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秋老师，先说个事例吧。改开前，我们大队每个生产队都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渔业生产，我们那个斧头湖相当于“洪湖水浪打浪”一样，队员们“晚上回来”，都是“鱼满仓”。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能定期休渔，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可是改开后，那对不起，侯爷的王爷的都出来了，定期休渔也不存在了，湖里面，那是虾子鰟皮(土话，很小的一种鱼)都被搞得一干二净。以前，湖里有莲藕，水里有群鱼，水面有荷花莲蓬，各种大雁野鸭水鸟成群结队宿栖在湖畔，叽叽喳喳，欢歌笑语;现在呢，那是湖里没藕，水里没鱼，鸟惊鸿飞，鸦雀无声。我父亲在世的时候，那也是一顶一的渔业能手，可是，面对有水无鱼的资源枯竭，他是有力无处使。后来没有办法，他想搞拦网养鱼，可是一家一户也是做不到的，于是他就联合了七八户人家，合伙承包了一块湖面，进行了围养，这样才总算是解决了一家老小的生存问题(其实还是很艰难，大妹妹因此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另外，改开前，大队经常开一下会，不是大队会(爷爷是农协主席)，就是小队会(父亲是一队队长)，要么是学习文件，要么是布置任务，时而搞点民兵集训(三姑妈是民兵排长，家里有枪)，小学(学校)时而搞点忆苦思甜教育和义务劳动。因为我们是渔业队，旧社会叫鱼花子(说有一身腥味)，都是住在船上，70年大队集体烧窑每家每户盖了红砖瓦房，还每家每户安装了广播。从此队里来了赤脚医生，县血防站每年都要来我们队进行蹲点，检查和治疗血吸虫病(全部免费)。大队从书记到社员，休渔期和年关前后，除了留少数社员修理渔具和船只外，其余的不是上江堤就是上湖堤，修路筑坝，参加义务劳动。那个时候，人们觉悟高，干劲大，民风好，学习多。作风方面，谁要是干了一点偷鸡摸狗的事情，那真不知道是多么丢脸的事情。男女作风方面，那更是不谈。

　　改开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是偷盗成风。还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偷我的，我偷你的;隔壁的国营养殖场，那是我们大队后来从队员变成了村民的下饭菜。接着就是赌博成风。我们村的小孩子，不会打麻将的没有，不会斗地主的冇得;精一点的，还会摇色(骰)子(因为渔民来钱快，跟农民还不太一样，卖完了鱼，摸牌赌博，唯一的“娱乐”，男女老少，草木皆兵)。接着就是打架斗殴的成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们村跟其他村一样，都有一群着皮夹克和喇叭裤的年轻哥们拦路盘查，一般是针对别村的人;最典型的是，还成立了“新毒帮”，欺行霸市(主要是垄断贩鱼)，后因将人打残被举报，全军覆没。至于男女作风方面，以前不好意思的，现在变得好意思了，谁跟谁跑了的事情，谁跟谁姘头的事情，现在人们听起来，好像没有以前第一次那么惊讶了。改开前，书记、队长、会计和妇联主任，如果到谁的家里去，那是走访群众看有没有什么困难，或者去帮助解决什么困难;而改开后这些人去到群众家里，有一段时间收提留，那是多一个人好搬东西，交不起提留的，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的，那对不起，派出所里见。稀奇的是，前些年搞的什么村书记和村长的选举，能人们各显神通，想连任的那位书记，竟然拉了两车人去县城“啜麻果”(吸毒)拉选票。更稀奇的是，前年更有叔侄二人，为了争当书记(一年可侵吞湖面承包费15万元钱左右)，亲叔将亲侄的右手砍断了。还有像什么书记把村委和会计的公章都捏在手里，盖个章子要多少钱，要多少包烟;甚至为跟一个五保户办一个低保都要收人家500元钱的事情，举不胜举。

