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保云如此歪曲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意欲何为?

　　——驳《炎黄春秋》《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

　　奚兆永

　　在中国，《炎黄春秋》是一家很特别的杂志，在它周围，聚集着一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充满着敌意，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充满着仇恨，妄想在中国改变社会主义方向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而其核心——包括它的头头、编辑和一些作者，则是他们的急先锋和舆论制造者。这帮人当然非常清楚，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国家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的明确规定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常常采取伪装的形式，以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但是，一到他们认为比较有利的时机，他们就要跳出来闹腾一番。2007年，他们曾经大闹过“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后来又闹腾过什么“零八宪章”和所谓“普世价值”之类。不过，他们搞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很不得人心，只有很少一些人在那里蹦达，响应者寥寥，在左派的有力反击下，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了。不过他们还是不服输，过一段时间又换一个话题，再闹腾一番。这不，在今年第5期上，他们一下子就抛出了三篇所谓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即马龙冈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尹保云的《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和郭世佑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与虚》。这三篇文章分工明确，各有侧重，而其矛头所向却惊人一致，人们一看就会明白，这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为了遮人耳目，编者煞费苦心，对它们都进行了低调处理，将其放在一个所谓“一家言”的拦目里，意思是说，这些都是作者的一家之言，而不是编辑部刻意组织的;封面上也很低调，按照该既往的经验，不上封面最好，但是为了扩大其影响又不得不上，只好将字体缩小，并且将三篇文章共用了一个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笔谈”的题目。之所以说它是“所谓的‘笔谈’”，因为笔谈本应体现双百方针，应该有不同观点的声音，而实际上却是自家人一起上阵，枪口一致对外，如此剑拔弩张，咄咄逼人的架势，哪有一点“笔谈“的气氛?要想用低调来加以掩盖也难，其结果，只能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实际上，马脚一下子就就露了出来：在《炎黄春秋》第5期的网络版上，人们看到，全期一共16篇文章，上所谓“精粹”榜可以让人读到全文的文章的一共有五篇，但是“一家言”拦目的三篇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却都无一例外地(也就是百分之百地)上了该榜;而其余13篇文章里却只有两篇上了此榜，这不是明摆着说明，这三篇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一家言”正是《炎黄春秋》所要着重推荐的重头文章，发表这三篇文章显然不是作者分散的个人行为，而是《炎黄春秋》杂志“集体意志”的集中表现。

　　在三篇文章中，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尹保云写的一篇。该文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不是因为作者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而是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这些年来，一个大学教授(当然包括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内)写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早已不是新鲜事，而一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跳出来写文章赤裸裸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多少还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新闻。当然，吸引人们注意的，也不只是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文章内容本身的太过荒谬，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遇到这样的文章，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不置一词，只是因为手头正忙着做别的事，一时还不能动手，本想过些时候再写批驳的文章，不过，有的朋友还是希望我现在就写一篇，我虽然有些犹豫，但在考虑之后还是决定应命写一篇，尽我的一分责任。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尹文是怎样把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是怎样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且是怎样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

　　一、 尹文从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指马克思列宁主义

　　尹文的标题“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章开始“开宗明义”的一段话，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它所反对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人们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大不一样的：

　　“最近一些报刊杂志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批评，指出当前国内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表现、认识论根源以及社会危害。‘百度百科’还推出了一个新写的‘历史虚无主义’词条，全面地介绍了目前的各种批评观点和立场。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偏激或片面的思想方法，它妨碍人们对历史的准确认识。对这种思想方法加以批评纠正，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国内学术界目前对‘历史虚无主义’批评并没有抓到问题的关键。中国目前需要引起重视的历史虚无主义，仍然是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它严重地扭曲了社会历史观，使人们不能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恰当的理解和判断，从而构成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思想阻力。”

　　在这里，尹文讲得很清楚，“国内学术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并没有抓到问题的关键”，在他看来，“中国目前需要引起重视的历史虚无主义，仍然是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恕我孤陋寡闻，他说的这个“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是生平第一次听说。我找了一些工具书，包括《词海》、《现代汉语词典》、《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苏联百科词典》等，都一无所获。看来这是作者生创的一个词语。作者显然不明白，语言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一个人生造别人谁也没有见过的词语，除了制造混乱以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不会被人们接受的。

