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对哈耶克的历史和政治偏见的批判 纵观尹文，人们不难发现，尹教授有两种历史虚无主义交替出现：一种是所谓纯学术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另一种则是与政治相结合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尹看来，前者虽然也不对，但是危害较小，不那么重要;而后者罪过深重，危害极大，是所谓“应该警惕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斩尽杀绝。他把“黑暗的中世纪”当作是纯学术的历史虚无主义，那是因为他没有读过《资本论》，不知道哪里曾经说到过“黑暗的中世纪”，不然的话，肯定要将其列入所谓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而大加挞伐的。可惜，他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不过，在尹文的第三部分，他似乎还是找到了一个所谓纯学术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例子。他说： “哈耶克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主编了《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目的是要纠正一种历史偏见。他指出，英国在二战后福利制度的发展使经济丧失掉“自由”，福利制度受到一个编造的虚假历史作为思想支撑，即资本主义给工人带来剥削和贫困;一些历史学家使用了不客观、不全面的统计数字，夸大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剥削和贫富差距，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总之，一些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历史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从而造成了思想偏见。当然，哈耶克这样把现实困境归罪于学术研究的看法是片面的。姑且把二战后的福利国家制度看作一个不好的趋势，它也是受到很多因素的推动，如工党的上台、苏联模式的影响、战后重建的需要、贫富差距的矛盾、民主力量的推动，等等，这些形成了合力，部分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这种否定资本主义的思潮尽管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但还属于一种学术观点，主要还是由于片面使用资料而形成的一种片面的认识。哈耶克本人也是这么看的。” 自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在世界范围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俄罗斯推销新自由主义，给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遭到了各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和严肃批判;尤其是2007 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后，新自由主义更是如瘟疫一般为人们所坚决唾弃。但是，在中国，虽然也对新自由主义进行过一些批判，但是由于有些领导人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危害缺乏认识和警惕，曾把弗里德曼、张五常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当作嘉宾，向其请教改革之道，而一些崇尚新自由主义的学者还成了政府官员货智囊，影响了决策，因此，在反自由主义方面表现得犹豫动摇，不够坚决，决心不大，没有能形成巨大的声势，收到应有的效果。天则所有一位名叫姚中秋(笔名秋风)的理事长，可说是哈耶克专业户，专门翻译哈耶克的传记和作品，还写过不少宣传哈耶克的文章，自称是“铁杆哈耶克主义者”，去年(2013年)7月，他把这些文章编辑成《漫说哈耶克》一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书的封里曾这样介绍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言，也许再没有比哈耶克的思想影响更深远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为中国彻底走向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终极武器。哈耶克对中国经济学思想，对中国市场导向改革，基本上全部是正面影响。对于正努力走向市场经济和变革中的今日中国，哈耶克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蒙和指导作用。”这些话显然太过夸大其词，但是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视。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影响的性质;在我看来，它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影响不是如姚中秋所说的那样是“正面的”，而恰恰相反，完全是负面的。2005年，我曾发表过一篇访谈文章，题目就叫《清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影响》(载《海派经济学》第11辑，上海财大出版社2005年版)，文章除了指出新自由主义在我国改革过程中的种种表现——包括私有化、否定计划经济、分配不公等，还根据《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和吴易风教授提供的材料强调指出，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个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流派，而且是一个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潮;指出哈耶克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鼻主，鼻主是米塞斯，其开山之作是1920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顺便说一下，哈耶克在年轻时也曾经是一个崇拜费边社会主义者，他曾经崇拜过韦伯夫妇，崇拜过艾德礼，只是由于受米塞斯的影响，他才改换门庭，成了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后来，还发表过一篇《质疑楼继伟先生〈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思考〉一文》(载《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对这位官员违背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精神，片面强调效率优先而把公平放在兼顾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提出了批评。