　　秋老师，这个事例可以延伸出如下三个问题。第一，改开后，集体生产变成了个人生产，这个时候的是确发展了一点生产力，那是不管将来会怎么样，连休渔期都不管的一种发展生产力。结果，生产力发展到了极限，连偷盗都成为了生产力。那就是你家网上的鱼，我先到湖里去的，我看到了，我想心思都要搞下来;我家昨晚下的网，明早准备去收网的，可是稍晚到一步，“连尸首都捞不到了”(我父亲的口语)。后来，家家户户争先恐后，在湖里插起了迷魂阵(一种让大小鱼都无法逃生的捕鱼网器)，结果是，一个长差不多90公里，宽差不多50公里的斧头湖，硬是被搞得我们的鱼类朋友们几乎是断子绝孙了。第二，我父亲再怎么样会捕鱼，可是面对这个无鱼之水，即使想拦网养鱼，可是一家一户的生产力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说不定，你家今天放的鱼秧子，晚上就被人割网偷走了;也说不定，但也经常是，鱼在慢慢长大，可能你还没有吃到一条鱼，鱼早就被别人今天晚上偷一点，明天晚上偷一点，早就偷得差不多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你可能是血本无归的。所以，几百亩的湖面养鱼，至少得有七八户人家联合起来一起围养，分工协作，有的是白天进行清网，有的是晚上进行巡逻。第三，改开前，大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集体生产关系的作用，在促进着大队渔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也在夯实着大队的集体经济基础(大队还有塑料厂)。可是改开后，集体生产被个体生产所取代，集体经济被个体经济所取代，会议没有了，村民们也不愿意参加会议了。他们有了一点活钱后，就开始打起了“混时间的主义”。然后一切像以上所列举的歪门邪道，就随着他们的个体经济基础而诞生了。

　　秋老师，这三个问题说明了什么呢，第一个问题说明了劳动生产关系的强制性改变(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它的确是发展了一点生产力。可它不但不是可持续地发展生产力，而是把集体和国家的公共资源，因其在市场经济中，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为了商品之后，进行了极度掠夺式瓜分和变卖的一种发展生产力。在瓜分和变卖完之后，在生存条件面临着绝境之后，这种生产关系，不但绝对地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且还将生产力之中的物化对象即劳动力逼上了绝路(并不是只存在资本对雇佣工的直接物化，还存在着市场资本对貌似自由的农业小生产者的间接物化)。第二个问题，说明了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无鱼之水)之间的矛盾，是由开始在改开前，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协调发展，共同成为发展生产力(相当于“1+1≥2”)，变成了劳动生产力对生产资料的破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相当于“1-1≤0”)。因为这个生产资料，它不是死的生产资料，它还有促进鱼生鱼这个自然发展的生产力。相当于一种物质的属性，它有多种使用价值，它从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变为了产品和商品之后，又成为了生产资料去生产别的产品和商品。而这个不断的循环，对于鱼来说，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它自己，它自己就是生产力。所以，如果只是把湖水当成生产资料而不把鱼本身也当成生产资料，这就必然导致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矛盾，使这种劳动生产力，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下，去绝对地破坏自然的生产力;从而就陷入自然生产力对劳动生产力的反抗，陷入劳动生产力自身异化的反抗，最终陷入这样被破坏的一种发展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反抗。所以，陷入绝境的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矛盾，就上升到单个的劳动生产力已不适应于生产资料(无鱼之水)有使用价值的矛盾，而要想使这个有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料能继续适应于劳动生产力(已经谈不上发展)，就必须要改变劳动生产力的方式，就必须要改变生产关系。而这个劳动生产力方式的改变，是在自然生产力被破坏前提下的一种劳动过程的改变，由休渔加捕鱼有机结合的生产劳动，变成了单一的养鱼的生产劳动。而即使改变了生产关系，由无法单一劳动变成了七八户人家合作一起劳动，但是结果也只是一种仅能维持温饱的生产劳动(“幸亏”湖里还有一些菱角、篙巴等可以作菜，当然，螺丝、蚌壳就没有了，都被摸完了)。

