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电子杂志《记忆》第115期)

　　阅读李逊的论文《革命名分的诱惑》(下称“李文”)，有很多感想，这篇论文从经验感受进行提炼，把“体制身份”和“政治身份”作为毛时代社会分层的依据，对于毛时代个人如何完成积累政治资本的过程，李逊根据自己对于上海文革运动的研究，提炼出“革命名分”的概念，并把这个看作是许多人参与政治活动的关键要素。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名分”概念的提出是一种深刻的学术提炼：超越各种社会现象的感性材料，进行提升并创造一个学术分析的工具，从而去芜存菁，剥离一些个人化的感受和偏见的影响。读了这篇论文之后，我自己也对照反思了对毛时代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看法，有几点感想，写出来相互交流。

　　一、对于社会分层的看法

　　个人对感性材料进行概括提炼，除了自己的思考之外，也许需要参考旧有的学术积累，与李文的思考相关的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理论，这个方面的学术积累都在“社会学”学科领域之内。美国社会学者赖特·米尔斯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通常与他持有的三种资产有关：政治资产、经济资产和文化(技术)资产，马克斯·韦伯则认为一个人所掌握的政治权力、经济资本和社会声望是其处于何种社会阶层的依据。对照李文所强调的“政治表现”和“革命名分”，可以视为政治资产的积累过程来看待;而一个人处在何种所有制企业内的待遇差别，与西方国家企业在市场上有无竞争优势和垄断地位影响其员工收益的差别有相似性。[①]

　　李文中间说：“(体制身份和政治身份)这两个体系的等级身份，完全重构了中国1949年后的社会结构。不仅破坏了传统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换和勾连，也破坏了每个个体对身份自我转换的权利和能力。这样的制度，将各种不同的阶层群体和政治形态，隔离在各个层次等级，不许横向联系，以方便执政者分而治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描述，这么说有依据但并不充分，对照传统时代，毛时代农民进城的数量肯定远超从前，这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相匹配的历史现象。至于隔离的结论，对于那些受到歧视的群体来说，应该是成立的，但是，说一个社会隔离大多数人，下这样的学术判断，需要仔细斟酌。毛时代的政府和公营企业占据全社会，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间起作用，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过分强调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消极面并使用贬义词加以界定，虽然有着经验证据，但不一定全面和准确，对于有着毛时代生活经验的人来说：与49年之前和今天的中国相比，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或者说社会分化，到底是强化了还是缩小了?经得起检验的学术结论，要对各种成见和个人感受都要有所超越。

　　还有，毛时代确实有一部分人丧失向上流动的机会，例如黑五类出身、右派等，他们入团、入党、提拔、升学、参军的机会要少得多，但是，这只是意味着占整个人口中间的少部分人被剥夺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并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之外的人群例如“红五类”就自动有机会上升，机会多的还是李文所强调的干部子弟。所以，分析社会分层，把黑五类等各种受歧视的群体突出出来进行对比，会导致一种无意识中间的观察样本偏移：选择在“有机会”和“无机会”群体的边界线附近进行观察，这个边界线只能识别什么人受到排斥，但是不能观察到底是什么人得到向上爬的机会这个真正的“分层”和“社会流动”依据。可能的现实是：当时的社会中间有5%左右的人口(例如地富反坏右)被剥夺向上流动机会，还有5%左右的人口例如党团员、劳模、积极分子处在向上流动的优先位置，但是，即便是党团员这种处在“优先位置”的候补人群中间，最终可能也只有五分之一或者更少的人口最后实现了向上流动，所以，观察社会分层和流动，首先应该在“有机会”大数样本中间进行抽样观察，然后再观察这些人中间到底是什么人通过什么样的门路最终实现了向上爬。而文章所强调阶级斗争和运动对象，只能识别出谁被剥夺了向上流动机会，由此造成了新的歧视和政治不平等，而社会分层和流动问题要通过“谁得到了机会”的分析来说明，阐明“谁失去了机会”则说明不了这个问题。