此外，还在刊物和网络上发过几篇针对高尚全、吴敬琏和张维迎等的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文章。但是，直到今天，有些人还仅仅把新自由主义当成是一种学术观点，看不到他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甚至还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些坚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人，不仅没有检讨其错误，还一再得到了升迁的机会。这就使得这种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至今在中国仍然受到一些人的追捧。今年春上，那个曾经和谢韬一道大肆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辛子陵，匆匆忙忙地在其写的一篇妄图取消国有企业的文章里特别引用了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里的一句话;现在，尹教授又想从哈耶克的另一本书《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里寻求理论的支持。看来，他们都是哈耶克的“粉丝”或 “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批判这些“粉丝”或“学生”，就需要追根寻源，首先批判他们的“偶像”或“先生”。为此我找来了尹文提到而由秋风翻译的哈耶克编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读后方知，该书中属于哈耶克自己写的只是一篇半页纸的前言和一篇只有18页纸的导论。问题在于，尹文所引用的哈耶克的话，在这18页半纸里根本是找不到的。尹文说“他(哈耶克——引者)指出，英国在二战后福利制度的发展使经济丧失掉‘自由’，福利制度受到一个编造的虚假历史作为思想支撑，即资本主义给工人带来剥削和贫困;一些历史学家使用了不客观、不全面的统计数字，夸大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剥削和贫富差距，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实际上，在哈耶克写的文字里根本就没有涉及什么“二战后”、“福利制度”这样一些问题;他所论述的问题显然要更为“古老”，远没有那么“现代”。因此，我们要说，“他”(哈耶克)根本就没有“指出”尹文所说的那些内容;这些内容完全是尹文无中生有、信口开河的捏造!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3卷写的序言里曾经告诫人们说，“一个人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在利用著作的时候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页)这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而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对于任何一个真正想研究科学的人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当然，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的导论里，哈耶克也有一些对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所批评的内容与上述尹文所说的却大不一样，涉及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对于历史学的影响。比如他说，“社会主义对历史的阐释主宰着过去两三代人对政治的思考，而它主要的就是一种对经济史的具体看法。这一看法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在于，它声称属于‘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中之绝大多数，早已被证明根本不合乎事实真相;然而，在专业的经济史学界以外，这些论断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人普遍接受，成为他们判断现有经济秩序的标准。”哈耶克此言说出了他久已想说的话。按他的说法，社会主义者对历史的阐释竟然有如此大的说服力，这对于他这个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是绝对是不能容忍的。不过，他看问题也似乎太绝对了一些。真的是“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人普遍接受”吗?毛泽东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科学的进步的历史观不可能达到“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人普遍接受”的程度。他强调“在专业的经济史学界以外”也说得太绝对了，难道整个“经济史学界”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阐释?显然也不是。当然会有人不赞成。他举了“最杰出的现代经济史学家约翰·克拉法姆爵士”的例子，说他“非常正确地抱怨说”： “一直到《人民宪章》和世界博览会之前的某一个日子之前，工人阶级的的境遇一直在恶化，这种错误概念真是根深蒂固，难以根除。历史的真相是：在1820到1821年间的价格下跌之后，总体来说，工人的工资——当然不是每个人的工资——的购买力，确实要比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前要高;由于这一历史事实与传统的看法完全相反，所以，人们就根本置之不理，而历史社会学家从来就不重视统计学家提供的统计数据。”(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这个说法显然没有说服力。在这里，这位被哈耶克吹捧为“最杰出的现代经济史学家的约翰·克拉法姆爵士”只是根据“1820-1821年这仅仅一年的价格下跌的情况就断言以后一个时期的工资购买力提高、工人生活改善，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事有凑巧，该书还收了T·S·阿什顿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张那个时期曼彻斯特食品价格指数的表，很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现转录如下：
