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是中国不稳定的祸根 ——七论必须叫停私有化改革

私有化是中国不稳定的祸根

——七论必须叫停私有化改革

范正美∕2014-7-8

    目前中国的维稳支出已经超过军费支出，说明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状况是何等严俊。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全国人民同 “精英”和我们的大大们关于中国目前时局及其对策存在的又一个根本分歧。有良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认为，中国社会造成目前这样不稳定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层取向私有化的改开、自己搬起石头造成的。  

私有化导致两极分化并接近“社会动荡临界点”

我国的两极分化已经十分严重。据统计，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16，而2003年上升为0.458，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53或0.54，大大超过国际上公认的基尼系数为0.3—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接近“社会动荡临界点”。令人注意的是，到了近一些年，中国统计部门关于基尼系数一事，则缄默不语了。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是一个不容否认的既成事实。问题不是如何掩蔽或绕开它，而是需要如实地科学地认识它是如何造成的，应该怎样解决。

两极分化只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反映。它涉及两个理论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分配问题？二是什么样的分配，导致两极分化？

第一、关于分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社会，分配方式是由其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决定的。分配有两种规定，一是产品的分配，即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分配，属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也就是寻常所说的分配形式或分配关系；一是生产过程本身的分配，即生产要素的分配，也就是生产条件的分配，主要包括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社会生产部门和企业的分配。生产资料的分配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也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这种分配是由法律规定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每种生产方式都产生出他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政治经济学导言》，马恩选集第二卷，1972年，第91页）因此，这种生产要素的分配，即生产条件的分配，不仅决定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且决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关系及其在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生产要素即生产条件的分配，是社会生产的前提条件。毋庸置疑，当然也是分配的前提。

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而言是如此，就形式而言也是如此。就对象而言，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而言，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同上书，第98页）这意思是说，社会产品如何进行分配，具有客观规定性，人们只能改变分配的具体做法，而不能改变分配的性质和方式。因为这是事先由生产条件的分配即生产方式决定了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哥达纲领批判》，马恩选集第3卷，第13页）

第二、关于两极分化的经济本质。

 众所周知，两极分化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因此，有小商品经济（马克思称为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两极分化。今天我们中国发生的两极分化，不是指前者，二是指后者。明确这种区分极为重要。

 马克思在他毕生精力所著《资本论》中作了深入简出地阐述，明确告诉人们：“两极分化”指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阐述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他说：“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来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708-709、710页）马克思还特别指出，这个两极分化问题，曾经由政治经济学者用各种形式说出来，但他们又总是把这种性质，同部分类似而本质不同的各种属于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现象混在一起（见上书第710页）。今天， “精英”和我们的大大们，说到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谈虎色变，正是这种转移论题、混淆是非的做法。极力粉饰现实，力图否认两极分化，颠倒事情的是非，把水搅混。这和马克思指出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

就是说，两极分化是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社会现象，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固有矛盾的本质反映。马克思解释说：“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第3卷，294页）不言而喻，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才能形成资本和劳动的两极对立，于是表现为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对立。因此，这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才是两极分化的实质。

所以，看待今日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绝不能停留在一般分配关系这个表面现象上，更不可与小商品经济下出现的两极分化同日而语，而应该深入地研究改开以来，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已经由社会主义“转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经济本质。人们看得分明，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央舆论早已直言不讳，并炒得沸沸扬扬，家喻户晓。只不过是我们的媒体根据某种指示，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肯道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这种“转型”的真正实义。

笔者在《二论必须叫停私有化改革——工农劳动人民不是分红利，而是坐江山》、《三论必须叫停私有化改革——谁给共产党人剥夺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权力》、《四论必须叫停私有化改革——拼命打造资产阶级所有制，今日中国天下究竟属谁？》三文中，相继揭示了中国社会已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的路径：一路改革，全面开放，中心都是挥刀动斧杀向公有制，目的很明确，就是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改变中国社会前进的社会主义航向。其结果，城乡资本主义跑步发展，整个国家的各项事业，急剧地向着私有化前进、市场化泛滥，致使资产阶级新生代迅速扩张，生产资料所有制大权，由工农劳动人民执掌，变为资产阶级上台说的算。通过私有化改革，中国工农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历史的颠倒，他们在社会生产中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相互关系，因此发生了质的位移，社会主义经济岌岌可危，而且整个社会的基本生活进入资本主义深渊，致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而受到严重威胁。说到这里，让我们再读读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吧：