　　当然，尹文对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和“教条主义”也分别作了解释。关于历史虚无主义，它说，“顾名思义，‘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否定过去的历史，认为过去的历史中没有好东西、没有意义。它一般针对大的单位的历史，比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在我看来，尹文所作的这些解释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否定过去的历史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吗?须知，过去的历史既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于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种糟粕，难道不应该否定吗?如果不否定这些东西，社会还能前进、历史还能发展吗?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应该说，用革命的手段否定那些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批判并且抛弃那些属于糟粕东西，正是推进历史前进的动力，根本不能把它说成是什么历史虚无主义。但是，对于历史上进步的东西，对于那些属于精华的东西，如果不加分析地也加以否定，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应该说，只有这后一种否定才能说是历史虚无主义。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包括《炎黄春秋》在内的一些人正是这样。他们对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来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进步的革命的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否定实际上乃是对革命的反动，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反对的地地道道的历史虚无主义。

　　关于“教条主义”，尹文说，“众所周知，教条主义是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摘出一些教条并加以极端化发展。它起源于第二国际，形成于一战期间。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前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中形成结晶。”尹文在这里没有使用“顾名思义”的办法，而是用了一个“众所周知”，一下子就把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直接联系到了一起。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作者如果稍微认真一点地“顾名思义”一下，就不会不知道，教条主义其实和宗教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什么是教条?教条就是宗教信条。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信条，教会当然要求它的僧侣、教徒都能够记住和践行这些信条。但是，实际上，总是存在着只是背诵这些信条而不能实际地践行这些信条的情况。俗话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其实又何止是“小和尚”和佛教有这种现象?各个宗教都有。除此以外，由于各个宗教都崇尚神的权威，由神所制定的信条往往被看成是永恒的，不变的。这样，在对待宗教信条的问题上就出现了教条主义和教条主义者。在这方面，苏联一本工具书把教条主义称作是“宗教思维的特征”，(《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2页)是很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随着科学的昌明，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广泛传播之后，宣扬有神论的宗教信条是越来越不得人心了。孙中山本来是个基督教徒，但在学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就不再信奉基督教了。毛泽东年幼时信过佛，后来也不信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初版序里曾说，“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39个信条中的38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1/39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从长远看，宗教正在走向没落。应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任何衰朽的势力都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为了宗教本身的生存，也出于政治斗争的考量，在基督教、伊斯兰教里都出现了现代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潮或派别。所谓原教旨主义，其实也就是宗教里的教条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当然不同于宗教，他们的学说不是用来背诵的教条，而是用来指导革命实践的南针。早在1843年，即列宁所说的“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和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的时候”，(《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马克思就鲜明地指出，“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就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见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还说，“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这说明，教条主义是远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的;同时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和教条主义明确地划清了界限，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马恩当然不希望他们的学生们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学说。恩格斯在1886年11月29日写给左尔格的一封信曾这样批评一些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德国人，说他们“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念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显然，尹文硬把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扯在一起，甚至把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产物，是十分荒谬的。

　　至于尹文说教条主义“起源于第二国际，形成于一战期间，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前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中形成结晶”，那更是荒唐至极。我们知道，第二国际成立于1889年7月14日，那正是法国革命100周年纪念日，怎么可以把一个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已经明确反对的教条主义说成是1889年7月14日以后才“起源”的呢?众所周知，第二国际成立时，恩格斯还没有逝世，他在整理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的同时，继续通过书信和著述理论文章指导各国的革命运动。在他的指导之下，第二国际的早期工作是有巨大成绩的。1890年，德国的工人阶级在国际的声援下，在议会否定了俾斯麦的非常法，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是，统治阶级开始变换手法，他们用欺骗宣传和收买“工人贵族“的办法，妄图把工人阶级的斗争限制在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在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党内出现了一股背离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改良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亦即修正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就是伯恩撕坦。应该说，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思想由来已久，早在马克思生前，就和他否定阶级斗争的错误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后来，恩格斯也对德国党内的否定暴力革命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斗争。恩格斯直到逝世前夕都一直坚持：不能放弃革命权。但是，恩格斯在1895年就逝世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也与这一思潮进行了斗争，当然他们的斗争是不彻底的，而且他们两人都过早地去世了：威廉·李卜克内西逝世于1900年，倍倍尔逝世于1913年。一时间，在第二国际及其最大的党德国党内，修正主义占了上风。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等左派都与这个修正主义思潮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考茨基作为中派也曾与之进行过斗争，但却没有坚持到底，后来还是成了叛徒。在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列宁表现出了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他斗争最坚决、最彻底，写下了许多光辉的篇章，给了修正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真理。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特别是德国党的修正主义者包括考茨基在内都站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他们在议会支持通过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预算法案，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从此，第二国际也就彻底破产，以后后再也没有进行过活动。这个历史是人们所熟知的，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过程，怎么能够说成是什么教条主义形成的过程?尹文还说什么”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前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中形成结晶”，人们从这个“30年代的教科书”即斯大林在30年代主持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终于明白，尹文所说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指的列宁主义和坚决执行列宁主义路线的斯大林领导联共布尔什维克党。我们知道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很精深的研究，并且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他论述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理论，论述了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他还论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尹文有什么理由把列宁污蔑为教条主义的创始人?今年春天，乌克兰一些亲西方的势力，为了加入欧盟，要推倒列宁的雕像，但是在扎波罗热市，许多工人自发地聚集起来，他们组成人墙，进行保卫列宁雕像的斗争。我们知道，列宁逝世已经90年，苏联解体也已经23年，而列宁的伟大形象仍然深深地刻印在人民的头脑里;如果列宁是一个教条主义者的话，人民会这样尊崇他吗?至于斯大林，他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论述，都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特别是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战胜德日法西斯战争的实践中，创造了连资产阶级政治家丘吉尔都不得不承认的光辉业绩。苏联由一个在欧洲和世界都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显然是和斯大林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斯大林逝世至今已经61年，苏联解体也已23年，但是人民还在深深地怀念着他，为在他的领导下所取的伟大成就而感到骄傲。最近普京对二战老兵表示，支持当地人民对1961年赫鲁晓夫改名为伏尔加格勒的城市重新命名为斯大林格勒进行投票决定。如果斯大林不是一个伟大人物，在人民心目中没有崇高的地位，而只是一个平庸的教条主义者，普京会这样做吗?

