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泽东东南“震虎”，美对蒋“反攻”计划更加悲观印度军队对中国边界的蚕食性进攻，是对中国的“抗震”力的检验，美国、苏联乃至台湾蒋介石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反应及其结果。因此，印度的惨败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影响是重大的。 就在中国对印反击战进行期间，蒋介石也同期启动了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10月1日到12月6日间，蒋介石先后派出九股特务由高雄乘船，偷渡到广州沿海的海丰、惠阳、惠来、电白、台山五县登陆。[40] 毛泽东在中国西南方向指挥反击战的同时，在东南方向也对蒋介石进行了干净、彻底的痛击，令蒋介石在东南的反攻行动血本无归。从10月1日到12月6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歼美蒋特务172人，其中有七个特务纵队“司令”、14个“副司令”。击沉运送特务的机帆船3艘，缴获一批美制电台、手枪、冲锋枪等。蒋介石派出的九股特务除一股未敢登陆外，其余全部被歼。[41]1963年9月11日，蒋经国拜见肯尼迪，在被问及“最近骚扰行动的成功率”时也承认：“作为军事行动，这些骚扰并不算成功”;在回答人员伤亡情况时，蒋经国承认：“伤亡率为85%”。[42]尽管蒋经国提供的数字与大陆有出入，但其反攻行动遭到毁灭性的失败则是共认的事实。 蒋介石的登陆惨败使美蒋之间埋怨升级，1963年2月4日美国驻台“大使”柯克向肯尼迪总统汇报时说：蒋介石“埋怨美国使其倒台，我觉得他有朝一日回到大陆，也不会感激美国，而且会变得很难对付”;“我已很难见到委员长，他总是敷衍我。觉得我不理解中国人，总是搬出条约来刁难他。我进一步说，委员长有时会要求来访者间接地将信息传递给肯尼迪总统，而这本应由美国大使来传递。这表明委员长不可能与我融洽相处，他想用其他的方法绕开我。这是中国式的老把戏。”[43]当肯尼迪知道蒋介石最近的反攻“特遣队”“全部9队人马都被俘虏”后，问柯克蒋介石“对印度怎么看，中共打得过印度吗?”柯克说：“委员长讲中共占有优势是不成问题的，印度人哪方面都不行。”[44]肯尼迪这句话言下之意就是：如果“印度人哪方面都不行”，那你蒋介石就更不行了。柯克向肯尼迪表示：
我本人强烈反对给予蒋介石总统任何余地，无论他怎么试图绕过他与美国签订的条约。 a. 我还认为目前有必要采取步骤让蒋介石明白，我们不会参与。b. 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适当地发表一些公开声明，即我们不打算背离我们公开宣布的我们将保卫台湾的立场，但我们将不支持现在在台湾的中国政府发动侵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步骤是一个可接受的方法，它介于(a)以一个简短的通知发出严厉的不要去做的警告，或(b)一旦总司令已经开始了入侵行动，就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去干涉。[45]
值得注意的是，柯克这个建议与过去不同的是，“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去干涉”的对象已不是中国大陆而是台湾蒋介石。这说明中印战争后，美国对台湾的“反攻计划”产生了蔑视和不耐烦。事实上，自1962年底毛泽东的西南“亮剑”不仅使美国也使蒋介石集团内部对其军事干涉中国大陆政治的效果有了更加悲观的评估。 1963年9月6日至13日，蒋经国访问华盛顿。9月9日会晤了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蒋经国向克莱恩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蒋总统已经授权他声明，除非大陆出现反抗运动，否则在未来18个月内，台湾不打算发动军事进攻。” [46]9月10日蒋经国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乔治•邦迪会谈，重申：“国民党政府将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允诺不会进行导致冒战争危险的行动。国民党愿意就削弱中共政权并最终推翻该政权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讨论，认为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必须更侧重于政治而不是军事。”[47]11月，国民党召开“九大”，修订了策略，确定了“反攻复国总体战”方略，即视大陆为主战场，台湾海峡为支战场，将反共斗争的方式从军事方面扩大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48] 1964年9月4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写信给副国务卿莱特说：“与‘蓝狮’[49]计划报告相关，我饶有兴致地看了你在发给我们的138号电中进一步阐述了有关光复大陆问题。你所发现的中华民国计划重点的转变是自然的，尽管我们对此不能完全响应。”[50]同时美国持续压缩台湾可能“反攻大陆”的战略空间，同一天(9月4日)美国国务院就“中华民国在泰国和缅甸的活动情况”致信美国驻台湾“大使馆”，要求明确告知台湾当局“中华民国在东南亚另有打算，在追求反对大陆的目标时，中华民国自然倾向于超出我们认定的谨慎限制，对我们不那么诚实”;美国“的确曾向缅甸人保证，反对再出现中国非正规军的问题”，美国“决定尽一切可能确保中华民国不采取过分和鲁莽的行动”。[51] 1965年11月6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就“中华民国关于登陆大陆中国”致信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建议“美国不应全面参与有关中华民国登陆大陆中国构想的双边研究”，并通过“蓝狮”委员会“批评中华民国政府的单方面计划”;美台双方的“任何协商必须不会导致使美国承诺承担参与制定计划，支持中华民国登陆大陆的义务”。[52]1965年9月22日，蒋经国向麦克纳马拉递交了一份“国民党登陆大陆抢占西南5省的计划(代号为‘大火炬5号’)”，9月29日，蒋介石在12月29日也向美国惠勒将军递交了同样的建议。1966年1月24日，蒋介石得到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否定的答复。蒋经国对此的反应是“失望和恼怒”。[53]国务卿腊斯克也明确指示美国驻台北“使馆”：“在目前可预见的形势下，我们不能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的登陆行动，并且不能同意任何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54] 1966年3月，美国在即将出台的对台“军援手册”中明确规定：“美国的军事援助将不刻意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反攻大陆。”[55] 1967年3月，蒋介石想借美国在越战中的困难形势再次向美国提出“现在正是中华民国进攻和颠覆大陆中共政权的时候”，其结果得到的回答仍是：
蒋总统向戈登波格大使所倡导的路线与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政策相抵触。这种路线将把中华民国卷入危险和灾难，并且会导致规模更大的战争危险，给亚洲、美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美国政府和人民不仅不会同意采取这种行动，而且会反对。[56]