　　第三问题说明了什么呢，秋老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村是社会的一个分子，它的特别性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普遍性。我们村从书记的腐败堕落和为非作歹，到村民的礼义廉耻和行为举止的变化，所反映出来的观念意识和思想认识的变化，均可以说成是我们村的上层建筑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它不是一蹴而成的，它是慢慢形成的。怎么讲呢，邓小平他也没有公开说要你打麻将(民间谚语：毛主席领导我们向太阳，邓小平领导我们打麻将)，他虽然不是真心要你发财，但是他还是右手要你发财，左手要你搞精神文明，而且还先后搞了两次大搜捕，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什么说现在的女人们比男人们还懂辩证法，说“男人有钱就变坏”，虽然她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有了钱就变坏，但是她们明白，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下，一个臭鸡蛋，难道苍蝇碰到了还不去叮一下吗?秋老师，我们村人的变化，就是这个道理。尽管村民们的日子还过得十分艰难，但是，由于已经丧失了一心为公的经济基础，他们就把一种散漫变成惯性，把惯性变成惰性，把这个惰性下面的无限延伸，即各种丑恶现象，从他们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秋老师，中国特色，它之所以还不同于外国资本，因为它起码还没有从表面上来承认由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对肌肤的腐蚀是合法化的，即使直到它死的那一天为止，它也不会承认。这就是举着社会主义旗帜搞特色或者是搞卖国主义的本质，除非它有一天突然换了一身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服装为止。所以，秋老师，以我们村为代表的上层建筑的变化，不是上层建筑自身独立的变化，而是随着经济基础而变化的变化。而且上层建筑它远远赶不上经济基础的变化，经济基础还总是要求它实行改良和变革，以适应于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而这样的一种同一(一致性)，是绝对地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过程是完全同一的。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它远远跟不上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力总是要求生产关系实行改良和变革，直到它适应于自己的发展需要为止。而这个过程并不是静止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由之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而且是时刻地运动着和发展着。

　　秋老师，我花了这么大的篇幅，以我们村这个点来具体化和形象化，肯定不可能只是为了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由之而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告诉您，我在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同时在阐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只要证明它们是矛盾运动的，那么，它们矛盾运动的双方，就是对称破缺的，就是有主次之分的。而这个有主次之分的矛盾运动，不仅仅是我们村的特殊性，而且是中国农村其它各个渔民村相似和共有的特殊性。那么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普遍规律。事实上，中国改开后的所有领域，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普遍规律。那么，它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由点到面的累积，而不是以偏概全;那么，它就反映了整个社会从个别到一般的规律，而不是突发或偶然。所以，秋老师，摆在您面前的就只有一个选项，要么您像认同主席的《矛盾论》一样，承认矛盾运动的双方有主次之分;要么您像否定物质决定意识有主次之分，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主次之分，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主次之分一样，否定主席的《矛盾论》。

　　秋老师，刚才谈的是狭义，而且只是从社会主义到特色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的狭义，而且仅仅是以我们村来进行的，下面，请允许我继续展开。秋老师，以上我阐述过的，我父亲作为渔业能手的劳动生产力，在面对无鱼之水的斧头湖时，在自然状态下，他是无能无力的;这就相当于原始社会自然人的捕鱼或狩猎的劳动生产力低下，虽然资源丰富(先只考虑这个物质丰富的地理条件)，但是面对自然，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秋老师，当我们今天的生产力面对着资源枯竭的世界时，就相当于原始社会的自然人，在生产力低下的历史阶段，面对着资源丰富的世界。这就相当于“1/3对3/1”的倒立关系，如果我们设置世界资源对生产力的比为“小于1”表示人类生存条件在恶化(事实上的确是如此)，那么今天和远古的关系，就形成了一个逆向淘汰的循环。因为是原始社会世界资源对自然人生产力的“3/1”的比的生存条件，才让我们人类走到了今天，那么，要想改变生存条件的恶化，就必须以世界资源这个物质为对象进行参考，而且必须由这个物质的本质属性来决定生产力。所以，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是以物质条件(物质属性)来决定的，最终是以适应于人类的生存条件为反作用力的。

