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黑暗的中世纪” 本来，按照尹文的“定义”，在所谓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里只有列宁、斯大林的份，是不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但是，从文章来看，其首先指向的目标恰恰就是马克思。文章举了“黑暗的中世纪”作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例子。我们现在就从这个“黑暗的中世纪”说起。 尹文说，“在世界历史领域，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就是对欧洲中世纪的评价，它把中世纪描绘得一团漆黑，以至于形成了‘黑暗的中世纪’的流行说法。其实，中世纪的历史时间很长，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公元1453年)，经历了近1000年时间。中世纪四分五裂的封建社会结构、基督教对人性的压抑以及对科学研究和思想探索的迫害，等等，这些事实难免把历史学家引向对中世纪的否定。但中世纪也有另一面，尤其是其晚期有很多的新事物出现，比如自治城市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兴起、现代大学的建立等等。二战后的学术研究对这些事物给予重视，从而对以往的偏激观点做了一些纠正。” 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为了阐明商品拜物教的历史性质，马克思列举了不存在商品生产社会的情况进行对比。他首先举了孤岛上的鲁滨逊，鲁滨逊根据自己的需要分配自己的劳动时间，生产各种物品。在这里他是孤立的个人，不存在人与人的关系，而只有人与物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如此简单明了，不需要采取商品与商品交换这样物与物的关系的形式，当然不存在商品拜物教。接着，马克思话锋一转，写道：“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4页)这是中央编译局的译法。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法略有不同，他们译为：“现在，让我们从鲁滨逊的明敞的的孤岛，转过来可以看一看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53页)两个译本的不同在于，一个本子译为“昏暗的”，一个本子译为“黑暗的”。这两个词不能说是同义词，而只能说是近义词;我们可以说“昏暗的灯光”，却不能说“黑暗的灯光”。为了准确地理解，我查了《资本论》的德文本，那里用的是finster，根据商务印书馆和朗根沙依特联合出版的《精选德汉汉德词典》的解释是：①黑暗的;②阴沉的;③可疑的。其他词典也兼有这三种解释，而在“黑暗的”义项下同时说明有“昏暗的”含义。看来，两种译法都可以成立。再看看恩格斯校订过的英译本，那里用的是shrouded in darknees，即“笼罩在黑暗中的”，意思也一样。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黑暗的中世纪”实际上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原话。不过在理解上，我们与尹文却有所不同。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把“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和“鲁滨逊明朗的孤岛”加以对照，似乎很有一些褒扬鲁滨逊孤岛、贬低欧洲中世纪的意味，其实不然。依我看，这不过是马克思为了叙述的生动，在场景转换和行文过渡时用的一种修辞手法而已。这里所用的“明朗”和“黑暗”或“昏暗”其实只是形象地说明，时空已经发生了变化，并没有什么褒贬的意义。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喜欢大讲鲁滨逊的故事都很不以为然，他们对笛福写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评价实际上并不高。马克思曾说鲁滨逊的故事是“缺乏想象力的臆造”，而恩格斯则说，“这个故事其实只属于儿童游戏室而不属于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页)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看，他之所以把鲁滨逊的孤岛、中世纪、农民家庭和自由人联合体放在一道作为例子，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马克思所看重的，是它们之间的共同性，而决不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因为它们都是非商品生产，人与人的关系不需要通过商品与商品的物与物的关系来表现;在这里，人的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的劳动，而不需要间接地通过商品的出售或价值的实现才表现为社会劳动，因此，这种情况当然和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不同，这里是不存在商品拜物教的。至于尹文所说的什么“把中世纪描绘得一团漆黑”云云，更是望文生义，与马克思的论述毫不相干。 按照尹文，欧洲中世纪是指“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公元1453年)”这段时间。应该说，这从一般意义上 来说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就具体国家来说就未必正确了。我们知道，沙皇俄国是到19世纪60年代才发布诏书废除农奴制的。同样，在多瑙河沿岸各公国，19世纪实行的徭役制度也是农奴制。应该说，所谓中世纪，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概念;它的真正内涵其实就是封建制社会或农奴制社会，当然也包括中世纪城市所实行的行会制度在内。为了比较资本主义工厂主和封建农奴制下领主对于剩余劳动的贪欲，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述了俄国将军基谢廖夫1831年在瓦拉几亚颁布的《组织规程》即徭役劳动法。规程除要求农奴缴纳详细规定的实物贡赋外，还明确规定了农奴为领主进行徭役劳动的天数：“⑴12个一般工作日;⑵一个田间工作日;⑶一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一共14个工作日。”看起来负担并不是很重，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制定该法令的人倍谙政治经济学，所以规定的不是通常意义的工作日，而是生产某种平均日产品所需的工作日，而这个平均日产品又规定得非常狡猾，连塞金洛普在4小时之内也完成不了。因此，‘组织规程’本身以道地的俄罗斯式讽刺的露骨语言解释说，12个工作日应理解为36日体力劳动的产品，一个田间工作日应理解为3日，一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应理解为3日，合计是42日徭役。此外还要加上‘jobagie’，就是当地在生产上有特殊需要所服的劳役每个村每年要按照人口的多寡出一定的人力为领主服这种徭役。这样，已经规定的徭役劳动每年就有56个工作日。在瓦拉几亚，由于气候不好，每年只有210日可以，其中有40日是星期天和节日，平均还有30日坏天气，家起来就去掉了70日。剩下的只有140个工作日。徭役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是56/84，或662/3%……对于莫尔达维亚，规定更加苛刻。有一个为胜利所陶醉的领主喊道：‘组织规程’所规定的12日徭役，等于一年365日!