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是所谓“用两头否定中间”吗? 下面我们再就尹文关于历史图式的谬论来进行分析批判。 尹文说，“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历史图式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伊甸园的清纯’阶段、‘堕落’阶段、‘最后拯救’阶段。第一个和第三个阶段是神的历史，中间阶段是人的历史。人类的整个历史(包括以往和现在)都是堕落的，阳光下面既没有好东西也没有新东西。 “无独有偶，基督教的这种历史图式在中国儒学中也有对应物。儒学虽不是严格意义的宗教，但它与宗教有很多相似之处。孔子在《春秋·公羊传》中提出了一个三世说，即‘太平世’、‘据乱世’、‘升平世’三个历史阶段，与基督教神学的三个历史阶段完全对应。‘太平世’指遥远过去的尧、舜、禹时代，对应‘伊甸园’;‘据乱世’对应‘堕落’，而‘升平世’指遥远未来的时代，对应‘最后拯救’，是历史的终结点。儒教与中世纪神学的历史图式的对应，说明传统的历史观都是向后取向和未来取向的，通过美化遥远的过去和想象遥远的未来而否定中间阶段的漫长历史(包括过去和现在)。这种历史图式把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虚无化了：
“上面的图表清楚地说明了启蒙的历史图式与基督教的区别。在基督教历史图式中，伊甸园阶段是神的阶段，是美好的;中间阶段是人的阶段，是堕落的;最后拯救又回到神的阶段，是美好的。这是一个人神混合的历史图式，人的全部历史都是黑暗的、虚无的东西。启蒙的历史观否定的就是这种人神混合的历史图式，把历史完全回归到人类世界。它显然不是虚无主义的，因为它的三个阶段是不断进化的，一个比一个更加文明进步，这与人类文明的实际进程相符。它把历史终结在现在，就是为了去掉神学的未来阶段，抛弃历史目的论。 “如人们所知，马克思有一个历史五阶段说，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他同时还有一个三阶段说，即原始共产主义-阶级社会-共产主义。三阶段说与五阶段说是一致的，它的中间阶段即阶级社会包括了五阶段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共产主义阶段，这样的历史图式就与启蒙分道扬镳而与基督教和儒教的历史图式重合了。它同样是用两头否定中间，并把历史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 尹文所作的上述概括是不是正确?在我看来，问题很多，基本上是错误的。比如，启蒙思想家是不是把历史图式分为蒙昧、传统和现代三个时期就大可怀疑。我们知道，“蒙昧”只是原始社会的一个阶段，并不能够代表整个原始社会;而所谓“传统”时期究竟起于何时终于何时也很不明确;至于“现代(现在)”时期，对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活动的启蒙思想家来说还生活在封建社会，又哪里有什么“现代(现在)”可言?一般说来，启蒙学者都把历史分为启蒙以前的时期和启蒙以后的时期。而在启蒙以前的时期又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自然状态，一种是社会状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在介绍卢梭的词条里说，“他所理解的自然，是指不为社会和环境所歪曲、不受社会习俗和偏见支配的人性，即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纯朴、良知和善。”“卢梭认为，现存的人是坏的，但是人的本性是善的，因此假如能为人造就新的、适合人性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人类就能在更高阶段回复自然。”(〈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8页)我们知道，卢梭有一本名著，叫《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书中说，“人类在时空流转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像格劳克斯石像一样，在经过岁月、海浪和暴风雨的无数侵袭之后，看起来更像一只野兽，而不像一位天神;人的心灵也是如此，早已面目全非了。”，“再也看不到那个还保留着那个伟大的造物主赐予他的的崇高而庄严的淳朴本性， 我们看到的人仅剩下过度的情欲和昏庸无知之间的交锋。”“人类的所有个体都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变化，这2自然让我们想到，一些人的处境好转或恶化，他们就获得或好或坏的品质，而另一些则长期保留着他们原始的秉性，这无疑就是人类不平等的源头了。”(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3页)卢梭的这些思想体现了他的辩证思维，恩格斯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它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看历史的发展，而是从人的秉性的变化来认识不平等的根源，实际上所显示的是一个由善到恶，再由恶到善的过程，这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如果用尹文的话来说，启蒙思想家的这种历史图式岂不正好是一个“用两头否定中间”的过程?! 又比如，关于儒学的“三世说”，那也不如尹文所说是孔子的发明。实际上，孔子著《春秋》，只是讲春秋242年的从乱到治的过程，并无“三世”之说。是东汉的何休林提出了“三世”即衰乱-升平-太平的概念。而就“三世说”的次序来说，也与尹文大不一样。尹文把“升平世”放在起始阶段，而把“据乱世”放在中间阶段。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介绍看，无论是古代学者还是清以后的学者如龚自珍、康有为都没有这样排序的，他们都认为“三世说”是进化发展的。(同上，第247页)不知尹文的说法有什么根据? 再比如与马克思历史图式的比较。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阐述的历史图式是四个阶段，因为当时的“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当然，马克思已经指出，资本主义是最后一个对抗社会，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像尹文所说的那样，把历史结束在“未来”。但是社会是不断前进的，历史也是不断发展的，1859年时还没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出现了。1945年二战胜利后在东欧一系列国家也出现了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人民民主国家。而在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而后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社会主义还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但却是一个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就是说，包括两个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已经不是未来，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这个现实不仅社会主义者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也是承认的。这样，五种社会形态或五个发展阶段的历史图式就为人们所承认。