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历史证明，改革前极左、改革后极右的一帮政治投机分子是对我国危害最大的群体。本文试图不断更新补充相关人员，做成一份百科全书式资料。欢迎各位网友探讨补充。)

　　所谓的文革余孽，指的是那些在文革期间乃至整个毛时代大搞政治投机、迎合上级的政治需要、表现极左、破坏国家安全、损害人民利益的群体，这个群体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依旧本性不改，大搞政治投机，他们拒不反思在毛时代犯过的错误，反而把责任全都扣在毛的头上。他们迎合某些西化派的政治需要，大搞极右，勾结美国，鼓吹新自由主义，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共产党，反毛反共，宣传普世价值、宪政、三权分立、多党执政，破坏国家安全，损害人民的利益。

　　这些文革余孽，文革时极左搞乱文革，改革后极右搞乱改革：如赵紫阳、左方、吴敬琏、杜导正、胡绩伟、李锐、杨锦麟、秦晓……这帮人要么盘踞南方系、炎黄系、中青系等媒体，要么被这些媒体供上神坛，作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由此可见，南方系、炎黄系、中青系是真正的文革余孽大本营。

　　作家丁玲在改革开放后曾说：“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文艺报：丁玲并未远去》 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1-03-11/51560.html )真正的文革余孽并没有被清除。

　　与搞政治投机的南方系、炎黄系相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左派的代表人物，如邓力群、马宾、魏巍、李成瑞等，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现实，却坚守人民的利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毛泽东思想，肯定文革理论，这些人在文革中恰恰都是偏右的，都是被打压的。

　　可见真正的共产党员、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始终以人民利益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绝不会搞政治投机，也不会从事于国于民有害的事情；文革余孽则站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毛泽东思想信仰者的对立面，左的吃香就搞极左，右的吃香就搞极右，人民的利益从来只是他们用来实现自己个人利益的幌子而已。

　　六十年是一个整体，对照一下这些人在改革前后两个30年历史时期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清这些人的真实面目。正是因为存在大量这样的投机分子，我们的新中国才有着这么多的历史阴暗面。

　　《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从文革极左到改开反共、鼓吹资本主义道路
 

　　杨继绳因写了《墓碑》一书而名扬海外，该书得出了我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3600万”的结论，正好契合了多数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势力和右派知识分子控诉毛泽东时代的情感需要，更契合了海内外反动势力阴谋反共反毛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杨继绳此人在80年代就因积极批评文革而受到重视，并与赵紫阳一起并肩战斗，而后进入《炎黄春秋》任副社长一职，常年主抓《炎黄春秋》反共反毛、虚无历史、鼓吹宪政和西方普世价值的工作，成为极右派当中相当著名的一员干将。

　　但就在离80年代并不遥远的70年代，杨继绳却是一个在文革当中表现优于常人、极力崇拜江青的极左分子。

　　据清华教授李定凯回忆，他大学与杨继绳同一个系，杨比他高4届。李定凯披露说：

　　“文革开始后，他是我系批判刘少奇派的工作组执行的“资反路线”较早的一个学生，是‘云水怒’战斗队的主要成员。因为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也参加了那个战斗队，所以我听说过杨继绳的一些事，后来也接触过一次杨继绳。

　　我头一次听说杨继绳，是在文革开始后没几个月，他被作为根红苗正、文革中表现好、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代表特别挑选到新华社当记者，以加强新华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当时这在我系学生中引起了轰动，因为其他66年的应届毕业生都还在学校里参加文革，我系只有他被选到新华社当记者，算是按期参加了工作，当然被视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也成为‘云水怒’战斗队引以为骄傲的一件事。后来杨继绳被分配到新华社天津记者站工作。

　　1970年3月，我毕业后留校，在校办工厂当‘新工人’，7、8月间，我和我的那位同学一起被派到天津第一发电厂实习。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的同学邀我一起去见杨继绳。杨继绳的住处在新华社天津记者站。在他的宿舍里，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交谈。因为他是高班学长，又在新华社经历了几年文革的洗礼，见过大世面，再加上和他头次见面，我自然听得多，说得少。言谈之间，我感觉杨继绳对毛主席特别崇拜，对江青也很佩服，他特地把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或者是夹在钱包里，记不清了）的一张毛主席、江青和李讷小时候在延安拍的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流露出似乎很深的感情。我是第一次看到那张照片，觉得很新奇，也生出对杨继绳的一种神秘感。”