　　尹文不作任何论证，不提供任何证据，就把教条主义这个早已存在的概念硬说成是第二国际出现修正主义后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的，其矛头当然是对准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同样，它也不作任何论证、不提供任何证据，就把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教科书”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成是教条主义的集大成或所谓“结晶”。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一些著名的革命家，一些享有世界声望的政治人物是怎样评价他们的吧。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曾经多次到西方学习革命的经验，但是终于懂得，西方的那一套并不能解决问题，不能成为学习的榜样。而后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孙中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下决心学习列宁领导革命的经验。他在1924年11月3日向黄埔军官学校作的告别演说里说，“俄国近来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就是打消无政府的主张，把极端平等、自由的学说完全消灭。因为俄国有这种好主张，所以他们近来革命的效力，比较美国、法国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之效力还要宏大，成绩还要圆满。他们之所以有这种美满成绩的原因，就是由于俄国出了一个革命圣人，这个圣人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列宁。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党，主张要革命党要有自由，不要革命党员有自由。各位革命党员都赞成他的主张，便把各位个人的自由，都贡献到党内，绝对服从革命党的命令。革命党因为集合许多党员的力量，能够全体一致，自由行动，所以发生的效力便极大，俄国革命的成功便极快。俄国这种革命方法，就是我们的好模范。(《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0-271页)他还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里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同上，第145页)我们知道，孙中山生于1866年，比列宁大4岁，而且早在1911年10月10日他领导的革命党就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并于1912年1月 1日成立了中华民国，并且通过《临时约法》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后来的事实使他深知，他的理想并未实现，革命并未成功，中国的情况越来越糟，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却取得了真正的成功，这使他对列宁非常崇拜，成了一个列宁的“粉丝”。他尊列宁为“革命圣人”，并且把俄国的革命经验作为自己的“好模范”，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口号，这种见贤思齐的态度是很值得今天的人们向他学习的。

　　关于对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评价，苏联与列宁、斯大林同时代的老一辈革命家、从1919年起就担任全俄国家领导人以后又长期担任苏联国家领导人直到1946年逝世，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宣传家和教育家的米·依·加里宁，曾在1938年12月28日苏联《教师报》编辑部召集的城乡优秀教师会议上发表演讲说，“当我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时候，我实在惊赏这本书的内容深刻、意旨明确和叙述通俗”。他还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表面上确实写得很通俗，可是这本书需要读者大费苦功才行。那里最简洁地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原理。”(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172页)我们知道，苏联曾经在各类学校(高校、党校、马列主义夜大学等)里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系统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当然与工业化的胜利完成奠定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有关，也和苏联红军的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有关，而这又是和他们所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分不开的。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曾经写过一篇悼念文章，其中也高度评价了斯大林的著作和他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文章说，“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毛泽东：《最伟大的友谊》，载《人民日报》1953年3月9日)在中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作为“干部必读书”组织干部学习，而50年代以后各高校更广泛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系统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对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他们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如果尹文作者系统学过这本书，特别是认真地学过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的谬论可能就不会那么多了。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的他，不去好好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却偏偏要信口开河，讲一大堆毫无根据的谬论，这种不讲道理的武断做法，只能说明他缺乏起码的学术训练，这又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毛泽东说得好：“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版1955年版，第70页)看来，尹保云教授就是这样一个只会“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者。

　　需要指出的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其实也并不是尹教授的发明，他这一套是从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那里学来的。毛泽东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指出，“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者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炎黄春秋》是这样的“助手”，尹保云们也是这样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