“(《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6-267页) 实际上，用马克思的历史观来看中世纪社会，我们看到，以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取代古代的奴隶社会，这首先意味着生产力的解放，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斯大林曾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作国这样的阐述：“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而“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农奴，但是可以买卖农奴。”(《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板，第446、447页)与古代的奴隶制度相比，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给了生产工作者有了一定的自由，虽然还存在“超经济强制”，但是农奴生产中的主动性已经明显地高于奴隶，这当然是生产力的一个解放，是历史的一个进步。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肯定中世纪封建社会代替古代奴隶社会的历史进步性，而且对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某些发展和取得的成就，也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比如11、12世纪形成的中世纪城市——主要由手工业者、店主和商人构成的城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把它称为“中世纪的光辉顶点”。(《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二版，第905页)当然，中央编译局的译本调子要低些，它被译为“中世纪的顶点”。(《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实际上也还是褒扬的，只是褒得不太够。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查了德文版，那里用的是Glanzpunkt，该词由Glanz和Punkt二词结构而成，Glanz译成中文就是“光辉”，Punkt译成中文有“点”、“句号”、“地点”等义，同时也有“极点”、“顶点”的意思，因此，郭王译本将Glanzpunkt译为“光辉顶点”是正确的，而中央编译局译本仅译为“顶点”而未能将Glanz (“光辉”)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似乎有所欠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亲自校订的法文版用的是gloire，作“光荣”解，也是非常高的评价;而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英文版用的是the highest development，high有高的、重要的、尖的、盛行的、成熟的等多重含义，加上est这个形容词最高级词尾和development一词，在这里似可译为问“最高的发展”或“最重要的发展”。俄译本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译者丹尼尔逊与马克思有不少书信来往，是马克思的朋友;俄译本在这个地方译得很有意思，将它译为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ий цветок， 意思是“最明亮(或最鲜艳、最亮丽)的花”。不管用哪种文字进行翻译，都明显是褒义的，可以看得出，马克思对于中世纪的主权城市或自由城市的评价都是极高的。当然，马克思所高度赞扬的中世纪城市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中世纪后期”才出现的，恰恰相反，它们出现得较早，后来由于封建制度(包括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行会制度)的束缚，它也衰落下去了。马克思在盛赞它们的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虽然在14世纪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已经可以稀疏地看到，但资本主义时代只是从16世纪开始。在它出现的地方，农奴制的废止早已实行，作为中世纪的光辉顶点的主权城市也早成过去了。”(《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二版，第790页) 还有一位作者，因为别人引用了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的一段话——“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就反问道：“那么，欧洲的中世纪真的是一片黑暗?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就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吗?难道欧洲的文艺复兴不是历史连续发展的结果，而是突然从天而降的?如果这样看待西欧中世纪史，那显然是反历史主义的。(程德林：《欧洲中世纪后期的知识传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程著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充实、加工和修改而成的，据其导师在序言中说，该论文曾受到中世纪史学家和传播学专家的嘉许。但作者在具体论述时，又对那段话作了淡化的解释，说那“只是对中世纪前期西欧历史状况的概括”，并且援引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的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一段话来否定《德国农民战争》里的那段话，还说什么“《德国农民战争》写于1850年，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可见，恩格斯对欧洲中世纪史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其实，1850年时的恩格斯早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此时的恩格斯离他与马克思共同发表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共产党宣言》也已有两年多。值得注意的是，在1850年发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恩格斯还在1870年和1875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和第三版，但无论是在1870年写《第二版序言》时，还是在1875年写《第二版序言的补充》时，他都没有感到有改变观点的问题。恰恰相反，人们看到，他在1870年写的序言中说，“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并且称赞他从中借用资料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史》一书，“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而作者戚美尔曼“不久就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左派的最优秀代表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895年版，第622页)“极左派”其实是一个褒义词，指的是共产主义派或彻底的革命派，它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同，后者只是革命在一定阶段的“同路人”。