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联合国的报告数据是：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预期突破0.52，世界第4；2011年将突破0.55，仍居第四。在联合国的190多个国家当中，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国家约有150个国家，其中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到10个，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国外，全部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中国的基尼系数位于全球倒数第四位，只是比南非三个全球最贫穷的国家要好一点。

私有化肢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关系

《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告：“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案）》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宪法第六条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由此可知，以私有化为取向的改开，严重背离共产党的宗旨，也根本违反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并经过改开以来碎片修改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通过“精英”和大大们一系列私有化的措施，不仅造成了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而且肢解了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的血肉之连、瓦解了二者亲和的鱼水关系。

请看下列事实。

共产党人不是通过改革，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更进一步追求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远大理想，而是公然嘲笑共产主义信仰，不问姓资姓社，也不讲公和私的区别；

共产党人不是通过改革，歌颂人民革命历史、歌颂人民英雄业绩，揭露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险恶、毒辣以及革命、建设进程的艰难困苦、人民的献身精神，而是歪曲历史，极力寻找并夸大革命队伍的黑暗面，丑化英雄人物；

共产党人不是通过改革，更加自觉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改革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保证改革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正确性，越来越接近实际，越来越合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受到人民的拥护和喜欢，而是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边缘化、妖魔化、取消化，把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及其实用主义哲学当作指针和大旗，把三句话等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供起来，贻笑大方，令人民大失所望，愈来愈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共产党人不是通过改革，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果，扬弃以往的经验教训，致使社会主义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兴旺，而是挖空心思、一个劲儿地砍杀社会主义成果，似乎越彻底越好，往资本主义道路上迅跑；

共产党人不是通过改革，越来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对人民越来越亲近，尊重和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一切权力属于全国人民，而是越来越脱离人民，攀比“洋官儿”的派头和做法，高高在上，不当人民群众的公仆，要当人民的老爷，耀武扬威，临驾于人民头上，并且公然架起高薪制的藩篱，不断推出对高官的特殊照顾的条规，大摆起官气、官风、官架来了；

共产党人不是通过改革，越来越廉洁，越来越深入群众、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坚持同甘共苦，而是越来越贪婪、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堕落，越到高层，越丧尽良心、恬不知耻，直到拉帮结伙，将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花样翻新，以致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背弃祖国、背弃人民、背弃社会主义，当“裸官”的浩荡大团队。同时带出了一支文艺捧场的“名角”，成了“裸星”，忽悠中国人民。给中国国风、国格丢尽了人。

共产党人不是通过改革，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原则，及时地惩治共产党内的歪风邪气、贪污腐败，纠正自己在改革和日常工作中的错误，整顿党的作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搞好吐故纳新，铲除变质分子，吸收工农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人群中的先进分子并通过其自觉地申请，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队列中来，而是搞形式、走过场式的“思想教育”，不讲世界观改造、宣布永远不搞运动，致使邪念思维、丑恶行径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内瘟疫般快速蔓延开来，甚至把一些情人、“二奶”拉近共产党内，甚至提拔重用。

    共产党人不是通过改革，更加自觉地维护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体系，理清党和宪法、党和国家的政治运行体制、党和人民军队等关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福祉等理论和实践，完善国家人民代表运行体制，而是把中国政治搞成了清一色的传班制，所谓宪法至上、人民民主，成了一句空话。

等等，等等。

一句话，私有化改革以来的30余年，中国共产党一步步走向蜕变，因而党内关系、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以至于军民关系发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纹，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对抗，中国共产党正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丧失最基本的公信力，要求重建中国共产党的呼声与日俱增。 

私有化致使严重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

    私有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问题越演越烈，积重难返。择其最突出者，计有十二端。

    1、官员贪腐和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在建国初期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围，四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这样。”私有化的改革，就是这种情形。一位毕业生在毕业论文中这样写道：近年来，我国官方及其民间的各类调查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点，就是我国的贪污腐败问题已经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虽然采取多种措施防止腐败，但全社会各类贪污腐败仍然愈演愈烈，并具有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特点，涉及金额愈来愈大，官位越来越高。其实不仅如此。笔者认为，以前的贪腐一般具有个别性、行业性和暗藏性，而目前中国的贪腐，主要采取家族式、夫人或秘书式、挚友式、权力托联式、钻营勾结式、色情挂链及至查检趁火打劫、敲门入伙，公安、法院、监狱内外通联等多种形式，具有渗透性、授受性、层次性，既有家族、单位、上下左右结帮，又有行业、职业的规则性，还有社会公约性（潜规则）、快速流行性，形成盘根错节和网络复杂结构，其共同点都是利用公权、政治网络保护，并超越法权和时空，赤裸裸地进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官官买卖、官官相护，以至于官位暴升暴涨，到高层贪腐无法无天，铤而走险，丧尽人性。这方面，有大量案例和统计，本文不欲赘述。

