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苏维埃及无产阶级专政

　　阶级斗争的攻守逻辑与俄国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的形成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列宁逐步改变了在苏维埃制度下实行多党合作的思想，布尔什维克一党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逐步形成。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立宪民主党在十月起义的第二天就筹备在首都发动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起义，同时该党还与俄国南方形成的白卫军建立了联系，为其提供资金援助，米留可夫甚至加入了白卫军指挥部下设的咨议机关——公民委员会 。鉴于立宪民主党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人民委员会于1917年11月28日颁布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是“人民的敌对党”，要求将领导机关的立宪民主党党员加以逮捕并交付革命法庭，对地方立宪民主党党员进行严密监视，从此立宪民主党转入地下。1918年夏以后，立宪民主党同白卫军一起统治白区，国内战争成为布尔什维克与立宪民主党之间斗争的主要形式。国内战争最后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结束，立宪民主党在俄国的存在也就成为历史。

　　十月革命也是布尔什维克与追随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斗争胜利的结果，但是这种斗争在十月革命之后仍在继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宣布立宪民主党为非法、解散立宪会议、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实行粮食垄断以及开展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等每一个关键的步骤上，布尔什维克都同这些政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合法活动的同时也经常卷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甚至是武装暴动)。俄国现实阶级斗争导致的政党关系与列宁所设想的多党合作政体渐行渐远。1918年6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定，谴责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组织“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武装暴动，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建议所有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也把这些派别的代表驱逐出去。 在1918年内战期间，这两个政党一度站在捷克斯洛伐克叛军和白卫军一边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就是被社会革命党女党员卡普兰枪伤的)，对此列宁以恐怖政策作为回应：“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站在捷克斯洛伐克军、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那一边。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采取战争的恐怖手段。”列宁指出，“恐怖手段是由激烈的内战造成的。它是由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倒戈造成的。他们用各种手段，用内战、收买、怠工等等来同我们作战。正是这些条件使得恐怖手段势在必行。” 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责备布尔什维克搞一党专政，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时候，列宁回应道：“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

　　不过，这时列宁还没有把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禁止作为一般原则确定下来。他愿意在保证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的前提下中立、吸引他们。他提出只要这些政党愿意同布尔什维克妥协，放弃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目标，他们就可以重新合法化。他写道：“当他们说他们愿意中立、愿意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的时候，我们回答说：我们也只需要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期望你们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他认为让小资产阶级政党合法化并不意味着削弱布尔什维克政权，因为布尔什维克掌握着国家政权，丝毫不会放弃一丝政权，“我们把国家政权保留在自己手里，只保留在自己手里”，“放弃国家权力，即使是一点点，那也是根本谈不到的。” 列宁要求其他合法化的政党必须服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在合法范围内活动，否则就对他们采取专政措施，“我们尽力协助你们，让你们行使自己的权利，研究你们的要求，给你们各种特权，不过你们也得执行我们的任务。如果你们不做到这一点，那你们别忘了，肃反委员会的全部机构都在我们手里。” 后来孟什维克中央于1918年10月底、社会革命党中央于1919年2月份分别发表声明，表示反对用武装斗争推翻苏维埃政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即指出，1918年6月14日法令针对两党的部分不再有效。

　　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后曾经同布尔什维克有过良好的合作，这是当时俄国多党合作政治的体现和典范。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的合作同样没能顶住后来的巨大压力。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造成了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直接分裂，后者完全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仍然留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再次成为苏维埃俄国唯一的执政党。1918年夏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又出现了尖锐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不承认贫苦农民是一个阶级范畴，认为组织贫农委员会是把贫农同其他劳动农民对立起来，是在分裂农村。 1918年6月28日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指责布尔什维克“实行高度集中制，用专政代替官僚机关，成立不受地方苏维埃监督和领导的征粮队，搞乱了农村的阶级关系”;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由于德国的压力导致的，提出“再次进行武装起义……以恢复被践踏的革命成果”。 果然，在后来的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刺杀了德国大使，试图挑起与德国的战争并取代布尔什维克建立新政权。列宁迅速指挥镇压了这次叛乱，并将参加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逮捕。事后被证实与叛乱无关的党员被释放，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作为一个政治集团遭到巨大打击，它在各级苏维埃中党员纷纷被驱逐，许多党员与该党中央划清界限(其中不少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影响从此日趋衰微。

　　这样，在1918年夏俄国内战爆发之后，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事实上唯一合法的、执掌全部权力的政党。虽然以后其他政党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被宣布合法化，但是俄国的权力已经牢牢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其他政党已经很难挑战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权威，俄国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列宁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攻守逻辑”的自然结果。“攻守逻辑”最初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提出来的，列宁用它来描述这样的一种现象：在政治生活沸腾起来的革命时期，形势会向掌握了最广大基层群众的苏维埃组织直接了当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夺取政权，还是采取某种中间的、妥协的立场而最后被敌人镇压。

　　列宁上述的“攻守逻辑”是针对夺取政权而言的，实际上这一术语隐含着一种更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强调革命时期的斗争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前者包含着大量的军事武装斗争或暴力斗争，在斗争中提到首位的是最根本的生存问题，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或者像列宁自己说的那样，“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 。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决定了人们很难去采取某些中间的、不偏不倚的立场，相反它促使各种隐藏的矛盾凸现和放大，促使各派把自己的理论逻辑或者路线彻底发挥。1918年7月7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发生后，列宁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记者谈话时指出，“革命非常彻底地使每种主张都得到了合乎逻辑的结局，无情地揭露了每个错误策略的一切缺陷和全部罪恶。” 在同年12月20日《悼念普罗相同志》一文中他写道：“在世界观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有了分歧，到了困难的历史关头必然要表现出来。” 列宁的这两处论述是就左派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而言的，二党曾经有过密切的合作，但是在极端的条件下任何看似细小的分歧都可能关系到两个政党的根本利益——或者毋宁说，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分歧越来越带有不可调和性，成为彼此间根本利益的对立，以致二者的分歧最终也不得不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解决。这就是在革命“攻守逻辑”作用下不同派别的分化过程——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攻守逻辑”作用下，每一种不同的政治主张都能在革命的某一个阶段中分化出来，这种分化的过程构成革命发展的阶段。这样，持续发展的激烈阶级斗争(暴力斗争和国内战争、恐怖措施)同时也就具备了对不同的政治派别进行检验和不断地精细分化的作用。