此后，蒋介石反攻大陆已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渐式微。1968年4月30日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詹金斯在给助理国务卿罗斯托的信中说“蒋介石已重新估价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他可能接受了无法重返大陆的现实(尽管他不能这样说)”。[57] 六、1962：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博弈及其后果的基本总结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在处理压力四逼的诸矛盾中充满高度的辩证和艺术的眼光。当时东南是蒋介石反攻，从形式上看是主要矛盾，但这个主要矛盾是长期的和战略性的，蒋介石对大陆的反攻是有限的，且属内战残余性质，其矛盾属敌我矛盾;从西南方向看，尼赫鲁对中国的蚕食是无时限、无止境的和入侵性质的，其矛盾却属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矛盾;从西北方向看，苏联在中国新疆制造的群众外逃事件是制造动乱并对中国施压的社会帝国主义性质，其中既有意识形态冲突的内容又有苏联霸权主义的内容。 这三方面的矛盾的共同点都是借中国的暂时困难制造国内政治动乱，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通盘再看，东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主要矛盾，但只是战略层面的主要矛盾;西南则是对中国危害最直接因而需要立即制止的主要矛盾，但它只是战术层面的主要矛盾。在这两种矛盾中，前一种在战术层面是有限的，在战略层面是无限的;后一种矛盾在战略层面是有限的，却在战术层面是无限的。为此，毛泽东采用虚实相兼的方法，即东南虚打，造国际声势;西南实打，一面讲理忍让，一面积极准备，等待后发制人且又易于控制战争规模的机会：开战的前提是不能有大国的介入。 恰好古巴导弹危机为中国解决西南矛盾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1962年10月20日，就在美国宣布封锁古巴的当天，中国宣布对印反击战开始，其攻势之猛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下了“解除”动员令。当天(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此后，中国军队又静若处子。 一月之内这一动一静，保证了战争的有限性，也保证了反击战的战术性，最终还保证了对周边各种对中共政权不轨企图的震慑性。最重要的更是中国适时启合战机，既赢得了战争又赢得了和平;在国际舆论中既是胜利者又是和平的使者。 毛泽东全赢这场战争基于对东南两个方向力量对比的客观估计。1962年6月8月，他在听取杨成武、许世友等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有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时，就蒋介石反攻大陆能投入多少兵力说：“敌人最多来十五万，再多也不可能。”毛泽东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同时毛泽东又表示，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58]这里毛泽东将东南蒋介石来敌进犯的最大规模已作了“最多来十五万”的极限估计，尽管这在毛泽东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从东南、西南两个战场同时作战考虑，这也是尽量要避免的。 为此，毛泽东在东南、西南两方面战场中选择西南方面，同时又用再次启用1948年10月解放战争中用过以文退敌的巧计，[59]从心理上弱化美蒋大规模东南进犯的企图。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紧接着，英国、法国、苏联都对蒋介石反攻的计划施加了国际压力。 毛泽东东虚南实的策略收到出奇的效果。 在确认东南无虞后，毛泽东7月开始在西南认真布局。1962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军方高层会议结束时说：
中印两国开战，美苏两大国不用说，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也会站到他们一边，蒋介石也可能要搞点动作。我们是有点孤立了，我看，不怕。只要前线打得好，我们就会处于主动地位。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死，不如站着死。想要我们死，也不那么容易。这一仗不打则已，打，就打出威风，起码要保持30年的和平。[60]
结果毛泽东虚势于东南，调动了全局，在国际舆论中又孤立了美国，同时又出其不意“亮剑”西南，速张速合，既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有限矛盾性质，同时又在中国国内最困难的时候震慑了美苏企图干涉中国事务的各种试探。仔细研究，与20世纪50年代初出兵朝鲜相比，毛泽东西南对印度出手是手下留情的，此役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曲异而工同。 在1950年毛泽东在东北方向是要与美帝国主义争打出新中国起码应有的战略地位，而1962年毛泽东在西南要的则是长时段的稳定与和平。 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以赞赏的口气评价道：
从战斗的特点看，中国的损失无疑小得多。许多印军小队在突然袭击下倒下，其余的逃走。在政治上，北京给新德里以最后的羞辱，不仅无偿归还全部东北边境特区，而且归还全部战俘以及开列出详细清单的卡车、大炮和弹药。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61]
反观赫鲁晓夫则整个一付“欲学鲲鹏无大翼”[62]的样子，没“金刚钻”却在古巴楞要“揽磁器活”，充好汉，结果弄得苏联在1962年底的世界大国政治博弈中风头出尽后便是洋相十足。同期的国际政治，在赫氏手中玩成了外交包袱和国家耻辱，而在毛泽东的手中则玩出了艺术和哲学。1972年2月22日，在访华途中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63]拿破仑三世在大国政治历史中似乎是一个活宝级人物，基辛格曾将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作比较说：
拿破仑三世的可悲之处是他眼高手低;俾斯麦的遗憾是他的能力超出社会可接受的程度。拿破仑三世留给法国的是策略上的动弹不得;俾斯麦留给德国的则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64]
马克思也曾将法国历史上的两个拿破仑皇帝作过类似的比较说：
老拿破仑习惯于占领现代世界的首都，而小拿破仑则满足于舞台式的大场面，把自己的军队分散到一些无关重要的国家，把自己的精锐部队塞进这么多死胡同里。[65]
尽管不太确切，从这个视角观察1962年的苏联外交和中国外交及其后果，我们也会得到启发。基辛格说“赫鲁晓夫在柏林、古巴两个事件上失败的最后结果是，苏联此后不再向美国直接挑战”。[66]更为重要的是，苏联1962年的外交还失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赫鲁晓夫由此也失去了国内政治的支持并导致他1964年下台。 从中国方面看，如果不计美、苏等国的“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67]外，毛泽东西南一次“亮剑”，不仅东南逼退了美蒋，西南也达到了“起码要保持30年的和平”的战略目标。 1962年，尤其是1964年中国核试验成功后，中国西南就只有战声而无战事，东南美蒋只有进犯“贼心”而无“贼胆”，美国对台湾蒋介石“反攻”计划压制更加严厉。1963年6月，蒋介石又派六批武装人员登陆并遭全歼;1965年5月和8月，国共两次海战，蒋介石除了喊喊外，再没有大的军事行动。
