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长文驳《炎黄春秋》:如此歪曲马克思主义意欲何为?

　　三、马克思的历史观和启蒙学派的历史观

　　我们知道，马克思一生有很多贡献，而最伟大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是在哲学领域，他批判地继承了德国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并且把辩证唯物主义用于研究社会和历史，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一个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他批判地继承了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不违背价值规律的前提下解决了资本与劳动交换的难题，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在这两个伟大发现的基础上，马克思又批判地继承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或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里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列宁甚至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里曾作过一个经典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这段话是1859年写的，是马克思从1844年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来历经15年得出的结论，也是他继续进行这一研究所秉持的指导方针。《资本论》就是用它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列宁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以前，没有看到……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语，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他还说，“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3页)列宁的这些话是1894年说的，120年过去了，至今也没有失去其现实的意义。

　　但是，尹文却要来否定马克思的历史观!在我看来，一个连马克思的基本著作都未读过的人，却想要批倒马克思的历史观，那岂不是显得太滑稽可笑了吗?!

　　尹文说，“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要认识其思想根源，需要首先搞清楚启蒙思想家和马克思的区别。马克思继承了启蒙思想家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批判，同时也继承了“自由”、“平等”、“权利”、“民主”等启蒙口号。但马克思与启蒙思想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这也反映在他的历史观上。”

　　在尹文看来，启蒙思想家比之于马克思要先进得多，如果马克思继承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对的，否则，马克思就错了。他说马克思“继承了启蒙思想家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批判，同时也继承了‘自由’、‘平等’、‘权利’、‘民主’等启蒙口号”，但是，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所谓启蒙主义者是指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的那一批思想家。对于这些启蒙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给予了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也指出了他们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

　　事实上，正如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在马恩那个时代，“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而且，马恩都是彻底的无神论者，而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尽管反对中世纪基督教，自己却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是一个泛自然神论者，马恩向他们继承什么?马克思把他的主要精力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当然也同时研究了它的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尹文说马克思继承了这些启蒙学者的‘自由’、‘平等’、‘权利’、‘民主’等启蒙口号，这样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情况恰恰相反，马克思揭露了这些口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在《资本论》第1卷第4章论述“劳动力的买和卖”的部分写道：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生产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利互惠、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页)

　　这些都是在流通领域看到的现象，或者说是假象。可是，一离开了流通领域，情况就不同了。马克思继续揭露说：

　　“一离开这个这个简单商品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大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同上，第200页)

　　就是说，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家作为货币所有者和工人作为劳动力所有者，一个愿买，一个愿卖，都代表着各自的自由意志，他们是自由的;他们都是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进行等价交换，彼此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属于各自己的货币或劳动力，都有自己的所有权;至于边沁，他是一个为资本辩护而对工人极其苛刻的英国学者，他主张自私自利却宣传互惠互利和阶级和谐。这样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博爱的观念。但是，这些假象一到生产领域就暴露出来了：资本家昂首阔步，笑容满面，雄心勃勃的神态，和工人尾随于后、畏缩不前、战战兢兢，准备受剥削的形象就出现在人们眼前，哪里有什么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博爱可言?!

　　马克思还深刻地揭露了自由贸易主义所谓“普遍的友爱”，他说，“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7页)

　　同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也批判性地评论了18世纪启蒙主义所提出的那些口号。他说：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从上到下都被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356页)

　　列宁对于马恩的上述批判非常重视。他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的讲演中说，“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0页)他还说，“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同上，第816页)

　　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所作的批判完全驳倒了尹文在上面一段话里的错误观点。

　　事实上，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还根本不可能有科学的世界观，因为那时马克思还未出世，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不可能产生。实际上，启蒙思想家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认识还都是一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他们用以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是所谓“理性”、“真理”和“正义”，而这些所谓“理性”、“真理”和 “正义”又被看成都是“永恒的”。应该说，这不仅是时代的局限，也是阶级的局限，因为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希望资本主义的这些东西能够“永恒”也就毫不奇怪了。怎么可以把启蒙思想家这些当时还是进步、而在马克思提出新的世界观以后已经明显落后的东西看得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还进步还高明呢?

　　当然，这也不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从启蒙学者那里继承任何东西。我们当然要肯定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进步性。事实上，从启蒙主义者的队伍里也走出了像摩莱里和马布利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而且他们中还产生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理论。他们已经认识到，“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的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可以说，这种思想已经非常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