　　阶级斗争的攻守逻辑带来的派别分化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是革命不断激进化、沿上升路线发展的过程。恩格斯在论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不断革命特征时曾这样写道：“人民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各个政党越来明显地自成一家，直到它们同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为止……” 俄国革命无疑再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先是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然后是立宪民主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被打倒，接着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的临时政府被推翻，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此后与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又与之分道扬镳……显而易见，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是一个政治派别依次更替的过程，是一个斗争不断尖锐化的过程。对此列宁是有一定认识的，他曾就俄国革命中的这种阶级更替过程指出，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在英法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上台，它想把革命限制在有限制的君主立宪制下，“当革命真正发展到要彻底消灭君主制并建立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时候，自由派资产阶级就完全成了反革命的阶级”，此后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扮演过去的沙皇的角色，而小资产阶级在扮演“陛下的反对派”。

　　列宁把俄国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这种“攻守逻辑”的结果。他认为，由布尔什维克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来实行专政是合乎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的。列宁强调，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是经过历史证明了的俄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20年来该党通过斗争确立了自己在无产者群众中的权威和领导者地位：“工人阶级专政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实现的” ，“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这个党还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取得了这种地位。这个党在1905年领导了工人群众，从那时期，在190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内，即当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杜马的条件下历尽艰辛恢复起来的时候，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起，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 列宁认为，这一点也得到了俄国工人的承认，“他们20年来一直认为，这个党是他们自己的。” 因此在列宁看来，由布尔什维克来执行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符合俄国工人政治的发展逻辑的。

　　苏维埃建设与克服官僚主义：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思考与实践

　　在列宁那里，俄国一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面貌是由帝国主义包围、俄国小农占多数以及俄国无产阶级在战争和经济危机压力下趋于解体这样的内外条件决定的，这些条件在战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因此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面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列宁经济过渡思想的转变对其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没有影响。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作了一些新的探讨，其中比较重要的思考有两点，一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商品流通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工具，二是把工人罢工作为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维护工人利益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手段。

　　十月革命后，在建立巴黎公社式国家的过程中，列宁很快就发现苏维埃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他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转向新经济政策之后，列宁仍然重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随着经济工作的展开，列宁这个时期比较强调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尤其是小农的广泛存在对官僚主义的催生作用，这与他内战时期对官僚主义强调旧官僚分子残余以及战争对无产阶级优秀成分的毁灭有了明显的不同。在1921年俄共十大上他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制度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以致我们的党纲也提到了它，这是因为它和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涣散性有联系。” “农民愈分散，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也就愈难避免。” 在1921年的《论粮食税》一文中，列宁再次对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进行了分析，他分析的重点仍是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性：“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 列宁这里对官僚主义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小农与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的分析是非常相似的，这也表明列宁对官僚主义的分析在走向深入。俄国落后的经济结构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阻滞作用逐步全面显现出来。

　　在俄国的大工业还没有能力来直接改造小农的情况下，允许地方经济流转、发展小工业就成为打破小农的闭塞隔绝状况、发展农民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普遍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因为如此，列宁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 在俄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列宁还能这样辩证地认识资本主义，这不能不让人感慨他在理论上难得的清醒和勇气。借助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克服小生产基础上的官僚主义，成为列宁反官僚主义的新动向。

　　新经济政策列宁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在苏维埃制度下让劳动者组织起来克服自己的涣散以对抗官僚主义，这其中他又特别重视工会在反官僚主义中的作用。早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不是阶级斗争的消灭，而是阶级斗争以新的形式的继续。列宁这里是有所指的——他预见到，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除了围绕新经济政策本身的斗争外，由于允许资本主义企业的存在，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仍然会存在(即使国家对资本主义调节很成功)。为了维护这些工人的利益，列宁认为应该允许他们罢工。在《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该文虽然没有正式成文，但是其中表达的思想却极富有启发性)一文中列宁提出，今后工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从各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为此他提出要对工会的机构进行改组，恢复自愿入会制，设立罢工基金等。列宁强调，工会对于工人利益的保护不仅仅是针对资本主义企业，它也适用于国营企业，因为在他看来，在改行商业核算原则之后，国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列宁把“商业原则”等同于资本主义原则)，这样就必然会产生工人和管理层的矛盾。“由于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扭亏为盈，由于必然会产生本位利益和过于热中本位利益的现象，这样做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因此，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 。

　　值得注意的，在两种情况下列宁都提到把罢工作为工人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列宁认为，由于俄国还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大工业没有完成，市场居于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还存在，这就决定了不能放弃罢工这一斗争形式，“不能在原则上同意实行用强制的国家调解代替罢工的法律” 。当然，列宁也指出，这种罢工同资本主义国家下工人罢工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最终目的不同，苏维埃条件下的“罢工斗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通过同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弊病，同它的错误和缺点，同资本家力图逃避国家监督的阶级野心等等作斗争，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也就是说，列宁把罢工看作既是工人在资本家面前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又是工人同苏维埃国家的官僚主义斗争的手段。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允许工人通过罢工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