注释：[1]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三产业24-225页。 [2]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044.html。 [3]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048.html。 [4]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页。 [5] 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的冲突有4189次之多，其中最严重的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和同年8月在新疆铁列克堤的军事冲突。来源：潘光主编：《当代国际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6]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7]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以《冬云》为题作七律诗记录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诗曰：“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8] 美国1962年5月13日《特别国家情报评估》认为，“中共已经向台湾海峡对面派遣了七个陆军师，可能还有五个师在路上，这意味着它是‘自朝鲜战争以来此种类型最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引自“会议记录”(1962年6月20日下午6时—7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页，注释①。 [9] “情报和研究局局长希尔斯曼致国务卿腊斯克备忘录”(1962年6月1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312页。 [10] “情报和研究局局长希尔斯曼致国务卿腊斯克备忘录”(1962年6月1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11] “国务院致中华民国大使馆”(1962年6月19日下午8时23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页。 [12] “会议记录”(1962年6月20日下午6时—7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 [13] “备忘录：艾森豪威尔将军谈话纪要”(1962年6月2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14] “代理国务卿鲍尔致肯尼迪总统备忘录”(1962年6月2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页。 [15] “情报和研究局局长希尔斯曼致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备忘录”(1962年6月2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页。 [16] “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尼采致政治事务副国务卿马济函”(1962年6月2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17] “国务院致英国大使馆”(1962年6月22日下午9时25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9页。 [18] “驻香港总领事馆致国务院”(1962年6月22日下午7时)，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页。 [19] 转引自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20] “谈话备忘录”(1962年6月24日下午8时)，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21] “谈话备忘录”(1962年6月24日下午8时)，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22] “谈话备忘录”(1962年6月2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23]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致肯尼迪总统备忘录”(1962年6月2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 [24] “国务院致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2年6月2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 [25] “驻中华民国大使馆致国务院电”(1962年7月4日下午2时)，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 [26] “驻中华民国大使馆致国务院电”(1962年7月5日下午6时)，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页。 [27]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4页。 [28] “会谈备忘录”(1962年9月6日上午10时—11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29] “会谈备忘录”(1962年9月6日上午10时—11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347页。 [30] “会谈备忘录”(1962年9月6日上午10时—11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31] “会谈备忘录”(1962年9月6日上午10时—11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页。 [32] “会谈备忘录”(1962年9月6日上午10时—11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350页。 [33] “会谈备忘录”(1962年9月6日上午10时—11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 [34] “会谈备忘录”(1962年9月6日上午10时—11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 [35] 来源：1962年9月17日，从台北发出的403号电报。转引自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注释①。 [36] “总统军事代表泰勒起草的文件”(1962年9月2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页。 [37] 参阅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38] 参阅潘光主编：《当代国际危机研究》“古巴导弹危机”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39] 转引自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40] 1962年10月1日，执行“海威”计划的武装特务第五分队，又称“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二纵队”共14人，在海丰县遮浪屿偷渡登陆，“司令”陈正光以下全部被歼。10月7日，执行“海威”特务第一分队，又称“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三纵队”全部被歼。10月8日，执行“海威”计划的武装特务第四分队，又称“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一纵队”，全队14人在惠来县神泉偷渡登陆后被全歼。