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心中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心中的马克思主义

马志远

邓小平先生1992年“南巡讲话”的第（五）节讲到了马列主义的学习和运用问题。他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引文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

我们仔细研读他这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态度，了解他心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番什么样子。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学习马列主义，当然要精、要管用，但是，“精”应该是“精通”，“管用”应该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基础上的学以致用。但是，邓小平先生讲的是另外一番意思。他把“精”和“长篇的东西”、“大本子”对立起来，认为那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如果要求群众读，那是“办不到”的形式主义。如果要把马克思主义弄通、弄懂、弄精，不反复地研读“大本子”是不行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很多经典著作都是“大本子”，单说一部《资本论》就有厚厚的三卷；不是马克思喜欢“大本子”，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不用“大本子”就无法把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规律阐述清楚。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不去读这些“大本子”呢？怎么能说这只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呢？如果一定要说马克思主义的大本子只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那么，共产党的领导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他们所从事的“专业”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怎么能不读马克思主义的“大本子”呢？毛主席生前曾经慨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要是二百多名中央委员都能懂一点马克思主义就好了。”后来又号召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主席为什么要讲这些话，这些话又是针对哪些人来说的，不是很清楚吗？

弄通马克思主义，绝对不只是“少数搞专业的人”的事情；要求党的领导人、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都来读读马克思主义的“大本子”也不是什么“形式主义”。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引文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毛泽东时代，从部队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比较普遍地建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学习小组，形成了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极大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例如大庆油田的职工群众依靠“两论”（《矛盾论》、《实践论》）起家，大寨大队依靠毛泽东思想战天斗地，改变了当地“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贫穷落后面貌，等等，都是非常生动的历史事例。

邓小平先生在“少数搞专业的人”的对面，虚构出一个“群众”的概念，批评要群众读“大本子”是形式主义，并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在这里，他把自己当成了与“少数搞专业的人”相对的“群众”。其实，作为建国后不久即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在“改革开放”后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才不属于“群众”，才是最应该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大本子”、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人。

《共产主义ABC》这本书我没有读过，从书名看应该是讲共产主义原理的常识性读本；《共产党宣言》是一本两万来字的小册子，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了。近年来我反复读过不少遍。对照三卷邓氏文选，我们会发现，别看邓小平先生声称《共产党宣言》是他的入门老师，其实，《共产党宣言》他未必读过，起码是没有认真地读过，他未必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门。为什么这样说？有事实为证——

比如，《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开宗明义地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可邓小平先生是不讲阶级斗争的，他和刘少奇一样都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者。

再比如，《宣言》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而邓小平先生念念不忘私有制，由他领导和开始的“改革开放”，虽然被描绘得天花乱坠，但是现在看起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实质不过就是逐步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过程。

又比如，《宣言》第四部分说：“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指前文所说的共产党人。——本文作者注）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而邓小平先生却离开生产关系的核心——生产资料所有制，孤立地大讲发展生产力，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大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讲“唯生产力论”。因此，邓小平先生是否真的读过《共产党宣言》，是否真的“入门”，很令人怀疑。或许是真的读过，非得反其道而行之，与马克思主义“对着干”？

《共产党宣言》的第三部分是“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这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流行的、纷纷把自己标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社会思潮，诸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当我们读着《宣言》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辛辣批判的时候，倒是可以发现邓氏所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里面若隐若现地闪动着“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影子。

——“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很对，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打不倒的，马克思主义打不倒当然也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为了阐述人民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道路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基本原理，确实写了不少的“大本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有50卷，《列宁全集》就有53卷，《毛泽东选集》公开出版的也已经有五卷。如果没有这些“大本子”，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无法得到清楚、准确、完整的表达，更谈不上为革命人民所接受，也谈不上“颠扑不破”。离开了这些洋洋洒洒的“大本子”，马列主义岂不成了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需要“大本子”，只是不需要言之无物、空洞得像个“瘪三”似的又臭又长的“大本子”。所以，一概拒绝“大本子”是不对的，以反对“大本子”为借口来掩盖自己的理论上的浅薄和荒疏更是可鄙的。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到底是什么？邓小平先生说是实事求是，而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于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之九——本文作者注）却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很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但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马列主义的“本本”与它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并不矛盾，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说什么“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马列主义的“本本”，应当是指它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恰恰是它基本原理的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在这里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实事求是对立起来，并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贬为“本本”，正如毛主席所说，“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都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引文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邓氏主导的“改革开放”，当然没有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相反，它是违背马列主义的“本本”的；它靠的“实践”，也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的实践。至于它是否成功，那要看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上说话。如果站在新兴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它是成功的，因为他们以合法、半合法的名义，在历次国营企业改制中攫取了劳动人民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如果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它是失败的，因为它创造了3000多万下岗工人，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因为它以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为名，把独立的国民经济变成了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殖民经济，因为它如同赫鲁晓夫搞的假共产主义一样败坏了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败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给中华民族、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造成的损失和危害正在显露出来。很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氏“改革开放”究竟要向什么方向发展，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就看它能不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了。

至于作为邓氏“实事求是”思想例证的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确实是一部分农民发明的，一直被当做典型吹嘘的事例就是安徽凤阳小岗村那十八户农民按了红手印、私分集体土地实行“单干”的“协议书”。但是，这项“发明”确实没有什么先进性，它不过是顽固而又狭隘的小生产者思想意识的反映。早在1943年，毛主席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引文见《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1949年毛主席又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见《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0年9月第1版,1966年7月横排本第1366页。）虽然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运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但是，很多农民群众狭隘的小生产者观念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还是顽强地保留了下来，一旦气候适宜，他们就“发明”了家庭联产承包，他们按有红手印的分田到户协议书也作为一件极具象征意义的“圣物”，在一片吹嘘声中走进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的农民群众有很多的发明创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不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能够发明家庭联产承包，另一部分早在20年代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和40年代的抗日战争中，还发明了“变工队”、“扎工队”和劳动互助合作社。毛主席热情洋溢地称赞说：“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并称赞在集体互助合作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是“人民的领袖。”（引文见《组织起来》一文。）

对于来自农民群众的发明，不同的领导人有不同的取舍选择。毛主席看到的是农民群众发明的“变工队”、“扎工队”等形式的劳动互助合作社，并在解放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把这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发展成为人民公社；而邓小平看到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并把这种封建统治经济基础的个体生产当做“好东西”，“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在这个方面，邓小平先生和他的团队成员不是做了群众的领袖，而是做了群众的“尾巴”，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

——“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邓先生在这里“很老实”地承认他读的书并不多。他老人家只是把《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当做入门老师，至于是不是真的认真地读过这些入门读物，是不是真的入了门，也未可知。接着，邓先生立马话锋一转，宣称自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毛主席确实是实事求是的倡导者，但是，毛主席所说的“实事求是”和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1941年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论述了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他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客观规律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邓小平口中的“实事求是”，却是庸俗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它的语言表现形式就是著名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宗教教义，它从不故作神秘、故弄玄虚，因为它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告诉人们任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从分析最常见的商品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和阶段。它确实不玄奥，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但是，它决不是庸俗的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决不是“白猫黑猫”论。

说到这里，可以为邓小平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做个总结了。

邓小平心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庸俗的、浅薄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它的语言形式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变种。

                        （2014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