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新华社发了《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周庄》的报道，一时引起社会广泛的猜测：这时候报道人民公社有何意义？
也就在前不久，《楚天都市报》上发了一个预告：本报将与官桥八组合办《官桥读本》专刊，每月一期。官桥八组是嘉鱼县农村的一个村民小组，五十多户人家，有何能耐，敢和列入世界五百强的报业集团合办刊物。这真是破天荒的事。你可别小看了这小山村，它现在对外的称呼可牛，叫“田野集团”。这田野集团可不是吹的，它拥有几十亿的资产，在村子里办了一个博士后基地，办了一个科技产业园，还向武汉市投资，办了一所“东湖大学”。你说这牛不牛？这牛气是如何冲天的，官桥人都说，是集体经济，人民公社体制。
也在最近，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了一次“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在会上，“人民公社化运动”自然成为议论的中心，人民公社体制下“饿死三千万”的话题，成为争论的聚焦点。正、反双方同聚一堂，面对面地唇枪舌剑，这还是第一次。争议的结果，揭穿了“饿死三千万”是一个大谎言。射向人民公社的一支大毒箭，正式拔除。有几位参加会议的中外学者，来我家做客。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开端，泼向人民公社的污泥浊水，将一一被清洗。
对人民公社运动的回顾与思考，是与“大包干”的推出，相伴而行。“大包干”所遇到的挫折越大，对人民公社的期盼也就越深。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实行“大包干”的起源村——小岗村，在2004年－2005年间三访建设共产主义社区的南街村。因为小岗村推行大包干的结果是：“一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难越富裕坎”，而南街人早就过上了“从摇篮到坟墓”都由集体承担的政策，人人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年来南街参观“共产主义”新村的中外游客几十万，闻名海内外。
这一历史事件，在新华社的《每日电讯报》上登了一版，通栏的大标题：
《小岗村：土地又合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为了提醒读者，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编者加上了一道眉题：
《中国农村改革“领头羊”，再提发展新路》
很显然，这一“新路”，正是告别“大包干”之路，再走人民公社之路。
这惹起了一些上层官员的恼怒，由中国科学院的农村发展研究专家党国英先生出面，大骂小岗人是“犯了迷糊”，警告他们走集体化道路是要饿死人的，引导他们只有美式家庭农场才是唯一的出路。
为了消灭邪恶的共产主义社区南街村，2008年由南方报系联合港台媒体对他们素不搭杠的远在千里外的中原小村，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对南街万炮齐轰，说南街村并不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南街党委的一班人就是大老板。在内地，这样铺天盖地地舆论攻击任何官员明星大腕是受不了的，可南街人一笑置之。有位在武汉搞营销的南街人对我说：“尽管狗在叫，骆驼队却继续前进。”偌大的南方报系，赫赫有名的凤凰卫视，在一个小村面前讨了一个大没趣。
从那以后，旁敲侧击宣传人民公社的报道，在主流媒体上频频出现。去年春节，《楚天都市报》连续登出了“十大明星村怎样过春节”。这十大明星村，除小岗村是因为“大包干天下第一村”出名外，有八个村是以发展集体经济而出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八大村的春节都过得红红火火，唯独“天下第一”的小岗村，仍然是“没有越过富裕坎”。这小岗村是几份中央一号文件推崇的，而人民公社体制一直是被批判的。
我就写了一篇网文——《三十年十五份中央一号文件抵不住人民公社好》。写这篇文章时，我就提心吊胆，拟了这样一个题目，更让我心惊胆战，划了又写，写了又划。最后把心一横，这是事实，历史的事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果然，网文发表后，一位宣传战线的老友就“登门拜访”。他直截了当地说：“人民公社饿死人，大包干让人吃饱饭，你能颠倒吗？”我说，不是我颠倒，是历史在颠倒，你怎么解释“天下第一”的小岗村，为何三访南街村呢？
我们就围绕中央一号文件展开了辩论。
三十年来发了十五份中央一号文件，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未，发出的一号文件是推行和巩固“大包干”的，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在最初，“大包干”几乎是一统天下，但随即就出现了坚持或恢复集体经济的村子。全国大约有7000多，这当然是极少数，但这个极少数却出类拔萃地大发展，这个大多数却裹足徘徊。到世纪末，一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写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一下，把“一包就灵”的盖子揭开了。“三农”这个词就流传开来，党也接受了这个现实，把解决“三农”问题，列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在这期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七千个占极少数的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却高歌猛进，大多进入富裕的行列。