10月28日，执行“海威”计划的武装特务第三分队和第七分队，又称“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五纵队和独立第六纵队，共22人，在电白县爵山公社偷渡登陆后全部被歼。11月2日，执行“班超”计划的武装特务“海龙队”，又称“广东省反共救国军先锋队”，全队33人，包括一、二、三分队和一个通讯队，在台山县蛇鼻湾偷渡登陆后全部被歼。运送特务的机帆船也被击沉。11月29日，执行“海威”计划的武装特务第六分队，又称“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分七纵队”，共35人，在台山县荷仓岛偷渡登陆时全部被歼。运送特务的机帆船被击沉。12月4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特务机构“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CC)派出的中校特务李华常等，蒋介石当局派出电台台长张志君等，乘间谍收音机在阳江县石磊山区跳伞登陆后全部被歼。12月6日，台湾当局中的情报局“长风训练班”训练的武装特务“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二十三纵队”，以及负责指挥和护送登陆的特务共39人，在惠来县前詹偷渡登陆后全部被歼。运送船只被击沉。 [41] 资料来源，魏宏运、祁建民：《国史纪事本末• 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下)》(第四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152页。 [42] “会谈备忘录”(1963年9月1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43] “会谈备忘录”(1963年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44] “会谈备忘录”(1963年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363页。 [45] “驻中华民国大使柯克致肯尼迪总统备忘录”(1963年3月2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68页。 [46] “会议记录稿”(1963年9月1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页。注释①。 [47] “会议记录稿”(1963年9月1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页。 [48] 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 [49] 1962年9月6日，柯克与蒋介石会谈中提议美台应通过两个组织来加强具体合作，一个是处理秘密情报的联合委员会，一个是研究公开作战的“420委员会”。后者发展为代号“蓝狮”的美台联合委员会，负责研究大陆一旦发生起义，台湾实施两栖作战的能力。 [50] “邦迪致莱特”(1964年9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页。 [51] “国务院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4年9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页。 [52]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麦克纳马拉备忘录”(1965年11月1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7页。 [53] “国务院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4年9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页。 [54] “腊斯克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无日期)，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9页。 [55] “国务院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6年3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27页。 [56] “国务院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7年3月16日下午3时43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91页。 [57] “詹金斯致罗斯托备忘录”(1968年4月3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5页。 [58] “毛泽东听取杨成武、许世友汇报时的指示记录”(1962年6月3日)，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6页。 [59]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也施用过同样的一纸文章巧脱危局的妙计。1948年10月，蒋介石得到密报：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就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蒋介石即召集傅作义，并亲自部署，试图“乘冀中兵力空虚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西柏坡。当时毛泽东已将所有的兵力都调到辽沈和淮海战场，西柏坡几乎是一座“空城”。知道傅作义来袭的消息后，毛泽东即让新华社于10月25、27、30日连续发表由他起草的《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三篇文章。蒋知消息走漏，恐反遭伏击;责怪傅作义“行动迟缓”，逐悄然撤兵。参见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记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8-51页。 [60] 转引自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61]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4-555页。 [62] 1963年1月8日，毛泽东写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草稿中有“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句，此句后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参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8页。 [63] 转引自熊向辉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64]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65] 马克思：“奥地利-普鲁士条约。——5月29日的议会辩论”(1854年5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卷第314页。 [66]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43页。 [67] 引自毛泽东1963年1月8日发表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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