　　对于毛时代的社会流动和分层问题，李文比较强调“隔离”和个人对于社会流动的无能为力，强调制度或者体制的分配作用，这从经验来说也有其依据，仅仅从这里出发还不够，需要对照传统时代、西方国家的现实和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理清认识，才较为全面和准确，得出更加靠得住的分析和结论。例如，李文强调毛时代工人很难改为干部身份，与西方国家企业和今天中国企业的现实对照之后，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毛时代的干部政策比较强调从工农兵这样的第一线中间提拔干部，对照今天中国和海外的企业，蓝领工人基本上是不可能被提拔到高层管理岗位的，也不可能进入政府部门任职，这样的职位基本上属于在大学这样的标准白领生产线上加工过的成员。今天不仅政治局里头不会有陈永贵、吴桂贤，而且厂长级别都不可能出现陈永贵、吴桂贤，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显然没有纳入对照和思考的范围，因此，这样的思考和提炼就不无疏漏。

　　至于说到“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的问题，在农村还要加上“民办教师”“赤脚医生”这样的技术职位，这在文革中晚期比较多，这属于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李文在不经意之间混淆了。毛时代强调缩小“三大差别”，强调干部群众化，不脱离生产劳动，群众组织头头参加革委会还要求是“半官半民”，这种政策被当时宣传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事物，是逐步告别传统的等级社会的方法，这与朱镕基任上扶持“中产阶级壮大”的政策截然相反，可以说是一种“中产阶级最小化”的政策。李文从个人经验角度观察到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工人很难转为干部身份”，这个很准确，但是，这是否构成一种隔离则很难说，这恐怕也是等同于改革初期在官场用工制度中间那种“新人新制度”“老人老制度”的妥协策略——在不根本上剥夺正式工利益的情况下对新增员工采取合同工制度，对于原先就是干部身份的群体不去剥夺他们的干部身份和待遇，而对于新干部则强调不脱离原有的劳动者身份，逐步增加合同工的改革后果是在一个时间段之后就没有了“正式工”，文革是否在一个时间段之后彻底没有了“正式干部”，因为相关干部政策随着文革被彻底否定而终结就无法验证了。尊重既得利益显然是一种降低政治不满和反抗的权宜策略，结果当然是在客观上就造成两种身份的对照，而且政策效果还使得转换干部身份难度增加、干部指标很少。

　　毛时代“最小化中产阶级”政策的后果，当时的说法叫“缩小三大差别”——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三大差别的缩小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普通民众少了“向上爬”的机会，另一方面的影响同样重要：就是在李文指出的贫困农民群体中间首次普及了低水平的受教育机会和医疗保障，换句话说，中产阶级群体的最小化使得民众获得“廉价政府”和“廉价福利”。为什么要等到文革晚期农村才真正普及小学教育和合作医疗?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小学教育和合作医疗都依托“公社三级体制”来运作的，但是，为什么要等到各级教育和卫生部门无法履行权力、公社体制确立十余年之后的文革晚期才得以实现，这里头的奥妙不少，可以从学术上追问一下：教育医疗等管理部门的存在与廉价服务供给的最小化之间有什么关系。

　　从长远的历史阶段进行对照：王朝末年统治阶级人数增加和单个统治阶级供养水平上升，综合后果是逐步达到和超过底层的最高供养能力，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关键机制。毛时代特别是文革晚期的制度创新是否属于“缩小三大差别”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创造廉价政府和廉价公共服务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去年中国财政支出超过13万亿，人均负担很高(每个城市就业人口人均税负超过2万)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不怎么样，这实际上是政府形象下降的原因之一，就长远看来，过高的人均税负和过少的公共服务一起，会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其实，对于穷国或者穷困阶段的经济体而言，中产阶级的大小及其经济状况的高低，实际上是与底层的负担水平呈因果关系的，毛时代中国工业化水平很低、农业总产出还不能保证全体国民的温饱，中产阶级的人数及其供养水平尤其与底层社会的负担轻重关系密切，抛开“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高调，还有一个极为现实的考量：社会上层所能提供的服务与其向底层索取的经济资源的对比关系，这是中国两千年治乱经验和政治智慧的核心内容。这可能意味着，对中产阶级成长的宏观学术分析，以及观察一个人奋斗中产阶级地位困难程度的微观体验，都需要加上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的时间段”的检验尺度。

