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评论 尹文在谈到历史图式时，一再提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并且用不同的“终结点”来区分和评价不同的历史图式。看来，他很崇拜日裔美籍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仅要批评尹文的错误，还要连带批评尹所崇拜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错误。尹文说： “国内学术界这些年对‘历史终结’这个词十分敏感。福山在1992年出版了社会哲学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重申了现代性的一致性。这本书是以“历史终结”的观点展开论述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强权政体一个接一个地解体或者转型，1990年苏联解体后，喧嚣一时的国际意识形态争论也随之结束;伊斯兰地区虽然固守自己的文化，但其反对自由民主的力量不足以产生强大的对抗。总之，在长期的竞争对比中，自由民主制度显示了优势并获得胜利而成为人类最后的制度，这个趋势一直持续下来，意味着人类历史终结而进入一个叫“后历史”的时代。显然，这个观点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尖锐对立。正统马克思主义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共产主义而不是现在。” 但是，事实并不如尹教授所说，也不如他所崇拜的福山所说的那样，“自由民主制度显示了优势并获得胜利而成为人类最后的制度”。 事实是，自从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来，人类历史就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十月革命后，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配合俄国发动国内战争的反革命武装对新生的俄罗斯进行武装干涉，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但是，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国内外的反动派。以后，由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通过实行两个五年计划，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繁荣了科学与文化，巩固了各民族的团结与友谊，于1936年11月宣布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正当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和联共(布)的领导下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努力奋斗、并且已经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的时候，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于1941年6月悍然发动力量对苏联的侵略战争，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和联共(布)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尽管战争开始时的局面对苏联不利，但是通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于1943年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折，最后是横扫千军如卷席，直捣希特勒的老巢柏林，彻底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三个月后，又出兵中国东北，消灭了日本陆军的主力——关东军，为二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苏联在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心目的地位大大提高，即使是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对苏联也刮目相看。实际上，在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中，优势并不在资本主义一边，恰恰相反，优势是在社会主义一边。我们看到，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西方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从上世纪20年代以后就纷纷到苏联参观访问，像凯恩斯、萧伯纳、罗曼·罗兰等大学者、大作家都去过苏联，而且对苏联的发展与进步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一些西方的领袖人物，大政治家，像罗斯福、丘吉尔等，在他们看到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后也不得不表示佩服。罗斯福的“新政”其实就是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做法，而那个曾经狂妄地叫嚷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丘吉尔在参加雅尔塔会议时对斯大林则表现得异常的谦恭。这些显然都和他们对于苏联、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关。同样，60年代初蒙哥马利元帅两次访华，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及希思首相等访华，也都表现得友好而且谦恭。这显然也与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关。人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巨大生命力和无比优越性。 当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问题，而最大的危险就是现代修正主义造成的。起初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举行的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提出“三和”(即“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错误路线，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混乱。经过苏共内部和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斗争，赫鲁晓夫终于下了台。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等虽然比较谨慎，但也没有什么作为，属于现状维持派。最后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在本质上和赫鲁晓夫一样，他不重视意识形态，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说什么“改革要求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世界，重新思考世界形势。”他强调，“现实主义，放弃刻板的模式，放弃公式主义，理解世界上的根本变化需要新的政策和全球标准，需要预见和考虑事态的现实进程及其动力。”(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著《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他很清楚，这些叛卖性的言论和行动，正是西方所欢迎和希望的。他不打自招地承认说，“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希图把这里发生的事情描绘成西方的胜利。他们并不掩饰这样一种如意算盘，即苏联会由于改革而失掉自己的面目，世道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成为一个尽管是民主的然而却是平庸的国家。”(同上，第18页) 政治嗅觉灵敏的福山当然很快就捕捉到了这些信息，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里就讲到了这一点： “专制主义最根本的失败是它在控制思想方面的失败。” “1989年以后，在苏联这片专制主义的封锁区内，公民社会(这个‘超阶级的’所谓‘公民社会’很值得我们警惕，希望不要乱用，以免上当。——引者)悄然兴起，成千上万新的社会团体——政党、工会、新的杂志社和报社、环保俱乐部、文学社、教会、民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苏联人民过去对专制的社会契约的合法性的违心承认，现在已经换为以压倒多数的投票反对各级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俄罗斯人民政治上的成熟特别表现在，他们选出了第一个民选总统叶利钦，而没有选举半法西斯式的群众煽动家——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或半心半意大民主人士戈尔巴乔夫。”