几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关于极左派和对于所谓“两头真”的批判》的文章对此进行过论述，当时的主要论据就是恩格斯的一段论述，当然也提到了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论述。在这里，恩格斯又一次非常肯定地提到“极左派”，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必须看到，在1875年写的《补充》里，恩格斯再一次肯定1850 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说“它直到今天还具有意义。”(同上，第631页)问题在于，程著批评的恩格斯所说的那段话，不仅完全正确，而且非常深刻，其影响也极其深远，是不应该否定的。实际上，恩格斯讲那段话是为了说明，教会为什么会在整个中世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接下去的话应该尤其重要，而作者却忽略了。恩格斯说，“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此教会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个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之必然结果。”(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0页)恩格斯的这些话对于我们理解中世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来说，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能够加以否定呢?至于说文艺复兴，其实是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它作为封建社会旧文化的对立面，就其本质来说，它代表的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它提出的思想都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显然，应该把这些进步的思想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应该把这些看成是中世纪农奴制本身的意识形态。 应该说，恩格斯写《德国农民战争》是为当时(1848-1850年)的资产革命服务的。16世纪初，1524-1525年，德国曾发生过一次由闵采尔领导的全国性的农民战争，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论述了这次农民战争的原因，阐明了中世纪封建主乃至整个社会对农民和隶农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恩格斯写道： “压在农民头上的是整个社会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或是属于一个帝国直属贵族，或是属于一个主教，或是属于一个寺院，或是属于一个城市，总之到处他都被当作一件东西看待，被当作牛马，甚至比牛马还不如。如果他是一个农奴，那么他就完全听从主人支配。如果他是一个依附农，，那么契约规定的法定负担已经压得他透不过气了，可是这些负担还一天天加重。他必须以绝大部分时间蜘蛛人的田庄上劳作;剩下来自己支配的有限几个钟头的劳动所得还得用来缴什一税，地租，杂捐，赋税〔Bede〕，远征税(战争税)，本邦税，帝国税。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娶妻，连死也不行。除常规徭役而外，农民还得为尊贵的主人采集干草，草莓，覆盆子，蜗牛壳，驱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等等。捕鱼打猎都是主人的事;如果野兽践踏了农民的庄稼农民只许眼睁睁地望着。农民的公社牧场和林地几乎到处都被主人强占。主人像处理财产一样处理农民的人身，任意处理农民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权。主人一时高兴，就可以把农民投入监牢;在监狱中，正如今天一定有预审推事等着一样，当日一定有刑具等着农民。主人可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加洛林纳法典的各章论到‘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没有被这些尊贵的老爷和保护人随一时高兴就用在农民身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7页) 试问，这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能够继续推动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吗?我们们还能说它是先进的吗?农民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他们还会长期继续忍受下去吗?把这样的社会说成是黑暗的社会难道不符合客观实际吗?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参加农民战争乃至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又有什么不对?农民起来革命否定这样的社会，正是对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推动，怎么能够把它说成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或历史虚无主义呢? 尹文还谈到中世纪晚期“商业贸易的兴起”和“现代大学的建立”，其实，所谓商业贸易的兴起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它所意味的决不是封建社会的进步，而是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内部进行反封建的成果。至于大学的建立，它始于12-13世纪，只能叫做中世纪大学，根本说不上是什么现代大学。这些大学号称“无所不包”，实际上只有“大学四系”，即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四个系，整个教学都深受教会的控制，殊少科学的内容。神学就不说了，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法学也是为教会服务的，学法学就要学宗教法。那时大学开设的课程里竟然还有什么骨相学、面相学、手相学、关亡学这样一些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课程，而自然科学基本上是一片荒漠。中世纪盛行行会，连大学也充满行会色彩，学校里有学生行会，教师行会。封建行会的规矩都很保守，哪里还谈得上是什么“现代大学”?实际上，中世纪大学对于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并不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大，甚至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大学”对于科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恩格斯曾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对于中世纪历史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既不是一概肯定，也不是一概否定。与以前的奴隶社会比，它是进步的;与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比，它是落后的。对于中世纪历史上进步的东西，属于精华的东西，马恩都作出过很高的评价;而对于中世纪历史上落后的东西，属于糟粕的东西，他们也有很到位的批判。