　　在李定凯的印象中，文革当中的杨继绳是一个非常左的角色。所以当他听说杨继绳成了《炎黄春秋》的干将，极端反对毛主席时，便“十分惊愕”。

　　李定凯打电话向他同学咨询杨继绳的情况，“我的同学告诉我，杨继绳家里很穷，过继给他的伯父，他从小上学一直到大学，都是靠国家培(供)养。在1971年林彪倒台后批林的时候，杨继绳还在新华社天津记者站，他写过一篇内参，反映军队占用地方学校校舍的问题，还受到了中央(毛主席?)的肯定，他很自豪。文革后杨继绳批文革也很积极，所以“89动乱”前在新华社蛮吃香，但是赵紫阳的下台影响了他的仕途，好像还被批评或处分过。据说后来香港出的赵紫阳访谈录就是杨继绳采访的。”

　　杨继绳走向极右的过程中，对极右派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论证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3600万人”。而事实上，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历经数年的辩论，真相已经相当清楚。7月5日—7日，华中科技大学举行国际研讨会，孙经先与杨继绳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直接对话，孙经先指出，由于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变化，导致1960年—1964年间户籍统计人口减少了2644万。这些减少仅仅是统计数据的减少，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孙经先教授在发言中(以及在提交的书面文章中)，对杨继绳先生发言中提到的所有学术问题都做了正面的回应。孙经先提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应在366万人以下。最终以杨继绳对孙经先的发言提不出实质性质疑意见而告终。

　　后来，网友宪天做了一篇《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的新闻报道，杨继绳情绪激动地做了一个公开声明，在声明中却并不正面回应学术问题，而是粗暴地提出：“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睬。”

　　其实杨继绳《墓碑》一书出版之后，就受到来自学者和网友的广泛质疑。网友鹤龄提出，杨继绳为了坐实“饿死3600万”的历史谎言，竟到了捏造自己父亲饿死的地步。

　　鹤龄质疑为何杨继绳家乡只有他父亲一人“饿死”：“杨继绳的家乡下湾有多少人?饿死了多少人?他没有说。是不知道吗?不可能!全中国饿死的人他一概全知，难道自己的家乡反而会一概全不知!

　　他肯定全知，但他不愿意说。为什么，因为他的家乡没有饿死人，与他的《墓碑》不能时刻保持协调一致，所以，他不好说!不过，他虽不说，馅还是露出来了。”

　　鹤龄又质疑杨继绳父亲死亡日期，不在自然灾害期间内：“他父亲死的时候是1959年的四月底，这个时候，真正的大饥荒还没有起动‘正常程序’!

　　就算杨继绳的乡亲行动迅速，提前跨入了大饥荒。杨继绳又面临了一种更加尴尬的局面。1959年4月底，他的家乡人就把树皮树根啃光了。接下来还有漫长的三年啃什么?若是真的啃上三年泥土石块，那么，他家乡的人必定全部死绝，一个不剩!”

　　鹤龄接着质疑，杨继绳父亲出生于1889年农历6月6提，死于1959年4月底，他父亲死时已经快70了，在那样一个缺医少药、平均寿命50来岁的年代，杨继绳父亲已算少有的高寿，何来饿死一说?

　　李定凯就杨继绳描述的1959年4月湖北浠水出现大饥荒、树皮吃光、饿死人的情况也提出了严重质疑，他强烈建议年轻同志到杨继绳家乡湖北浠水去做实地调查。李定凯回忆说：“我是安徽人，老家在巢县农村。1958 — 1961年在合肥读初中，1961 — 1964年读高中。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很多来自安徽各个县的农村，如肥西县、肥东县、庐江县、萧县等等。安徽是1960 — 1962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灾区。(杨继绳所在的)湖北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是王任重，在全国执行政策是比较好的，再加上湖北的自然条件好，所以困难程度是比较轻的。

　　安徽农村的真正困难是从1960年春天开始的，1959年4月还处在58年大跃进的余韵氛围中，没有发生大面积缺粮的情况。从1959年冬天到1961年冬天，在我的同班农村同学中，我没有听说哪一个人家里有饿死人的，大家只是说农村缺粮严重，吃不饱，得浮肿病。家在肥西县的一个姓许的同学说他的家乡发生了死人。在我们同学中，当谁有家长到学校来时，同学们就每人省出一个馒头给来的家长吃，剩下的再带回去，这样互相帮助。学校是食堂制，不大可能同意学生把定量的粮食领出去。1962年开始，情况就大为好转了。

