忆。 最后，对于文革期间提拔造反派的问题，在上海和河南可能比较突出一些，“革命造反派”的名分在这两个地方有部分兑现，但在湖北就不是这样，大学生中间的保守派头头钱运录和漆林都是在文革后期就提拔了的，反过来，造反派倒是反复挨整，武汉“钢二司”一号头杨道远虽然结合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但1971年就被隔离审查，一直关押到1983年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才放出来。就全国而言，提拔造反派恐怕仅仅是“名义上”的——他们占据一些省市革委会的副主任、常委名额，但实际上并不起作用。提拔的主要标准还是按照与当权派的亲疏关系来确立的，文革期间全国大多数地方恐怕都是这个样子的，像重庆黄廉和武汉朱鸿霞这种闻名全国的造反派头头连入党目标都很难实现，上海河南可能反而是例外，原因恐怕也在于上海河南掌权的干部群体与造反派的对立程度较低。这种提拔方式与明示的“革命造反派”标准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干部实际拥有的巨大选择空间的检验。 武汉造反派头头中间，很多人都记得文革时期流传的“走资派四大策略”——“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组织路线结成死党、路线斗争引导对方犯错误、革命造谣好得很。”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还安排了一个作者：说是林杰(《红旗》杂志编辑组组长)从走资派的各种政治手腕中间总结提炼出来的。一个武汉新派工人头头吴焱金四十年后总结当权派的文革行为时说：走资派的两大基本策略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应该说，当权派的各种镇压策略能够实现，都在政策容许的范围之外，也不符合“革命造反派”的名分，很多高官不得不一次再次检讨自己所犯的路线错误，但就是拒不放弃镇压造反派的初衷。需要追问的是：文革十年期间，多种镇压造反派措施为什么能够落实，而且主要还不是依靠各种国家机器的镇压力量就能够完成，多数情况下是假手保守派这样的社会力量去实现的，这样的史实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当权派有多大的能力越过政策和法律的容许，自下而上地为自己创造出“机会主义行为”空间。法国研究组织社会学的巨擘克罗齐耶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法令不能改变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醒我们要抛弃那种“好的制度或者政策设计能够制止官场机会主义”的幻象，走出这个天真幼稚的幻象，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和现实政治所包含的“丰富内涵”。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一日初稿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三日修订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定稿 [①] 对社会分层较为综合的介绍，格伦斯基《社会分层》一书的相关章节值得一读，这本书的网络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6727726.html [②] 对于官场和市场中间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一些表现和初步分析，可以在百度文库中间搜索到，地址：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Jmvo63ssh-g50ooQx6zE9JuIle2M16ELtIpLqT8ZY00gVRAa5fcEpmTBF1XhyxF4BxvvoXuIVb0X0_E3KaNk_ [③] “韦伯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导致‘官员专政’的可能性比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更大。或者象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一次演讲中所表述的那样:‘私人资本主义的逐步消灭在理论上无疑是可想象的，……但是，假定这种情况最终发生，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它摧毁了当代产业劳动的铁笼了吗?没有，相反，国有化或‘社会化’的企业管理将变成官僚的……，如果私人资本主义被消灭，就只有国家官僚的统治。”【韦伯《关于社会主义(演讲)》(1918年)，转引自托姆·博托莫尔著《现代资本主义》顾海良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④] 对戚本禹的访问，2012年1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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