　　秋老师，这个逆向淘汰的循环，这个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就需要我们再去认识，再去总结。当原始自然人的劳动生产力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存需要时，不足以维持他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的生存安全时，他们就必然地要进行联合，进行群居——家族的，氏族的，联合起来，群渔群猎，群耕群种。这样的一种联合，就如同我父亲的劳动生产力，不足以对无鱼之水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生产一样，必须要改变生产关系。所以，秋老师，生产关系，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只有人不再是自然人，而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以适应生产力为发展的，以满足人类自身生存需要为基本条件的劳动生产关系。所以，在这个客观前提之下，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派生和需要，由生产力来决定。不过，生产关系的改变，能决定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秋老师，到这里就有一个逻辑概念，我想来重申一下，后面再说可能有点困难(不是困难，也许是您根本就不能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您总是强调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您把在一定的条件下，改变了生产关系，然后决定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误以为“哦，原来是生产关系在决定生产力”。秋老师，如果不是生产力的低下，哪里还需要原始自然人去改变生产关系?正是因为生产力的低下，它就如同一种需要去要求它发生改变，指向一种能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像这样的一种逻辑对象，是谁对谁发出了“指令性”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意义，而不是倒过来，把“服从性”的因素当成“指令性”的因素。而即使在一定的条件下改变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生产力是人类能动运动对自然的改变能力，它是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所以，它的发展又时刻要求生产关系发生改良和变革，以适应于它的发展要求。

　　秋老师，当自然人成为了社会人发展了生产力之后，以人类区分于其他动物的生产工具的制造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以及运用生产工具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和提高家庭与氏族，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占领和掠夺之后，伴随着劳动生活和生产资料的剩余，伴随着对俘虏奴役的开始，阶级就诞生了。秋老师，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形成民族和国家之前，是不是一直是以劳动生产力对自然的改造来促进人类的生存发展为主线的?那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剩余和奴役的产生，是不是又要促使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以，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剥削和压迫人的劳动生产关系，是一步一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变而来的。从家庭到氏族、民族和国家的演变过程中，奴隶生产关系的形式化，是由一个氏族、部落、民族形成累积和扩大之后，形成了规模化之后，才形成制度化的。所以，为什么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属于是自然过程，因为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都是物质的生产与再生产。像这样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生产关系的演变，这样的累积方式，这样的扩大方式，这样的形成规模化之后，再形成制度化的规律，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是这样，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是这样。只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不再是被动地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来改良和变革，而是主观能动性地适应于它们的改良和变革。所以，从奴隶到封建，从封建到资本的生产关系，一直到永远，尽管最后的制度化是由阶级斗争确定下来，但是，一旦确定下来之后，它就马上又开始了它从生到死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秋老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更是这样。一旦自然人成为了社会人，由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开始了。经济基础，大家都知道，是指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所以，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之后，有了经济基础之后，决定上层建筑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就开始了。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关系，那就谈不上生产关系，更谈不上上层建筑。所以，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是自然过程，上层建筑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发展也是自然过程。所以，没有自然人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的改变和发展，就一定没有社会人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要求上层建筑的改变和发展。而这个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所演变的过程，从家庭、氏族、民族到国家，与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所演变的过程一样，都要历经形式化、扩大化、规模化和阶级斗争的制度化来依次确定。而这一规律，同样对应于从奴隶到封建，从封建到资本，以此类推，直到永远(阶级和国家消灭为止，不过那个时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高度文明的上层建筑)。只不过是，上层建筑的演变，由于它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其庞大的身躯需要一定的历史周期去完成一次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它总是跟不上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又必须由经济基础来决定它的变化。而它一旦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阶级斗争确定了下来，来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那它也与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一样，又开始重新由经济基础来决定，并马上开始了它由生到死的否定之否定的全部过程。