至于所谓马克思的三阶段图式，只不过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里曾经提到的一种说法。对于这些手稿，马克思并没有打算出版，从创作史的角度来看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它毕竟不是成熟的作品。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二女劳拉的丈夫)在《忆马克思》一文中说，马克思“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这种思想。要把他没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给别人看，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他的这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次他向我说，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马克思是如此严谨，后人当然应该尊重他，以同样的严谨态度待之才是。也就是说，不能根据手稿，把马克思的历史图式理解为三形态或三阶段，而应根据他生前公开出版的著作，把它理解为五形态或五阶段。 尹文把马克思的历史图式和基督教的、儒教的历史图式混为一谈，而与启蒙学者的历史图式区别开来，很明显是为了贬低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抬高启蒙主义的历史图式。上面的分析证明，它这样做是毫无根据的。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图式和尹文所概括的其它三种历史图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其它三种历史图式不是出于宗教迷信，就是出于人为想象，或者就是根据所谓“传闻”，并没有事实的根据，更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而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经过长期研究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经得起历史和事实的检验的。应该说，把这些不同的所谓的历史图式硬要和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放在一起比较，其实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它们本来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尹文说，“马克思的历史图式与基督教历史图式的确十分相似。他虽然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成就，也认为资本主义是目前世界文明高峰，但他最终还是以一个设想中的未来社会阶段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了。在他的历史观中，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是人的本性的堕落;资本主义无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也是异化的，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观念等等都将要被彻底抛弃。这显然脱离了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了。” 说马克思的历史观与基督教的历史观“十分相似”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知道，基督教所说的理想世界并不在现实世界，而是在虚无缥缈的天堂，而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却是人类社会，当然是在现实世界，一个是在彼岸世界，一个是在此岸世界，二者有什么相似?再说，基督教的历史观是上帝创造了一切，马克思的历史观则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哪里有什么相似之处?还有，基督教的历史图式肯定伊甸园和未来的天国，而马克思的历史图式则是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一个是宗教迷信，一个是科学真理，它们又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尹文无中生有地说马克思的历史图式否定阶级社会，说他认为阶级社会就是“人的本性的堕落”，其实，这是他的无知。实际上，马克思从不用什么人性之类来解释历史，他是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来说明历史发展的，这已经成了人们的常识，为什么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怎么反而不知道呢?至于说马克思曾经肯定资本主义，那当然是事实，但是这也只是肯定其历史的进步，但是，曾经的历史的进步也会走向其反面，曾经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也会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早已为事实所一再证明。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用他毕生的精力写作《资本论》当然决不会是为了歌颂资本主义，让它永生不死;恰恰相反，他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也是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里，马克思就宣布：“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而在《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一篇(第7篇)，他还向人们宣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同上，第830-831页)尹教授显然不懂得辩证法，在他看来，既然肯定了资本主义，怎么能够又否定资本主义呢?殊不知，“辩证法在对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即对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同上，第24页)其实，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否定，和当年启蒙思想家对于中世纪封建制度所做的批判与否定具有相同大性质。为什么启蒙思想家能够批判和否定旧的封建制度并且催生新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就不能够批判和否定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催生新的共产主义制度呢? 说到这里，需要集中指出尹文说的这样一个谬论：“马克思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共产主义阶段，这样的历史图式就与启蒙分道扬镳而与基督教和儒教的历史图式重合了。它同样是用两头否定中间，并把历史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 在尹文看来，马克思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开始，经过阶级社会，最后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图式是一个“用两头否定中间”的图式。