　　二、把“保守派思维”和“造反派思维”结合起来思考

　　我个人觉得李文的思考中间，还是有一种“保守派思维”在起作用，这种思维的特点是无视“当权派+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所结成的政治同盟对政治生活的异化改造，把官场中间的机会主义行为过于简捷地与制度功能捆绑在一起了。例如说“所有这些政治等级身份，实质就是由执政党对社会进行甄别，考察对革命的忠诚度，制订出每个个人在阶级斗争社会中的政治位置，以此建立严格的政治秩序。文革前的中国，本质上是个身份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为了达到高度统治的需要，执政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制造政治等级，对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分层再分层。”好像不这么做就不行，这个说法恐怕欠妥。今天回顾，我个人认为绝大多数此类做法都不是建立秩序所需要的，仅仅与干部如何分配稀缺的“向上爬”机会有关，很多所谓表现“忠诚”也不是对于政权、政党乃至于制度的忠诚，而仅仅是对于官员个人的忠诚(甚至这种忠诚都是有疑问的)而已，可能仅仅是表面上对官员个人进行“逢迎吹捧拍”“表忠心”而已，以此交换一个好印象，得到入团入党提干的机会。也许值得提一句，当官场中间“逢迎吹捧拍”的语言成为下级对上级的主导交流方式之后，不仅仅“长官意志”会成为官场准则，而且也最小化了从现实中间提取政策执行的准确信息并修正错误的可能性了。

　　文革初期不管是工作组领导“斗黑帮”还是“反干扰、抓右派”，不仅建立不了“严格的政治秩序”，而且还在干部群体和群众中间激起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意识，王光美在清华的搞法，虽然与刘少奇在1947年土改时期的“搬石头”经验一致，但是，绝不是建立秩序和制度的需要。但是，王光美却得到大量官场的当权派和民间的亲体制力量(主要由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群体构成)的追捧跟随，没有这两拨人的无条件追随，不管是第一步的“反蒋”还是第二部的“反蒯”，王光美根本就玩不转，但这种现象恰恰是政治异化程度很高的表现，就像是后来造反派所批判的：走资派鼓励奴隶主义、培养那种“对上是奴隶，对下是奴隶主”的投机成性的“奴才”。这种现象的普通存在，恰好与毛时代从基层提拔干部的制度互为勾连，如果干部不是掌握着从基层选拔积极分子、党团员这样的培养对象的权力，就不足以鼓励那种毫无节操的投机分子来阿从自己的意志，哪怕这种意志是极端错误和有害于秩序建立和制度运行的。换言之，坏干部和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群体所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之所以得以成立，是因为干部掌握着稀缺的“向上爬”机会的分配权，也正是因为如此，评定“名分”的权力要足够秘密，才能够不受质疑，更好地实现由干部垄断。

　　这里需要对照一下“造反派思维”可能会更全面一些，在造反派看来，当权派和马屁精结成的同盟的所作所为，不能够与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进行捆绑，在共产党当权派(包括马屁精那样的亲体制力量组成的保守派)与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之间要进行分割。当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文革初已调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仍然遥控湖北文革运动)因其创造性地执行“资反路线”，明确提出“引蛇出洞、秋后算账、枪打出头鸟”，被造反派定性为“三反分子”(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不让此官员“扯大旗作虎皮”，这个罪名的功能性作用，就是要彻底剥夺一个官员拿共产党意识形态、政权以及制度的合法性来掩盖自己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阶级分析法的引入，本身就有拿掉权力精英阶层身上各种政治或者非政治光环的锐利批判作用，剥离掉那些与官位相关的光环。以此而论，反右扩大化实际上就等同于文革时期定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批判的。这个区分意味着要把政权、体制或者制度，与制度的代理人(各级当权派)的机会主义行为[②]进行区分。真实的状况和学术分析，应该在两种思维的中间和过渡带去寻找立足点，既不是简单把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与制度捆绑在一起，同时又要正视各种机会主义行为与制度的内在勾连。