与腐败结伴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垃圾文化猖獗，正是私有化指导思想大力推进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党人”从上而下严重存在的文山会海、秘书执政，两面手法、电话暗示、电脑智慧、纸上谈兵、短语连篇等等执政形式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打着共产党改革的旗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名义，借着招商引资、政绩工程、重大活动工程及至国防、外事活动等等良机，接受指示、收受贿赂、搭建关系，因而贪腐愈演愈烈。

    2、泡沫经济增长问题。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三大泡沫：一是房地产泡沫。一平米房子价格越来越贵，刺激纸币的流通量猛增，于是通胀出来生事。房地产对于土地的“需求高涨”，必然进一步引发土地市场投机泡沫，于是产生两方面后果：一方面，这种基于土地资源的财政制度，诱使地方政府将土地价格提升，以求得更多更好的财政收入，其中还带来很大一块成为灰色收入，促使干部的黑色污染。另一方面，产生通胀的压力，又必然引起中国制造成本迅速上升，而在劳动力成本上涨和汇率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又必然挫伤出口竞争力，对已经下滑的出口形成雪上加霜的不利局面。二是由政府投资而形成的财政泡沫。因为政府投资不仅产生的是挤出效应，而且普遍效率很低，从而引发税基缩小与财政支出的增加，可能引发财政危机，特别是引发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三是金融泡沫。由于出口紧缩、产业紧缩和信贷紧缩，必然引起社会实体经济的萎缩，但是，基于外汇占款发行的人民币供给量仍在增长，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各种金融机构为了生存必然扩张，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则贬值。居民为了避免这种损失，必然趋向买房。于是房价进一步膨胀，房地产泡沫再次飞扬，从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3、三农问题与粮食问题。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农民三个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中国人民的摇篮，农民是中国人民的兄弟。所以，三农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今天也是我们的立国之本。然而，D大师大刀挥砍人民公社，致使三农回到解放前，再次成为我国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拙文六论中所述，这些年来，一大批农村干部、农业工作者，冒着风险坚持集体化和农业产业化道路，做出了可歌可颂的业绩，与誓死要单干的那个小岗村一些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整体地说，目前我国的农业，由于分田单干，还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规模小、产出低、商品率低，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以及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农产品需求很不相称。基于农业的小农经营。农业经济落后，我国城乡仍然采取二元分治，城乡的经济、文化、科技水平差异很大。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我国的农民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状况令人担忧。于是，粮食和经济作物存在严重安全的隐患，也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大事。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声明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吃饭这个中国的经济问题而垮台，因为中国人口多，“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毛泽东首先在理论上有力驳斥了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又通过一系列革命实践，用事实彻底粉碎了这种无耻谰言。历史雄辩地证明，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巨大进步，中国人民不仅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使中国农村长期稳定了几十年，一改旧中国那种动乱必从农村起的局面。然而，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以及农村问题再次提到了议事日程。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目前，许多地方的城镇化建设，以政府行政为主导地推动，抱着财政脱贫致富的目的，采取“摊大饼”式地扩张，巧取豪夺农村土地，把提升“GDP”和人口的“城镇化率”当作奋斗目标，大搞“造城”运动。且不说这其中违反民主的许多操作，正在激起群众的强烈反对，而因为制度安排上的缺陷性与利益追求的非理性，如此的造城运动，必将进一步给中国社会积累新的许多矛盾，留下难以克服的陷阱。

还有一些地方的农村，由大户或企业主组织合作社，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便升格为（被雇佣的）职工，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不难设想，这些大户或企业主万无一失，凭着“老子有钱”之名，得以所谓“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发财机会，却将一切风险扔给了农民和社会，因而埋下了难以预卜的矛盾。好一种“精明”的私有化“创新”设计，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