(同上，第103页) 很遗憾的是，该指数表是从1821年开始而不是从1820开始的，因而不能看出1921年较1820年这一年间物价下跌的幅度;但是从1821到1831年这十年的食品价格的变动来看，并没有出现连续下跌的趋势，而是出现了略有上涨的趋势。这种上涨实际上抵消了1820-1821年的下跌。因此可以断言，1820-1821年食品价格在一年时间的短暂的下跌对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哈耶克引用克拉法姆爵士的文章和T·S·阿什顿想用1821-1831年曼彻斯特食品价格指数来说明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当然，在这期间，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也争取到了一些少许有利于工人的劳动法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从1802年到1833年议会颁布了5个劳动法，但是议会非常狡猾，它没有批准一文钱用于强制地实施这些法令，用于维持必要的官员等等。这些法令只是一纸空文。”(《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8页)当然，马克思也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包含着社会的因素，它们是会变动的，工人的工资会有某些提高，工人的生活也会有某些改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两大阶级之间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工人的社会地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更有所下降。马克思说，“资本发展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资本论》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4页)恩格斯曾专门花过20个月的时间在曼彻斯特调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来为了在经济上支持马克思的事业，又在其父和欧门家族兄弟合开的“欧门-恩格斯纺纱厂”当过近20年书信办事员兼总助理，应该说，他对资本主义剥削是有切实的了解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工业革命后对于妇女和儿童的“无耻和残酷的剥削”：“这种剥削对自己的牺牲者是从不放松的，一直到吸尽他们最后一滴血，耗尽他们肌肉和血管的最后一点力气，才肯罢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6页)马克思在《资本论》曾经引述过恩格斯的这句话。这种情况只是到1838年才因为实行一项有积极作用的法律而有所改变。对于这种所谓“改善”，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19世纪末，当工人出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在与修正主义的头子伯恩斯坦争论时曾说，“一个阶级的状况，永远只能通过它与同一时代其它阶级的状况的对比关系来衡量”。他还说，“在拉萨尔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的对手对我们说;‘拉萨尔说的一切都是过甚其词，是一种欺骗。工人今天的情况怎样呢?回想一下中世纪，那时候工人有玻璃窗吗?有镜子吗?有双人沙发吗?对此，拉萨尔派回答说：‘的确，甚至查理大帝也没有玻璃窗，甚至可以断言，他没有穿衬衫。然而尽管如此，十九世纪工人的情况与统治阶级整个情况的对比，还不如八世纪时类似的阶级与统治阶级情况的对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10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倍倍尔的上述论述面前，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的所谓论据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又怎么能够说服人呢?因此赞成他们观点的学者当然也就寥寥无几，而反对他们观点的却到处都大有人在。当然他们还要做垂死挣扎。像哈耶克自己也认为是“久负盛名”的鲁杰罗的《欧洲自由主义史》一书的观点就使他大为恼火，说什么“即使在二十多年前说这种话，我们也不能稍予原谅。”(同上，第6页)哈耶克对于不赞成他观点的德高望重的大学问家伯特兰·罗素也出言不逊，说什么“罗素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工业革命在英国和美国都造成了难以言表的悲惨状况。……’”他还攻击罗素说，“如果一个较有头脑的外行相信，出自罗素这样的学者之口而又如此斩钉截铁的话不可能不是真理，我们是不应该责怪他的。如果罗素也相信这种陈腐看法，那么，当我们发现今天版本众多、发行成千上万册的口袋本经济史都在积极地传播这种错误看法，我们当不至于过于惊讶。”(同上，第7页)但是，他们这样做又如何能够争得人心呢? 哈耶克为什么这样不顾一切地反对与马克思观点一致的对历史的阐释，其实就是因为他是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和社会主义的死对头。他说，“人们对经济史之所以发生浓厚兴趣，本身就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有密切关系。最早一批专门研究经济史的人士中，有很大一部分本身就倾向于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并不只是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阐释’给经济史带来的不可置疑的巨大动力;事实上，当时各个社会主义流派都主张同样的历史哲学，学者们试图揭示不同经济制度的相对特征及历史过程中不同经济体系逐次替代的必要性。”(同上，第12页) 在这里，他不打自招，实际上承认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影响力。