　　三、文革揭示出来的官场机会主义行为

　　官场中间的机会主义和市场中间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样，都是难于避免的现象，在做学术分析的时候，要谨慎处理。对官场和政治生活中间的机会主义行为如何看待，是学术分析的一个难点，就政治实践而言，如何最小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也应该成为每一种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从实践到学术的过程中间，哲学中间的实证主义、政治学中间的功能主义方法，都曾经被批评为“过度肯定现实”，缺乏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官场中间的机会主义行为广泛存在，一方面是官员的自利动机，一方面是客观条件的容许程度(这与权力得到监督的难度成反比)。就每一个社会而言，社会流动机制或者说谁优先得到“向上爬”的机会，是一个社会最为关键的激励机制，奖优汰劣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把这个激励机制与个人的逐利动机结合起来，去引导人们的行为和努力方向，奖优汰劣按照制度去执行，让那些应该受到奖励的得到奖励同时诱导别人也这么做，这才是一种制度或者秩序得以稳定运行的正当机制。对于官场而言，那种坏干部往往喜欢提拔“俯首帖耳、听话出活”的顺民，并且通过这种机制去识别出谁对自己忠心，这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建立“个人信任关系”的人脉网络来替代制度和政策规定的选拔标准，这是“党同伐异”的需要同时也是权力资本经营逻辑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这样的选拔后果是“裙带关系”和“山头主义”盛行，选拔方式内在地贯彻筹组一个“上下其手”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在这个网络中间投入并积累“社会资本”，不要说共产党政权，这样的做法就算是封建时代也是没有合法性的，这样的机会主义行为却有着代表性和稳定性，穿越历史和各种社会制度去顽强地表现自己。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说，机会主义行为都是对于制度和秩序建设的偏离，是一种负面的力量，在社会上肯定要造成各种不满和反抗，最终威胁到制度和秩序本身。

　　毛时代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由两拨人组成，一个是坏干部，一个是假积极，这两拨人寄生在体制内部，通过干部掌握的选拔机制分配稀缺的“向上爬”机会，来实现相互之间的结合。反右扩大化和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检验这个同盟是否存在及其存在范围的关键史实。与其他制度和社会相比，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样具有自利动机，不同的是客观条件变了，在其他社会体制内部，分配稀缺的“向上爬”机会一样是官员实现自利动机的手段，不同在于采用何种标准来实现党同伐异、照顾自己人。封建时代的门生故旧会以“学术水平高低”等手段来兑现，资本社会和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也同样会留给官员一定的自由选择空间。

　　在整个文革期间，当权派的大多数和保守派，都属于“反文革派”阵营，他们对于文革的推进方向特别是提出并执行“整黑五类”这种运动方向，李文也在“共产党”和“阶级斗争”的框架下给与正当化了。当然，这个方面是我们在观点上的不同，我倾向于把当权派大多数和保守派视为毛时代推动政治异化的“自主力量”，这两群人是为了自利目的来推动政治异化的，而不是为了制度运作的需要，这两拨人同时构成一个完整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恶化了他们小圈子之外近乎所有人的政治状况，构成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压迫。韦伯曾经预测说社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官僚专政”，[③]用这个预言对照毛时代的政治异化，恰好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间政治异化的形态——“官僚专政”是如何实现的——通过坏干部+保守派的政治同盟来实施的。而造反派的代表性和文革的正义性(如果有的话)就在于：在造反派的视野里坏干部+保守派的同盟是完全负面的力量，与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要区别开来看待，需要加以批评和斗争;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把造反派对于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批判，拔高一点，不仅仅意味着李文所说的群众评定干部的名分，而且意味着对于公有制社会里头官场主导下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第一步清算。文革所检验识别出的“当权派+保守派”的政治同盟，我个人也倾向于认为是公有制社会的政治异化的主要形态和典型表现。