(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6页) 这件事无疑给了福山以巨大的鼓舞，促使他在1989年夏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上的终结》一文，并在1992年将其扩大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 不过我们要在这里指出，他所谓的“专制主义”用得并不恰当，而他说“苏联人民过去对专制的社会契约的合法性的违心承认”也并不符合事实。前面曾提到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访苏一事，应该说，罗曼·罗兰善于思考，而决不是一个盲从的人。他对访问中看到的一些事物也存有保留的看法。他在苏联写的《莫斯科日记》曾被封存50年，直到1985年也就是他逝世41年之后才向世人公开。这本日记有一个附记，是他访苏以后于1935年8至9月间在瑞士写的，其中有一段话对于我们理解当时苏联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间的关系很有帮助，特摘录如下： “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到无边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有关;高兴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为成就而自豪，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这是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苏联男女所体验到的情感。证明这一点的是类似6月30日盛大庆祝游行(青年工人体育节)那样的、显示人民强大和幸福的全民示威游行，是我在高尔基那里接待的民族代表团和工人代表团所显示的齐心协力，尤其是从全国各个角落——从工厂、集体农庄、军队寄给我的信件。不可能相信，这种齐心协力是由上级的某种指示指使的;这种齐心协力在每封信中都是直接的和独特的，过于鲜明和纯正，往往是激动人心的。倒不如假定，所有的人都处在集体狂热的影响之下——期望、快乐和信心的狂热，狂热地确信他们在世界上为之效力的事业的正确和宏伟。在历史上，这被称为‘成功时刻’——人民最充分地经受自己命运的时刻。在世界历史上，每一个新时代都是由这种时刻开创的。”(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10页) 顺便提一下，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写的一番话也同样能够说明问题。他说，“从来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快地方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创刊号) 应该说，这些都是他们的真实感受。福山说当年苏联人“违心”地拥护政府明显是缺乏根据的。至于福山夸说叶利钦是民选总统，其实叶利钦并不代表人民，相反，他把人民引向了苦难的深渊;福山还说俄罗斯人民不选半法西斯式的煽动家米洛舍维奇更让人匪夷所思，塞尔维亚既不属于俄罗斯，米洛舍维奇又不是俄罗斯的国民，俄国人民当然不会也不可能选他，福山提出俄罗斯人民选不选他的问题是滑稽可笑的。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也好，戈尔巴乔夫也好，叶利钦也好，都不过是些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现在还有谁记起他们吗?如果人们想到了这些人，那也只是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前不久，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共产党、自由民主党和我们的家园三个党的多名议员联名提出要求立案依法追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事件上所应负的责任。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可是斯大林呢，尽管他遭到一些人的污蔑和诽谤，但是历史是公正的，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正在拨乱反正，还他以清白，许多俄罗斯人(当然不仅是俄罗斯人)至今还深深地怀念着他，他的名誉正在恢复，威望正在提升。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需要指出的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苏联的和平演变，当然他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变化。他不认为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很难说哪一个国家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消失了。”(《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演讲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他把这种演变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认为，“在长期的竞争对比中，自由民主制度显示了优势并获得胜利而成为人类最后的制度，这个趋势一直持续下来，意味着人类历史终结而进入一个叫‘后历史’的时代”。 福山的这些说法显然是经不起检验的。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期的竞争对比中显示了优势的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恰恰是社会主义。统计资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明显地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以致他们在地区和世界上的排名也不断地靠前，苏联在欧洲排名由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位，而在世界上则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而在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一些重要领域甚至还超过了美国。它在1957年第一个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并且在宇航领域很长时期都领先于美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长期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超过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也只是时间问题。就此而论，并不是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而恰恰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至于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历史上最后的社会制度显然也不符合事实。这一点，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苏联、东欧、中国、亚洲和拉美一系列国家的长期实践也都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这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诚然，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也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甚至商品生产本身就已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自从有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取代了直接的产品交换，买卖由一个行为变成了可以分离的两个行为，就有了买卖脱节的可能;而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出现后，产生了债务连锁，某个环节的支付困难也就有可能造成连锁的支付危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日益扩大，生产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的矛盾也更为突出，以致从1825年以来，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成了资本主义的经常伴侣。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列宁说，“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说明了它瓦解和向高级形态转化的条件和原因，——但这些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决不排除它与从前的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比较起来的进步性。”(《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2页) 从理论上来说，提出所谓“历史终结论”是根本违背辩证法的。可是,福山在中国演讲时居然说了这样的话：“要理解‘历史的终结，可能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马克思主义是从德国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和黑格尔都相信历史进步的理念，而且都相信历史将终结于一种理想状态的体系。