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还是堕落？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超越”，还是堕落？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鉴  明

（一）

    看来，2014年的流行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列榜首。

    一段时间以来，从党中央总书记的讲话到媒体的公益广告，对此的宣传，犹如钱塘江大潮，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令人叹为观止。

    伦敦大学教育学者霍根认为，其十几个关键词有些超出他的想象。（2月17日《环球时报》）其实，如果他拜读中国媒体对其的阐释，可能会更加难以想象。

    2月19日，《人民日报》“新论”《树立全球时代的新思维》中宣称：“全球化时代，我们仍然要向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一切先进文化学习，更要谨记，历史正为我们首创精神的发挥提供现实可能。我们应该逐步建立全球时代的新思维。在哲学理念上，全球化时代所需要的既不是封闭的整体主义，也不是直线的进步主义，而是依据差异互动的良性循环论，承认差异、尊重多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家国情怀、天下意识，这样才能将过时的非友即敌、你死我活的极性局面，转换提升为共生共荣、和而不同的境界。”

    紧接看，2月20日该报“新论”《核心价值观可以“谐天下”》中又宣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非‘复古’，复古解决不了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也不能应对世界挑战。更非简单‘接轨’，因为西方国家的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可谓自顾不暇。一些国家甚至还希望中国闯出一条崭新的道路，然后与中国接轨。中华民族的复兴，包括了复兴、包容、创新三个内容：复兴原生文明，催生中华文明走向海洋、走向全球、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包容西方文明，通过相互包容，既包容西方价值，又为西方价值所包容，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创新人类文明，实现人类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对人类的价值贡献，是中国人对人类文明所做的郑重承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就在于知行合一。一些西方国家，对内行民主、对外搞强制，这种双重标准与虚伪性，使其国际形象与信誉大打折扣。欧洲多国领导人近年宣告，建立多元社会的努力已经失败。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只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关系到国内的和谐稳定，更是在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国家身份，打造未来的比较优势。”

    《百年潮·中国梦》第三集《中国精神》，则更是以“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之势，在旁引曲证、滔滔不绝之余，确认：“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人们超越民族、血缘、语言、地域等方面的区别，跨越阶层、行业、职业、利益等方面的差异，熔铸起实现中国梦不可缺失的精神支柱。”

    呵呵！“建立全球时代的新思维”，何其伟哉？！

    “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又何其伟哉？！

    至于那么多的“超越”，更是神乎其神了。

    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来不仅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产物，而且有席卷全宇宙、网罗全人类和所有人的特异功能啊！

    信不信由你。

（二）

    此前，笔者提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蔡武，曾著文感叹：“与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进步相比，在文化方面、精神方面、国民素质方面仍然还是一个短板。我们的国民还缺点精气神，缺少面对重大危机时能够从容应对，挺身而出的精神。”

    有的网友对这位“双部长”所说经济发展的“举世瞩目的进步”提出了质疑。这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86年就说过：“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这不正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越来越严峻、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现实吗？

    7月1日，人们从报上得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徐才厚党籍。这一举措，固如当天《环球时报》社评所说，“展示了中央‘零容忍’打击腐败的决心和信心”，“就是强军之举”，“引起军内和全国舆论的欢呼。”但也正如路透社引上海政法学院一位教授所说：“这无疑是场地震”。需知，徐才厚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且当过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啊！由其案发，可见腐败对我们国家的钢铁长城已经侵蚀到了何等地步。此前，4月18日，《环球时报》以《美媒：解放军腐败损害美利益》为题，报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文章所说：“中国的军官肯定明白，他们的前辈打赢对蒋介石的内战，部分原因就在于对手国民党的腐败无可救药。”“对于美军来说，腐败也不陌生。但那些丑闻可能会重创一个经常不稳定国家的一根稳定支柱，继而引起冲击全球的政治地震。中国必须铲除军队腐败——为了它自己，也为了我们的社会。”未必再有别的嘲讽，比这更加令人难堪的了吧？

    高层如此，基层又若何？6月30日，《环球时报》的“热点热评”，题为《斩断基层灰色利益链》。其中说道：“近年来，基层干部违法违纪行为发生一些新动向，表现为一些村、社区干部逐渐和地方黑势力合流，通过更为隐蔽市场化手段，在征地拆迁、项目下乡等过程中攫取非法利益，基层干部、不法商人、乡村混混和腐败官员之间形成了稳固的灰色利益链。”“资源下乡的市场化机制意外地促成了地方权力、资本和黑势力之间形成稳固的分利秩序。”“它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流失，影响了国家建设的绩效，更动摇了党和政府在基层的执政合法性。”

    政治权力层如上，意识形态领域又咋样？7月14日，《环球时报》专门为芮成钢案发表社评，称其“敲响社会权力腐败警钟”。社评说芮成钢案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从总监起首的窝案中的“最大的余震”，其特殊性就在于：“芮成钢身上有多个光环，……他是不少中国年轻人的偶像。”“能够获得它拥有的一切是无数中国年轻人的梦想。”

    很有趣的是，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本文开头所引《人民日报》2月19日和20日两篇“新论”底下，是两篇“城镇化中国·我的回乡观察”专栏文章，一曰《征地“暴富”后的隐忧》，二曰《当村里只闻麻将声》。两相对应，看实令人忍俊不禁。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道：“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同上第111页）

    那么，29年多后的今天呢？人们担心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忧虑解除了吗？“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其领导部门，都注意这个问题了吗？“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了吗？“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树立起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吗？我们的青少年能以不“作资本主腐朽思想的俘虏”了吗？上述那些挂一漏万的事例，不就足使国人心优如焚，寝食难安吗？