　　在上海观察文革的局限性可能在于：在1967年之后的后续文革政治运动中间，由于保守派的瓦解而丧失了其代表性的表现，此后造反派还得到提拔并且很少挨整，全国恐怕就只有上海与河南，这应该算是例外情形。所以，文革十年期间“革命造反派”这个名分，能够成为有效的政治资本而不是债务，有助于改善自身处境的，在全国是例外情形。而武汉的保守派和待遇，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就很有代表性了，文革初期的保守派(当时称为多数派)在工作组或者党委的指使之下，搜集同学或者同事的黑材料预备把别人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在1967年夏天组成“百万雄师”这样的专职武斗队伍杀死造反派100多人杀伤数千人;在1968年清队和随后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间，被抽调出去脱离生产岗位成为所谓的“动力”搞专职的“逼供信”工作，把绝大多数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1976年之后的揭批查运动中间，不仅作为脱产的“动力”搞专案工作，而且还逐步得到提拔。保守派的文革表现及其在揭批查运动中间的表现，没有任何政策、法律依据，也不符合任何道德标准，而且保守派所扮演的角色，也不能认定是有助于制度运作或者秩序建立，仅仅是阿从了当权派的需要，是一种在“这么做将要受提拔”的激励之下的“标准的机会主义行为”。正是因为武汉的保守派在把造反派“整成反革命”的过程中间“投入过多”，结果捍卫他们的工作成果就成为捍卫他们政治利益的必要手段，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武汉“百万雄师”的一些核心成员唯恐湖北省市委屈服于造反派压力搞落实政策、平反，还三次去北京上访，要求中央关注武汉“可能否定批清运动成果”。当权派联手保守派，在文革十年期间对造反派进行多轮镇压，既不符合政策和法律，也不符合当时的“革命名分”，也不能认为是有助于制度和秩序建设。这种顽固的政治症状，只能说政治异化的顽强表现，而且是一种自我表现，文革就像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十六条认定走资派是坏人，经过文革运动的系列验证，老百姓看到他们确实不是好人，连带各种亲近走资派的力量和群体也多半不是好人。文革最终可以验证一点就是：把当权派的机会主义行为与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进行捆绑是不能成立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机会主义行为永远不会断绝的原因在于：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或者标准足以把官员的自主选择机会压缩到零，这与各种管理事务难于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实际紧密相关。美国的管理学大师泰勒把工人的操作进行规范化，并制定出操作规程和单位工作时间内的任务指标，但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够把繁杂的管理事务也进行标准化，发明出一种管理领域的“泰勒制”。没有百分之百的标准化就没有通过制度压缩官员自由选择空间的可能，一切制度迷信或者民主迷信的错误在于：对于管理标准化要么是毫无认识，要么是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就是说，官场的自利动机必然诱导各种机会主义行为，而管理事务难于标准化，则是制度设计上难于遏制机会主义的关键原因，剩下的区别，就是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会相应地给官员留下不同的机会主义空间。

　　毛时代的文革，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消弭官场机会主义相关，这一次的手段主要不是靠制度设计，而是靠改变力量对比，让非管理者批评管理者，让整个的被管理者群体按照自身对干部的“集体记忆”来评定干部优劣。这与今天格外强调“顶层设计”不同，是一种“底层设计”，这种底层设计的特点是：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好坏出发，容许被管理者按照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印象去臧否干部。如果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角度，也许可以追问一下：这种底层设计对于压缩官员机会主义行为空间的效果如何?相比各种顶层设计例如纪检、监察、审计等等制度的效果孰高孰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