他不去思考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却认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是因为他在研究之前就有社会主义倾向，实际上是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是不客观的。其实，马克思恰恰不是先入为主、先有对社会主义的“倾向”然后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正好相反，他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是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解决了导致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两个难题之一——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劳动与资本的交换，使从前在黑暗中摸索的社会主义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照耀，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哈耶克除了以上一些说法以外，还这样攻击社会主义者，说“他们都试图证明，他们所批评的经济体系，即生产手段私人所有，是对人类发展的初期更自然的财产共同所有的制度的制度的一种反转;由于指导他们进行研究的理论框架事先已经明确地认定，资本主义的兴起必然不利于工人，因此，一点都不奇怪，他们果然找到了自己想要找的证据。”(同上) 在哈耶克看来，好象马克思也认为“人类发展初期的财产共同占有的制度”是“更自然的”社会制度，而后来出现的私有制是这种社会制度的“反转”，所以才会对它持反对态度;而事实是，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末撰写《共产党宣言》时，他们还不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的状况。《宣言》第一章开头的话以及后来恩格斯对此所加的注释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话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里显然没有包括后来才有的“人类发展初期的财产共同占有的制度”这样的认识。因此，当恩格斯在1888年校阅《宣言》英译本时加了一个注，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这就清楚地说明，马恩并不是先发现了共同占有的原始社会，而后才认识阶级社会的;正好相反，他们是先认识了阶级社会而后才认识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的。问题在于，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任何由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的过程都意味着历史的进步，而决不像哈耶克所想象的那样，是以原始社会的共同占有为根据来看待后来的私有制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恩格斯和考茨基在批判奥地利法学家安·门格尔的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 ，承认它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他人劳动产品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指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7-558页)哈耶克的理解显然是他自己的曲解，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真实思想的发展过程。 哈耶克对马克思的歪曲以及他自己的种种偏见，不仅不能为大多数的人所接受，而且使他的同事对他非常失望。这一点他倒还有一些自知之明。他在1943年12月为行将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写的序言里说，“我有各种适合的理由不必写作或出版这部书。它必定要冒犯许多我希望与之和睦相处的人们;它也迫使我将我觉得更能胜任并且从长计议我觉得更重要的工作搁置在一边;而且，尤其是，它肯定不利于接受那些更严格的学术工作的结果，而这种学术工作是我倾心向往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同事不再愿意与他交往;他落落寡合，于是找了一些与他同样被边缘化的学者于1947年成立了一个名为“朝圣山学社“的团体;1950年他想到心仪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却因为对方对他“有争议”而遭到拒绝，后来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屈尊到该校的一个什么“社会思想委员会”工作。这个机构的名称很特别，作用也很可疑，我甚至怀疑它与当时的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是不是有关 。几十年后他很有些感伤的回顾说，“我因写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而使自己名誉扫地。”“由于那本书如此不受我的同事们的欢迎，以致三十年来，我的名声不断下降。只是在最近十年，才开始恢复。”实际上，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哈耶克，在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过程中，曾有过很多个人的考虑，对于名誉、学术前途、个人地位等都考虑得非常仔细。当然，他最后还是决定要写作和出版这本书。有人因此而称赞他“伟大”，其实那么多的个人得失考虑只能说明他的患得患失，有什么“伟大“可言?!哈耶克命运的转折点自然是他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哈耶克之获得诺奖，并非众望所归，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人为因素。本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只准备将经济学奖奖颁发给缪尔达尔一人，但是考虑缪尔达是一个是瑞典人，又是一个很左的左派，瑞典皇家科学院诺奖委员会怕别人会批评他们，就搞了一个平衡，因为哈耶克既不是瑞典人，又是一个右派，二人分享此奖就不会有人人们说瑞典人偏心了。缪尔达尔对此自然非常生气，因为哈耶克早已被边缘化，人们也早就把他忘记，他作为经济学家对哈耶克自然也感到不屑，耻于与他为伍，在颁奖仪式上也不予理睬。