这样说显然是对马克思历史图式的极大的歪曲。 首先，从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来看。那里明确讲了他所说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演进”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进步的意思么?!我查了德文版，那里用的是progressive Epochen。我们知道，progressive是英语，Epochen是德语Epoch(时代)一词的复数。意思就是进步(或前进)的几个时代，中文本将其译为“演进的几个时代”是准确的。这本身就说明，“两头否定中间”的说法是违背马克思的原意的。至于马克思用英语词汇，很可能是因为他长期在英国生活，使用英语的机会较多，在用德文写作时偶尔发生个别地方夹杂英语词汇的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从恩格斯对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所作的说明来看。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的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在恩格斯看来，历史总是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也总是不断向前进步的。当然，这是总的方向，就个别时期来说，可能会有曲折，但是，按照唯物史观，历史发展的总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复次，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社会的具体比较来看。不懂得唯物史观的人往往以为，原始社会人人平等，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优于奴隶社会。在这方面，甚至还有人认为，人类历史是倒着发展的，原始社会是最佳状态，以后就每下愈况了。张闻天年轻时就曾经有过这种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接触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社会发展阶段的说法，估计也只是听说，而并没有全面读到序言的有关论述，就想当然地对马克思的四阶段说妄加发挥。他在1919年8月19-21日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了一篇《社会问题》的文章，其中说道，“按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吾们可以晓得，社会问题经了四大变动。在第一个时期内，人类少，物质多，‘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便可过活。……到了第二时期，人类渐渐的多起来，物质也渐渐的不够用了，所以不能不讲求培养自然物质的方法。但是那个时侯，人类智力不发达，没有劳动的经验，也没有劳动的兴味，所以做工是大家不欢喜的。在那时侯，一群比较聪明而且有武力的人，凭借他的聪明去捏造种种鬼神的迷信，凭借他的武力之绝对服从的信条，所以在第二时期，只有屈从的性质，没有其他的，随后到了第三时期，人类愈繁庶，物质越发不足了，……所以在第三时期内是拿个人的独立发展作内容。最后到了第四时期，……人口越见增加，物产的生产方法虽比前进步，然究不及人类增加的快，所以物质越发不够用了。要想在不够用中求一般欲望的满足，不得不用全局的计算，令最大生产力，行最完满的分配的经济方法。所以在第四时期是互相互助的。”(《张闻天文选》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00年版，第4-5页)在这里，张闻天实际上是在宣传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原意大相径庭，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我们知道，马尔萨斯曾提出“两个级数”的理论，认为生活资料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所以，人们的生活水平必然下降。把社会制度造成的问题归之于自然，这显然是一种为统治阶级辩护的论调。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因为那时的他还只不过是一个19岁的在校(南京河海专门学校)青年学生，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以及许多马恩著作都还没有中文译本，你说他又能知道多少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不过，对一个青年来说，也应该实事求是，不懂就是不懂，不应该装懂，更不应该将这些毫无根据的东西拿到报纸上去发表。问题是，1990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文章收进他的《文选》?同样，在199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在出版《张闻天早期文集》时又再次收了这篇文章。据我所知，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张闻天选集》时就没有收这篇文章;为什么出了《选集》，事隔5年又要出《文选》?过了14年还要出《早期文集》? 并且坚持要把这么一篇包含着极其严重错误的文章收到里面去，这究竟是要宣传什么?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有人在写《张闻天传》时竟然把张的这篇观点极其错误的文章和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把它说成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并且说“张闻天也是中国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后来，《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上也多次发文，有的文章甚至以发表张的《社会问题》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于1919年6月，比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要早，比毛泽东1919年7月14日创刊的《湘江评论》要早来说事，一再宣传这篇观点有极严重错误的文章。这一切，除了说明有关编者和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太缺少了解，不能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外，也反映了某些人想借此扬张抑李抑毛乃至反毛的不良意图。实际上，当时的李大钊已经是全国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在湖南也已崭露头角，成了闻名遐迩的革命闯将，当时的张闻天显然是不能与他们相比的，更不用说他那篇文章用的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名义，宣传的却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此外，作者还宣传，张闻天“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突出地宣传了共产主义理想”，认为“在张闻天公开摘录‘十条纲领’之前，只有成舍我于同年4月在《每周评论》上摘译、谭平山于同年5月在《新潮》上择要介绍过《共产党宣言》，因此，张闻天的全文摘录‘十条纲领’是中国早期介绍《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文献之一。”