遗憾的是，无论是尹保云教授，还是那位撰写中世纪史博士论文的作者，包括他的导师和那些给论文以“嘉许”的专家们，他们似乎都不清楚马恩的这些论述，特别是不清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黑暗的中世纪”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马克思对中世纪主权城市作的“光辉顶点”的高度评价。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邓小平主张“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认为“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大本子”著作如《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并不是为“少数搞专业的人”写的，而恰恰是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写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页)对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来说，学习《资本论》等大本子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资本论》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不学《资本论》就不能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就不能真正懂得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科学真理，也就很难牢固地树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真不知道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把读《资本论》看得那么不重要而对读此书又那么畏难?为什么德国工人阶级能够在“广大范围内迅速理解”《资本论》，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干部群众就学不了，而只能让“搞专业的人”去学?实际上，就是“少数搞专业的人”也没有真正去学。我看到党建出版社出的《经典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部分)》，所选的《资本论》只有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似乎读了这两篇文章就算读《资本论》了。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如果取法乎下，那就什么也得不到了。而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教科学社会主义的教授当然是“搞专业的”，居然也没有学习过《资本论》!有人可能会辩称，《资本论》是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人读的书。殊不知，《资本论》虽然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但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著作，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所在，如果不抓住这个根本，能真正认识资本主义吗?能真正认识社会主义吗?而且，《资本论》是那么博大精深，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也都在联系中有所论列，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谁要是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想认认真真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都非读《资本论》不可。毛泽东读《资本论》比较晚，但是他非常重视，甚至到外地去也要把它带在身边。至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那是一部批判杜林、捍卫和宣传《资本论》，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它在论战的同时也从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同样可以说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毛泽东在1932年打下漳州时获得了此书，如获至宝，在战争环境下还孜孜不倦地进行学习，甚至在长征途中也手不释卷地反复阅读，可知此书的重要。尹教授是教科学社会主义的，竟然不知道马恩的有关论述，真不知他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怎么教的?同样，程著对于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也有很大的误解，他评价恩格斯的论述具有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或非历史主义的性质，认为只是二战以后才由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纠正了这个“片面性”。如前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没有把中世纪看成是“一团漆黑”的，对它的历史进步性向来都是肯定的，对它的发展成就也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当然，他们对于中世纪落后的一面，特别是其后期那些惨无人道、倒行逆施的做法，也是非常气愤并且有所批评的，应该说，他们对于中世纪历史的认识，其实要比那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正确得多、先进得多，也高明得多。 当然，这也不是说，人们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就应该闭起眼睛不看，一概加以排斥。早在上世纪初即1900年时，列宁曾在《非批判的批判》一文里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 “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世界观，这是一回事;匍匐在资产阶级科学面前，重复马克思‘有片面性’等等这类有十分明确意思和意义的词句，这是另一回事。其次，如果说到‘重复和转述’，那么重复和转述柏姆-巴维克和维泽尔、桑巴特和施塔姆勒本身，难道先天地比重复和转述马克思梗直的注意吗?”(《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585页) 我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和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的学者，还是应该牢牢记住列宁的这一段话，认真学习《资本论》，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的著作，掌握其完整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当然也要了解，但应该持批判的态度对待，而不应该是将其奉若神明，亦步亦趋，跟在他们后面爬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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