　　如英国到1845年，持续500多年的圈地运动才逐渐消失，而这个时段，距离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诞生英吉利资产阶级共和国才不到200年。当然，这还是根据圈地规模较大且按照中世纪末来计算的，如果追溯圈地规模的大小不同而继续往前推，那起码还要加个500年。也就是说，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雇佣劳动力源泉的圈地运动，在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定之前，最少也已经存在300多年的历史了。从封建社会一经产生家庭作坊向行会或手工工场发展的生产力，就开始要求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要发生改良和变革，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个改良和变革，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就像上面已经交代过了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运动形态一样，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就强烈地要求把这样一种新生的，以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形式，进行扩大化，进行规模化，最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制度化，这已经成为了历史规律。而随之而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是这样，这是它们同属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同步发生和发展，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循环铁律。如随着手工工场的进一步发展，殖民主义的扩张，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经济基础得到进一步地加强，那么它们就要求有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如政治和宗教等上层建筑，可是这就与英国保护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对封建经济基础的不断瓦解，经过不断反复曲折的斗争，最后先后通过苏格兰和英格兰(那个时候苏格兰实际还是个独立的国家)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起的对英国封建专制的革命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终于确立了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

　　秋老师，我以上所演绎的，是两个“决定论”的运动和发展，这两种矛盾的运动方式，在抽象性的轮廓下，我基本上赋予了其运动的形态。我敢肯定地说，我用矛盾运动的规律来演绎它们，我的思维形式，肯定是正确的。之所以我敢这样说，因为历史就是这样运动而来的。所以，至于您说的，“马克思只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很少几乎都没有(注：这是表示完全没有)讲生产关系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六论新社会主义》)，这是因为您根本就没有思考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用什么思维形式来演绎的。这就与列宁批判一些人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哪里”一样。我告诉您秋老师，《资本论》，它其实是一部伟大的唯物辩证法的圣典，而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的圣典。她的景象不是病入膏肓的死寂，而是生动活泼的阶段斗争的凯歌。由于她本来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演绎的，是从狭义到广义来反映整个人类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所以，她不是类似在西瓜地里顺藤摸瓜，而是相当在烽火堆旁弃暗投明。如果谁要是不从这个反映论出发，不是从这个认识论去观察历史，那他就看不到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运动形态，那他就看不到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运动形态;而只要是看不到这两种形态的矛盾运动，那他完全就是用书呆子的刻板，用静态的经济标尺在度量着这部伟大的唯物辩证的圣典。

　　秋老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这两个“决定论”的运动形态(实际为一个总形态，物质决定意识)，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之下，来展示这个历史巨人的肌肉的。首先，他以大工业革命高度发展的英国资本主义为中心，设置了时间和地点;其次，他从中心横向辐射到像他所说的英国的学生德国一样的君主制国家(共和制的法美也是英国的学生)为背景，设置了区域和范围;其三，他以具体人即资本家和工人以及这个具体人的行为即资本和雇佣为对象，设置了人物和事件;其四，他以雇佣劳动力的商品物化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中的主要矛盾为根据，设置了纵深和发展;其五，他以资本形态的循环变化与商品再生产和流通的形态变化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危机)为依据，设置了横贯和立体(烟火);其六，他以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为辩证，设置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果和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必将到来的未来。秋老师，请注意，这个“设置”，它不是假设的“设置”，它也不是系统规划和条件限制的“设置”，而是根据各种不同的视角维度来摄影，来如何把历史巨人五大系统的活动肌肉，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的一种实录方式。这个就可能跟您的一种实录方式有点区别，您是拿着一块玻璃镜子在看历史巨人，巨人在您的镜子中展现的正好是手性和镜像，是反着来的。明明巨人展现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运动形态，您在镜子里面看到的却是相反的运动形态;明明巨人展现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运动形态;您在镜子里面看到的却又是相反的运动形态。不过，秋老师，您相对于李嘉图他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您基本上还是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不像李嘉图(当然，他不在马克思之后)，他是把剩余价值看作是固有的东西，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是把摄像机倒立着看，所以劳动生产率(不是“生产力”)在他的眼里，就没有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有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不过，秋老师，区别是有区别，但是对于“决定论”来说，性质差不多。不管是您还是李嘉图，只要是拿着镜子和倒着摄像机来看待历史巨人的，它的两种运动形态就一定会是“相反”或“颠倒”的!