有意思的是，这种事显然对双方都有受辱之感，于是两人都提出了要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张，但是，实际上两人都领了这个他们主张要取消的经济学奖，表现了他们其实都具有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虚伪的性格特点。 在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哈耶克在20-30年代虽然是一位经济学家，但是他在40年代写作和出版的成名之作《通往奴役之路》实际上并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这一点，在他写的该书序言里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 “当一位社会事务专业的研究者写了一部政治性的书时，他的首要职责就是在此加以说明。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我不想以社会哲学论文这种更高雅虚妄的名称来称呼它，以此掩饰这一点，尽管我未尝不可以这么做。但是，不管名称如何，根本点仍是我所说的一切源自某些终极价值。我希望在这部书中还适当履行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责：毫不含糊地阐明全部论证所依据的那些终极价值是什么。”(《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在这里，哈耶克不说他是经济学专业的研究者，而说自己是“社会事务专业的研究者”;不说他的书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而一再说它是“一部政治性的书”。这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证明此书的性质。此外，他在序言里还特别提到，他所说的一切“源自某些终极价值”。 从《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论述看，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终极价值”，其实就是个人主义;而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其实就是集体主义。在他看来，集体主义就意味着服从，而服从就会产生极权，就会走向奴役之路。他反对计划经济，也是出于对终极价值的考虑。其实，社会发展到今天，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的正是集体主义精神;个人主义精神乃是小生产的产物，早已落后于时代了。 至于所谓极权或威权主义的问题，恩格斯写过一篇《论权威》，对此问题作了十分精当的论述。他说：“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吃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着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须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的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传说绝对好的东西，着是荒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反对极权主义其实不过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借口;他对于真正搞军事政变上台的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却是支持的。我们知道，1970年，智利萨瓦尔多·阿连德领导的人民联盟(其成员包括社会党、激进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等六个党，阿连德是智利社会党的创始人，但是智利社会党不同于西欧的社会党，他们信仰马列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主张与社会主义国家友好，用阿连德的话说，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大选中赢得了胜利，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但是，阿连德的经历证明，赢得选举并不等于就真正掌握了政权。阿连德当选后，检察长、警察长、最高法院院长都是旧人，他们站在总统的对立面，阻挠新总统的工作。反对阿连德的人甚至要对他进行暗杀。他们想要陆军总司令雷内·施奈德将军做这件事，在遭到拒绝后就把这位陆军总司令给杀害了。阿连德在接受法国革命者雷吉斯·德布雷采访时说，“暗杀雷内·施奈德将军的事证明当时内战确是迫在眉睫的。要是反动分子绑架了陆军总司令，我们无疑就要濒于内战。他们继续煽动军队，企图唆使他们去推翻议会。不要忘了这次罪恶的袭击事件发生于国会召开全会48小时之前，而全会是按照宪法要求批准总统选举结果的。在这期间，人民联盟已拥有足够的议会表决票数来批准9月4日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阿连德和德布雷的谈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9页)这样的事不仅发生在选举和接管的过程里，更发生在以后的执政过程中。阿连德推出了一个“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实行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并且把大工业(铜矿等)、大银行收归国有。这一来，由于触犯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美国大为恼火，提出所谓“赔偿费”问题进行纠缠;尼克松政府还一再指示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对智利“施加压力”。结果，在国内外敌人的勾结下，受到美国支持的军阀皮诺切特发动了军事政变。在攻打总统府时，阿连德没有向这个邪恶的独裁者退让，不幸被机枪击中，壮烈殉职。此事当然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强烈愤怒，但是两个先后在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自由主义派的学者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却都站在了军阀和独裁者皮诺切特一边。这就充分说明，他们反对极权专制是假的，反对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才是真的。 