(程中原：《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北京日报》2011年2月14日《理论周刊》)其实，无论是成舍我、谭平山还是张闻天，都不是最早介绍所谓“十条纲领”的人;早在1906年，国民党的元老之一朱执信就在当年《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国社会革命家列传》，并且译介了《宣言》里十条措施的内容(见《朱执信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8页)。需要指出的是，把《宣言》第2章后面的十条措施称为“十条纲领”是不正确的。我在过去写的文章里就曾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72年写的《宣言》德文版序言里就明白宣布，“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来还是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在今天，这一段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着重的粗体号为引者所加。)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当然不能要求1906年的朱执信或1919年的成舍我、谭平山和张闻天能够有如此的认识，但是，在今天，如果仍然没有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这里的话说得远了一些，也说得多了一些，不过还不能说是离题万里，因为讨论的问题仍然是对于马克思历史图式和有关理论观点的理解。张闻天当时理解错了，那些盲目吹嘘张闻天的人的理解更是错上加错。同样，尹文认为原始共产主义优于奴隶社会，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是所谓“两头否定中间”的看法显然也是一种错解。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里用以下的话讲了奴隶社会取代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进步意义：“在当时的情况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兽的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上事实。”“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4-525页)但是，一些人总是认为，原始社会是美好的，因为它共同生产、平均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是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启蒙学者也认为它是符合人性的善的自然状态。实际上，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在原始社会人的生活是很艰难的。斯大林在论及原始社会时说，“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在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石器以及后来出现弓箭，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猛兽做斗争。为了在中采集果实，在水里捕鱼，建筑某种住所，人们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则就会饿死，就会成为猛兽和邻近公社的牺牲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6页)在这里，斯大林用了“不得不”来说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人类在其幼年期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是如此的艰难困苦，后世的人如果用玫瑰色来描绘那时的“幸福生活”显然是不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同样，尹文认为马克思历史图式里的原始社会要比奴隶社会等阶级社会进步，显然也是他的歪曲，与马克思的历史观毫不相干。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提出未来社会并不是如尹文所说是“设想”的产物，而是他们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客观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在1886年1月27日写给英国费边社领导人爱德华·皮斯的一封信里曾经十分明确地声明说，“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9-420页。 总之，尹文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是“用两头否定中间”的说法，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实际上，无论从历史上来说还是从逻辑上来说，人类社会都是经过一条上升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以新的东西否定旧的东西，以后来出现的东西否定行将过去的东西。这就是新陈代谢的规律。如果反过来，用过去的东西来否定还没有发生的东西，那就既不合历史也不合逻辑了。试想，当新事物还没有产生，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原有的事物又怎么可能对一个并不存在的未来的事物进行否定呢?总是新事物已经产生之后才会有新旧事物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于新事物的出现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它总是能得到革命的阶级的拥护，因而总是能战胜旧事物并取得胜利;相反，在新事物面前，旧事物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代表的是衰朽的力量，当然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应该说，“新陈代谢”这个规律，不论对于自然界还是对于人类社会都是适用的。当然，也有这种情况，由于力量对比，旧事物一时还比较强大，新事物一时还比较弱小，旧事物也可能战胜新事物，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而决不是一个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力量对比会发生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变化，结果仍将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社会总是不断前进的，新的社会制度总是要战胜旧的社会制度的。尹文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是“用两头否定中间”，以为原始社会比奴隶社会优越，实际上是他自己用旧事物来衡量和否定新事物，这是完全错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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