　　秋老师，展示历史巨人的肌肉是这样，其实解剖(透析)历史巨人的机能也是这样。什么是机能呢，这个就是巨人五脏六腑的神经枢纽和头眼手足的活动能力。再说简单一点，对应一下，能力就是生产力，枢纽就是生产关系;活动就是经济基础，神经就是上层建筑。一个人的能力有了问题，枢纽协调肯定出了毛病;枢纽四通八达了，能力肯定会得到加强。一个人的能力加强了，就加强了身体的活动;身体的活动加强了，人的精神(神经)就会抖擞;精神抖擞了，活动就更加灵活。秋老师，历史巨人也是这样的，它跟人一样，都有某个身体部分包含整个生命遗传信息的功能。比如说商品与货币，如果商品是血液，那货币就是血管。商品是血液的再生产流通，货币是媒介的管道作用。如果没有商品的这个血液，就不需要货币的这个血管。所以，商品的血液就决定着货币的血管，当然它们具有反作用。比如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血液中含有无机盐、氧以及细胞代谢产物、激素、酶和抗体等各种营养成分，有使用价值，是与各种器官组织有交换价值的承载体。所以，没有使用价值的血液，就没有交换价值的血液对器官的供应;没有血液的供应，器官就会衰竭。所以，血液的使用价值决定血液供应器官的交换价值，当然它们也有反作用，如心脏不再跳动，血液就会停止供应。再比如说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这个里面有劳动生产力、劳动强度和工作日三个因素，每两个因素不变来决定第三个因素，或者是三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像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的循环也是这样。这个复杂的运动，就更加像人身体器官相互协调和相互制约的能动活动。当然还有像其他的类似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相对人口与产业后备军，等等，都具有相对统一的性质，都具有主次之分的性质。可以说，秋老师，矛盾主次之分的“决定论”，在历史巨人的身上无处不在，它们都是这两个“决定论”的——总体称为是物质决定意识的反映论。

　　秋老师，比如说转基因和“核地雷”(AP1000)，这是“决定论”最好的辩证说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大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先进的高科技设备和机器发展了生产力，它却在不断地在排挤着雇佣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走向垄断化，排挤雇佣劳动力所出现的相对人口过剩的现象就会越来越严重。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相对人口过剩的现象，一度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廉价的雇佣后备军;可是，一旦社会化大生产的无限性与生产资料世界性枯竭的有限性发生了矛盾，并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对抗性矛盾发生了叠加，那相对性的人口过剩的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沉重负担。秋老师，转基因技术的诞生，就承载了这样的负担。一方面，它暂时解决了一部分工业需要的生产资料的资源危机，缓解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崩溃的时刻到来;二个是，它又暂时解决了绝大部分相对过剩人口的生活资料，缓解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危机总崩溃的时刻到来;三个是，它又用这种猪狗都不能吃的毒药(加上疫苗)来慢性毒杀相对剩余人口，以彻底斩断所谓危害资本主义政治的经济的革命因素。所以，转基因是什么，根据它的使用价值，它既能作为高科技的生产力，又能作为高科技的生物毒剂(武器)。如果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实行转基因，既可以垄断农业(种子不能发芽)，又可以实行生物战争打击(当然，目前全世界能在本国接受转基因食品和种植的，没有一个不是主动或者是被动地接受)。关键是，由于种植转基因可以配套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系列不需要除草(事实上出现了超级杂草)，或者是向水稻转入BT毒蛋白类的作物种植所谓可以杀虫而不需要扯草，这样就可以相对性地减少农业劳动力(当然不会增产，甚至还减产，但是这不是统治阶级真正所关心的问题)，把这些似乎是多余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雇佣劳动力或雇佣后备军。秋老师，这种用转基因来排挤农民，相当于圈地运动把农民赶了出来，但又比圈地运动更加高明的，而且不是转基因唯一使用价值的高科技生产力，就必须有相应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我们知道，美国和英国等早就完成了这项工作，它们根本就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维系雇佣后备军的供应，所以美国种植转基因是有其战略目的的，这个先不谈;所以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前年要求英国本土不要被转基因污染，这个也先不谈;我要说的是，转基因生产力在中国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