在这个问题上，哈耶克有一段辩词，他在80年代接受采访时说，“事实上，在一般性地考察制度的时候，我是完全反对独裁制度的。但在某种转型时期，它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体制。当一个国家在某段时间具有某种形式的独裁性的权力的的时候，它就成为必要的。如你所知，一位独裁者是有可能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进行治理的。而一个民主政府完全拒绝以自由主义进行治理，也是可能的。，我个人更愿要一位自由主义的独裁者，而不愿要一个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转引自秋风：《漫说哈耶克》，中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在这里，哈耶克的自相矛盾是很清楚的，他的反动立场也可以说是暴露无遗，可是那个自称是“铁杆哈耶克主义”的秋风，虽然也承认“这段话很刺耳”，居然还要为他辩护，说这是“大体合乎哈耶克的理论逻辑”的。其实，“很刺耳”就是觉得他说得太没有道理，太没有水平，使人觉得很反感，很厌恶。人们已经厌听，不愿意再听了，你还要竭力为之辩护又有什么用?除了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反感以外还能有什么结果?不过我倒是要接着哈耶克的话说一点：既然你哈耶克可以用所谓转型为独裁者进行辩护，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更有充足的理由为无产阶级专政来伸张正义。因为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在“革命转变时期”实行的;至于消灭阶级之后，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专政的问题了。但是，在存在阶级的情况下，既然资产阶级要进行反革命复辟，无产阶级当然也就有理由通过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人们要问：为什么独裁者皮诺切特在所谓“转型时期”可以用暴力推翻阿连德的民主合法政府，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在“革命转变时期”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活动?至于秋风提出所谓“最优”、“次优”，似乎自由比民主更重要，其实他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资本的自由，剥削劳动力的自由而已，它对于资本家固然是重要的，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不过是一句空话。至于民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当然也是有阶级性的，在哈耶克过去的著作里从未见有将其放在次要的地位的思想，相反，它被提得很高。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他曾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在1848年说：)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这里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解释当然并不正确，但是哈耶克对于民主的强调却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为什么当独裁者皮诺切特践踏全智利人民的意志，置民主选举的阿连德总统于死地、对其用机枪进行扫射时，哈耶克、弗里德曼竟然站在独裁者和刽子手一边?!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新自由主义者对民主和自由的赞扬是何等的虚伪!而像秋风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的信徒竟然为这种丑恶行为进行辩护又是多么的荒诞! 实际上，不择手段地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了美国的国策。可以说，整个的国家机关，首先是军事、外交、安全和情报部门，也包括研究机构、教育机构、新闻出版机构，还有各种基金会和各种民间组织，实际上都在为此而效力，只要抓住机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运用各种手段，包括收买贿赂、制造舆论、秘密杀害、策动政变乃至进行军事干涉，以便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造成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以实现美国在全世界的领袖地位，让它能够永远独霸于世界。在中国，有人装成清心寡欲的官员，也有人装成道貌岸然的学者，不管他们怎么装，只要看看他们的主张以及编造的那些骗人的玩意儿，就不难知道，他们其实不过是被美国用金钱收买和利用的一个工具、一个走卒;而对于中国来说，他们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地地道道的民族败类。 因为尹文提到“哈耶克指出”而引起了以上对于哈耶克的批判。应该说，这决不是一个什么学术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不花费一点力气是不行的。回到原来的话题，尹文引用哈耶克的话虽然没有根据，但是他提出的否认两极分化等问题在批判哈耶克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作了回答。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个问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花了15年时间，对20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去年(2013年)出版了《21世纪的资本》一书。今年3月，该书在美国出版了英译本，结果大受读者的欢迎和专家的好评，两个月就卖了80000册，登上了畅销书的榜首。据说，该书正在被译为中文，将由中信出版社于今年11月出版发行，届时作者还将来中国与读者见面。该书之重点就是资本主义的分配问题，并且有很翔实的数据说明财富两极分化的趋势。相信到那时，尹教授所谓的“一些历史学家使用了不客观、不全面的统计数字，夸大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剥削和贫富差距，”的问题就不需要再争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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