所以很有意思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我的观点的理解，要比民主国家的人理解得更全面，更透彻一些。”(《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演讲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看来，福山此话有三个用意：其一是说，他的“历史终结论”可以从黑格尔、马克思那里找到根据，这明显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其二是说，“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观点都是“理解”的，这是虚张声势，表明他的观点已经为人们所接受，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内;其三是说，非民主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比民主国家的人理解得更全面，更透彻一些”，这是讨好和拉拢，为的是今后能够获取更多的支持和追捧。对他的这些话，我们当然不能放过。关键还是第一句话，必须坚决加以揭露。恰好，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里讲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对于所谓“终结”的看法，他说： “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想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旁观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的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没落和灭亡。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敬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帜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217页) 当然，恩格斯在讲了上述话以后也指出了一点：“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地作出如上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同上，第217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黑格尔要建立一个体系，而体系又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他就只好牺牲他的辩证法了。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来说，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是彻底的辩证法论者，因此所做的阐述当然也就不一样了。福山又怎么能够把这个被恩格斯竭力批判的“历史终结”的观点说成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观点呢 ? 福山为了宣传他的“历史终结论”，还把自己打扮成很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样子。他在中国说，他的外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到德国留学，回日本后曾经在京都大学帮助创办经济系，并且做过大阪市立大学校长，还从德国带回许多书籍，他从中“继承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德文第一版”。但是，从他《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里很可能是唯一的一处引用《资本论》的文字时就发现，他犯了常识性错误。他对于《资本论》的了解其实是很差劲的。他在书里说，“马克思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写道：“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只能向不发达国家显示它自己未来的景象。(《资本论》第一卷，纽约国际出版商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其实，这句话并不是 “马克思在英文版序言中”说的，而是在福山所“继承的《资本论》的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的。实际上，英文版出版于1886年，而马克思已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怎么可能为英文版写序言呢?有意思的是，作为福山的“粉丝”，尹教授也引用了这句话，而犯的错误与他的“偶像”也极为相似。尹文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还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尹文的这个引证把马克思1867年写的德文第一版序言说成是恩格斯写的。实际上，当时马克思还健在，根本就无需恩格斯代劳写序言，又何来恩格斯写这个序言呢?看来，两人对于马克思和《资本论》的了解都很差劲，不过如果他们治学稍微严谨一些，查对一下也并不费事，但事实是他们连这一点也没有作到，结果就只有出洋相闹笑话了。撇开这点不说，福山和尹文的引证还表明，他们并没有真正弄懂马克思的这句话。无疑，他们是认为这句话对于他们很有利才引用的：福山认为这句话“自觉不自觉地是现代化理论的最初提法”，而尹文则认为它“坚持了现实标准的原则”;其实，只要读一读这句话的前后文，弄清了马克思这话的原意，他们也许就不会引用了。原来，马克思此话是对德国资本家们说的，讲的并不是对资本主义有利的“好话”，而是对资本主义不利的“坏话”。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揭示了英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在德国的表现还没有那么明显，马克思估计他们会“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于是说，“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接下去，他又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可见，马克思所说的“景象”并不是什么“美景”，而恰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对抗的“景象”。马克思当然不会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理想状态而终结整个历史，恰恰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也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具有历史的暂时性，还要向更高级社会过渡。工业不发达国家也要走上发达国家的道路，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但我们对于现代化理解也不应该作绝对化的理解，以为非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这就是所谓“卡夫丁峡谷”问题。19世纪80年代，俄国的革命家曾向马克思提出过利用俄国的土地公有制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新的俄文版写的序言里做了这样的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就是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关键是具备还是不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问题。后来，一方面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已经大遭破坏，同时由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发生，俄国和西方的革命也未能做到互相补充，这个非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没有能实现。可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定要结合相应的历史条件来加以应用，仅仅摘引一两句话显然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尹文鼓吹福山的观点，其实都是为了美化资本主义而否定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说成是永恒的，不可替代的。 毛泽东说，“什么事情都不能永久维持。帝国主义不能够永久维持。社会主义也不能永久维持，因为还要进入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他还进一步说：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6页)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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