为解决“三农”问题，到新世纪初，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就转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构建呢？它解决“三农”问题么？世界顶尖级的农业经济学家、后来当了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先生的意见，得到了采纳。他说，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应从加强基础设施入手。如是，各地就搞村容村貌，绿化、香化、美化、道路硬化、房屋徽化、垃圾分类化、厕所公共化、牛栏猪圈集中化，国家还拔了专款，给每个村盖了一座标准的办公楼。这好的事，却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大多数的人掏不出钱来，有钱的却不愿出钱办公益的事。一户一户搞生产，建公共厕所是卫生，但我家的菜地的肥料从哪里来？猪圈集中也卫生，我家喂猪每趟跑半里路，晚上还提心吊胆怕人偷。村民不积极，只好公家办。可公家荷包里也没钱，怎么办？砌一道花围墙遮丑吧。
在集体经济的村庄，新农村早就办好了，洪湖市郊区的洪林村，盖起了一座纺织城，建起了比市区还宽阔的大道，修起了古色古香的度假村……。有些大干部来洪湖视察，就安排到清静、雅致的度假村休息，市里一些机关开会，都想借洪林村的村民俱乐部的小礼堂——这里安静、舒适、多功能。全国人大代表、洪林村的党委书记叶昌保，在全国人大会上，就新农村建设，讲过一句简单扼要的话：你村长手里没掌握本钱，村民又各顾各，怎么建设新农村啊？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磨磨蹭蹭了十来年，改变不了凋蔽的农村，改变不了农民家庭的空心化，也改变不了环境的恶化。到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末，中央一号文件就转到“着力构建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济体系”上来，这就表明“大包干”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三十年不动摇，永远不动摇”的许诺要动摇了。土地要集中，土地要流转的话语，在中央文件里、在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频频出现。到了近年，城镇化，作为改革开放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来了。
谁来主导城镇化？土地怎样流转？一时，引来了一片大混乱，官僚、资本张开了血盆大口，对农民土地的大掠夺，农民进行了大抗争。广东乌坎村两万农民行动起来，撵走了村两委，喊出的口号就是“还我土地”；邓州市三农民（其中有两位农妇）“废除”了市政府，“自组”新“政府”，就是为了捍卫农民的土地权益。
再来看看那些实现集体经济的村庄，那里的农业早就集约化了、规模化了、机械化了，那里的农村，早就城镇化了、现代化了。不存在土地流转的困扰，不存在官僚、资本的“圈地”，更不会有农民的大规模抗争。
为什么我们一切要以资本来主导？
为什么农民不能自己解放自己？
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行吗？
组织起来，建设起自己的美好家园，不行吗？
周家庄、华西、南街、刘庄、洪林、官桥八组……都摆在那里，看不见吗？摸不着吗？
一定要资本主义来“挽救”社会主义吗？
三十多年来，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同志是扬小岗、抑南街的。
历届中央领导人在任上时都曾到小岗去视察、鼓劲。
历届中央领导人在任上时都不曾去南街走一走、看一看。
仅有一次难得的机遇：
那是1998年6月5日，总书记在离南街不远的新密县视察，召开了一次“农村工作和精神文明座谈会”，召南街的党委书记向总书记汇报十分钟。王宏斌趁此难得机会，向总书记讲了当时全党进行的“三讲”学习。其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摘录如下：
我们认为，要讲好政治，必须给讲政治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这个经济环境不纯粹是经济实力问题，而是经济结构的问题。私营企业它就无法讲政治，它讲政治员工们接受不了，因为它讲咱共产党的政治，对发展私有制经济这个经济结构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在私有制企业它就讲不了政治，也讲不成政治，它只有讲资产阶级的政治，我们共产党人不讲资产阶级政治，只讲无产阶级政治，必须发展公有制，不发展公有制经济，你讲共产党的政治那是讲不通的，群众是接受不了的。
这段话肯定不合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它却合乎一个原理：政治和经济的统一。
有人为什么不喜欢人民公社却喜欢大包干？
有人为什么不喜欢南街却喜欢小岗？
三十年十五份中央一号文件（今年又多了一份）抵不上人民公社好，这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但人们不会都承认这一历史事实。
过了小岗是南街吗？不一定，要看——
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编辑 水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