　　请大家把眼光放得更宽些，读读《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1959.1 — 1959.12)、第九册(1960.1 — 1961.12)，就会明白当时国家大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可以戳穿杨继绳的谎言。1959年2、3月间中央开郑州会议，毛泽东集中力量想打通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纠正急躁冒进、共产风，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1959年3月2日凌晨4时半，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严肃地指出‘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3月5日，毛泽东写了郑州会议纪要，其中有：‘(二)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3月8日，写了转发湖北省委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报告的批语;3月15日，又写转发湖北省委报告的批语;3月16日，给王任重连写两封信，讨论农村工作。从1959年3月9日到5月2日，毛泽东连续写了6封党内通信。这个期间，从地方到中央都没有说到饿死人的问题。1959年4月，西藏平叛。5月3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报告粮食问题，布置夏秋两季粮食收购、销售、储备、出口政策，也没有提到缺粮严重的问题。7月5日，毛泽东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的报告写批语，还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1959年7、8月份开庐山会议，起初毛泽东是带着信心去“纠左”的，会上彭德怀等人发炮提意见，也没提到饿死人的问题，只是说大跃进比例失调，得不偿失，造成困难等问题。如果1959年4月湖北就发生了吃光树皮，饿死许多人，全国就不得了了。那么，不仅西藏平叛的仗没法打，庐山会议就会更闹翻天了。李锐的庐山会议揭秘，揭出杨继绳那么多的“墓碑”了吗？没有吧？这说明，1959年庐山会议前，‘墓碑’就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困难是发生在1960年，所以1961年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李定凯最后说，“把前前后后的事连起来，杨继绳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就是在政治上善于见风使舵，变来变去，什么浪头有力就赶什么浪头。对这样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杨继绳不单捏造“饿死3600万人”的历史谎言，还是资本主义的鼓吹手。他在《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笫8期发表了“站在新的三十年的门口”一文，这是他为从《炎黄春秋》中精选出来的文章编成的小册子《起点》、《转折》所做的序言，该文中，杨继绳罗列了人类大规模社会实践的四条道路：

　　一条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他在这里把法西斯帝国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

　　一条是“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解体;(他在这里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与后来的社会帝国主义前苏联进行混淆)

　　一条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杨继绳对其进行美化;

　　一条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美国为代表，杨继绳同样对其进行无尽的美化;

　　这样，杨继绳完全不提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奴役的残酷事实;不提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昧着良心抹杀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建设的丰功伟绩;故意歪曲前苏联和东欧的教训：把修正主义内部上台，帝国主义外部和平演变下推行休克疗法私有化造成的恶果，归罪于社会主义。

　　杨继绳就这样肯定了资本主义;否定了社会主义。

　　杨继绳说：“中国的改革目标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杨继绳这里所鼓吹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不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么?

　　而且，杨继绳反对马克思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的主张。他也反对孙中山关于节制资本的主张。

　　杨文中明明白白地说“资本是贪婪的”，“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它还清清楚楚地说“近两百年来”，“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可是杨继绳话锋一转，十分明确地说：“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节制资本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

　　杨文主张驾驭资本。那么由谁来驾驭?怎样驾驭呢?杨继绳提出了“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西方的民主政治实质是金主政治，受到资本垄断财团寡头的操纵，而所谓的完善市场经济中，也是资本为王，由垄断财团兴风作浪。根本看不出在杨继绳所心仪的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如何“驾驭”了资本。其实杨继绳唱的依旧是资本主义为自己辩护的老调而已。

　　在这个老调下面，杨继绳鼓吹在中国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资本专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目的昭然若揭。

　　《南周》老主编左方：改革前搞抄家是极左，改革后接轨民国成极右

　　《南方周末》的老主编左方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左方是《南方周末》的创办人之一，是南方系的元老级人物，现在的许多南方系骨干均由其培养而成。　

　　《南方周末》老主编左方，在文革期间是个极左造反派。他自己称，“1966年文革中，我是个造反派，第一个在广东夺权的造反派，我夺过南方日报的权，我可以发动十万人上街。”“我就专门负责红卫兵的采访，主要跟红卫兵去抄家”、“我整个思想都是造反派的思想”。

　　文革开始时，左方在南方日报任职，已经33岁了。有人说他文革期间“狂热”，但从左方自己披露的信息来看，我们却看不出任何“狂热”的迹象。左方在文革当中的一切“极左”行为，都是深思熟虑、甚至缜密调研之后的结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时，《南方日报》研究要不要转载。左方当时吃不透中央的精神，于是向部门“建议删节转载。不管怎么样，将来说是批错了，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有保留的。如果批对了，我还是转载了。”部门接受了这个意见。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极高政治敏感性、极强的自我保护意识的人物，在不久后，“党的十一中全会公布刘少奇、邓小平退到后边去了，陶铸上去成了四号人物。”，左方“突然间觉得自己大彻大悟了。我觉得这次不是一般的政治运动”。刘少奇、邓小平都“退到后边去了”，如此强烈的政治信号，对于一个三十几岁的中年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以察觉的事情。于是左方“赶紧回房间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有关巴黎公社的文章找来重新看”， 他要把“全国所有的党委砸烂重新组织“，“实现巴黎公社原则”。