“双部长”蔡武同志，在那番感叹之余，是不是想过这些问题呢？是不是正视这些问题，并且寻根溯源予以解决呢？

（三）

    6月24日，《东方早报》报道，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学明，在一个论坛上讲及当今中国精神重构的困境。在他看来，“我们所要构建的精神，我们要重铸的核心价值，在目前中国的生产方式中，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形态中，很少得到支持。也就是说，我们要构建的这种精神，跟我们的生产方式不相一致。”第二个困境是，当一些领导干部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又是如何重构精神的呢？又如何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这不是又陷入了一个困境吗？”

    最后，陈学明教授认为，社会的多样化、文明的多样化、文化的多样化必然导致价值观多样化，“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我们把某种精神、某种价值理念奉为核心，来统领其他的价值观。这能不能做到？”

    陈学明教授此说多么实在、多么深刻，此问多么真切、多么透彻，体现了当今中国少有的严谨学者的严肃“学术良心”，令人肃然起敬。

    在他此说此问面前，本文（一）中所引的那些教授和名家的高谈阔论，不就立显其假恶丑了吗？

    真的，连存在决定意识这个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都忘记得一干二净，却在那里瞎扯什么“建立全球时代的新思维”和“全球化时代”的“哲学理念”，胡诌什么有那么多“超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岂不是太荒唐可笑了？

    真的，吹什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生命力就在于知行合一”呵！这30多年来，逐渐成形、日渐膨胀的这个价值观，不正是由于其倡导者和编织者的知行不一、口是心非，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与虚伪性”一模一样，而丧尽信誉、万众唾弃，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吗？“双部长”蔡武的那番感叹，不正是这一点的有力证明吗？

请看，本文（二）所引邓小平诸如此类的话说得多么好。但是，又正是这位“总设计师”，凭着他“超出常人的政治大智慧”（去年7月1日《学习时报》上将之概括为：夺旗帜；涂颜色；算明帐；不争论），制定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跟着美国”的“改革开放”路线，使中国“接受全球化”、“和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社会”，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正是他，在1992年“南巡”时，开了一个“让全国人民都发财”的大“玩笑”。（见6月23日《学习时报》）就连傅高义为其捧场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也认定“邓小平统治时期的中国，经历着类似与19世纪美国和欧洲的掠夺式资本主义”。“毛泽东时代是一切‘向前看’，邓小平时代则是一切‘向钱看’。”所有这些，与他当年所说的种种娓娓动听的道理相较，不就是“打左灯，向右转”吗？其结下的累累苦果，不仅我们得吞，而且已经累及子孙后代。《被11个孩子打死的孩子》和《山东东平女性性侵案悲剧背后》，7月16日《中国青年》报这两篇报道，就是最新的令人痛心棘手的例证。

（四）

    《百年潮·中国梦》第三集《中国精神》，一开始就引用了毛主席和鲁迅先生有关论述。

    这可真是“拉着大旗作虎皮”，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制作者弄得和自己过不去了。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新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编造的“超越”种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与毛主席及鲁迅先生的信仰截然对立的，是为毛主席及鲁迅先生历来不齿的。

    80多年前，1932年10月，鲁迅先生就在《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一文中嘲讽道：“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新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

    此后，1936年6月9日，他在《且介亭文集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痛斥此辈无耻叛徒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至于毛主席，只要读一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294页上，他在1959年12月所作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七律·读报》一诗，就足见他对此类货色的态度了：“西海而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不知说了啥些事，但记西方是友朋。“举世劳民尊匪盗，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兹入大同。”

    读着而今泛滥成灾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种奇谈怪论，我们明显可见，他们的作者连“第三种人”、托派、赫鲁晓夫都“超越”不了，只是步其后尘、拾其余唾，不仅毫无“创新”可言，而且是跟着他们一起，“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了。

    笔者以前介绍过，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其《中国往何处去？》的演讲中，回应郑必坚当年去美国的游说道：“我们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仅凭一致利益建立的关系根基不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关系才能根深叶茂、长盛不衰。即使在我们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之际，我们也能与今日正在崛起的中国合作。”

    2012年12月31日，《学习时报》上金一南的文章中揭露：“年初重庆事件发生后，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竞选演讲中自得地说：‘王立军、陈光诚这些人在危机时刻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这使我感到，美国的价值观（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他起的作用比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重要。’”

    今年2月17日，《环球时报》整版报道：《凝聚国家共识弥合社会分歧，捍卫民族传统弘扬时代精神，建核心价值观，大国都很看重》。其中说道：“在中外学者看来，中国提出的提振国家信心、凝聚社会力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犹如一场‘及时雨’。德国柏林政治学者乌尔里希·阿勒曼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明确核心价值观建设，不仅有利于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也有利于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形成共同价值观，减少对中国的偏见。”

    6月11日，该报题为《希拉里新书披露陈光诚赴美内幕》的报道中，讲到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其新书《艰难抉择》中披露：2012年4月，希拉里在美国接到陈光诚要求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消息。当时正值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夕，美国担心对这一事件的介入可能激怒中方。之后，希拉里紧急与时任副国务卿伯恩斯、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开会，最终决定介入。希拉里认为，当年2月刚发生王立军闯美国领事馆事件，中方无力牺牲中美关系。

    凡此种种，不就是“既包容西方价值，又为西方价值所包容”的真实写照吗？

    凡此种种，还需要再添加什么评说吗？

凡此种种，还不足以使我们警醒彻悟吗？

（2014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