　　第二个例子是，江青指示搞“全国新闻界造反派的组织”，“各个省传媒两派都跑到北京去申请参加”。因为通过了就是“造反派”，所以左方很看重这个事情，做了细密的调研。左方“在北京的同学很多”，探得了口风，“了解清楚资格审查小组的审查标准，他们的审查的标准是三条，一条是封报纸，第二条是反工作队，第三条是反本单位的走资派。”左方了解清楚之后，就申请参加江青的那个造反派组织。由于事先知根知底，左方申请加入江青的造反派组织的过程顺风顺水，“我们不仅被接纳了，还吸纳为这个全国总部的领导班子成员。”[1]

　　可见，左方在文革期间搞抄家、夺权、极左，都是综合各方政治信息做出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绝非头脑发热的结果。

　　文革之后，左方开始“反江青”。但毕竟之前是造反派，于是“坐了七年的冷板凳”。

　　这个时候，左方对自己做了深刻的反思，并得出了一个指导他下半生行动方向的结论：“上百年的共产运动结束了，这个阵营很快就要崩塌。共产主义要改造人性是不可能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初我已得出了这个结论。”

　　左方得出这个重大结论之后，与报社筹办了《南方周末》，定位是“为中国改革最前沿阵地广东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介绍广东开放新情况、新经验,这才是全国最关注的。第二个就是启蒙。”

　　口号是冠冕堂皇的口号。但是，“开放”什么?“启蒙”什么呢?左方提到，“我们就把香港和台湾的歌星都介绍进来，这大概就是南方周末最早的追求”。

　　当然，《南方周末》后来不满足于只宣传港台明星，开始转向社会关注。此时，左方有的是关注港台明星的经验，对于社会关注的经验甚少，左方开始向各方取经，其中对他影响比较大的是一个叫做黄文俞的人。黄文俞告诉左方，要借鉴一个“叫邬维梓的特级右派”的办报经验，借鉴“解放前的报纸和香港的一些报纸”的经验，跟解放前“公开接轨”。黄文俞明确告诉左方，“你不要想要创一条什么新路，你倒回去就行了嘛。我说倒到哪去?他说倒回到上世纪30年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在于，要强调“传媒的商品属性”。左方称受黄文俞的影响，他办报的追求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结束”、“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的“时代结论”指导下，在与“上世纪30年代”“公开接轨”（其实就是和国民党接轨）的办报理念指导下，左方操刀的《南方周末》，开始转向关注社会与时政，渐渐参与政治，走向了极右之路。

　　复辟资本主义、复辟民国、结束共产主义运动，左方和《南方周末》的极右之路，恰如其在文革期间的极左之路，是赤裸裸的政治投机之路，是罔顾民族安危、百姓利益的文革余孽的典型做法。《南方周末》，从而也是一份文革余孽办的报纸，是货真价实的文革余孽大本营。

　　[1]老主编左方：《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021653785.html

　　[2]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http://jiaren.org/2009/01/21/zuofang-nfzm/2/

　　极右总司令赵紫阳：改革前极左，改革后极右

　　赵紫阳是南方系、炎黄系心目中的偶像型人物，南方系、炎黄系常年来为赵紫阳大唱赞歌，实质是勾结美国，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开道。然而，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后力推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赶共产党下台、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代表人物赵紫阳，在改革前是个极左人物，在大跃进期间不顾百姓死活，搞浮夸风，制造了“千斤县”的假典型。

　　1955年年底毛泽东主持两次省委书记会议，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内，把粮食亩产提高到“四五八”目标——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长江以南达到800斤。

　　广东省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为了表示自己能干，在1957年就上报中央说，广东辖区内部的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这个假典型材料经过书记处某责任人未加任何稽核而认可，并作为已经核实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陶铸赵紫阳诸人的能干。

　　千斤县这样的政绩工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信服的，赵紫阳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页)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每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让水稻产量短期内提高十倍，高产又不能让一粒稻谷长成十粒那么大(这个方面造假有困难)，那么剩下来的方法就是让水稻植株多出十倍来(这个可以通过辍秧来人为地实现)。可以说，赵紫阳不仅通过书记处里头的哥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政绩工程样板的认定，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从而设计了1958年各地高产卫星都一体遵循的制造原理。

　　到了1959年，赵紫阳吹牛出现了漏洞， 因为既然广东这么高产，那么小岗村还要吃返销粮， 支援兄弟一点总没有问题。可是广东的粮食是吹出来，怎么办，赵紫阳还是有办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 分队瞒产私分造成的。毛泽东被赵紫阳误导，于1959年2月22日给中央批传赵的报告写了个批语：“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大跃进智斗毛泽东，赵紫阳并非一个人在战斗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0/12/1575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