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增值、产业增长与民生发展

（三）集团利益、寻租问题与制度约束

政府公司化的经营，实际就是政府官员、精英或精英集团的经营。为人诟病最多的就是过度的权力集中和资源集中，容易产生集团利益、以及设租寻租问题。从而导致发展的收益不能公平的分配。而集团利益和设租寻租问题是所有涉及公共利益和有公共权力介入的领域都会产生的问题。并没有任何现存的制度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即便是实行了分权制衡和用详尽法律进行监督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较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更何况这些制度实施的成本极高，后发的国家和地区照搬这些制度后往往因难以承担其昂贵的运作成本而演化出国家高负债和治理失灵导致的动乱。

因此，制度改进是必要的，制度决定论却是简单的口号化的意识形态。我们并不能企望靠建立某种严苛的制度就能彻底解决所有的问题。

重庆的做法是通过发动群众、上下结合的制度创新和打黑除恶，以构成改出“灰色经济+灰色治理”的外部条件。而从重庆目前的发展来看，无论是政府公司主导资源开发中增值收益的分配，还是推进改善民生过程中的各种公共支出，都相对真实的惠及到了一般社会民众，尚未演化出严重的集团利益和设租寻租的问题。这固然得益于政企分离、企业市场运作、专职机构对企业监督等制度设计，但更重要的还在于重庆推进的各种政治制度建设。包括“唱红打黑”、三项活动——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以及三项制度——基层党组织书记每周一次接待群众制度、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每年两次进家入户走访群众制度和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制度。这些政治形式曾被执政党在历史中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时广为使用。当前开展这些政治制度建设，实际是对历史上多种制度遗产的继承和“集成创新”（也有说是“创旧”）。它对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震慑不正风气、以及避免执政者脱离普通民众，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这种非常规的制度建设，实则是重庆经验的灵魂和基础[1]。

（四）新政府公司主义的理论内涵：政府市场经济

正如主报告中所阐述的：依据经济理论的经典范式，经济体系中最主要的一对关系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于这对关系，实践中实际上已经有三种形式。但理论上认识和总结较为成熟的只有两种：第一种是政府只扮演“守夜人”角色，崇尚市场自发秩序，排斥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支学科流派，抛弃了最初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讨论，只谈论经济现象^[2]。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是英美国家，可以叫做盎格鲁-萨克森资本主义体系。

第二种是政府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上发挥积极作用，并在社会公正、社会福利方面起补充作用的社会市场经济。认为社会不会被动地受市场机制摆布，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也不会自动实现平衡，市场本身的健康发展需要社会干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发挥积极的谋求公共福利的作用。主要实践者是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及北欧国家，可以叫做莱茵资本主义体系。

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明显有别于这两种已有的形式。在中国，配置资源的主导者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体现了许多的“悖论”，其中，要素市场的政府主导和产品市场的市场主导双轨运行，是经典教科书无法解释的中国之谜。这便形成了第三种形式的组合：政府和市场共同扮演主要角色的政府市场经济。 

中国30年市场化的基本做法就是逐步地、有条件地、分地域地、分要素类型地放开要素市场，从而使得资源不断地被政府推入资本化进程之中。而在产品市场上，则率先放开，充分利用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这种要素市场计划经济，产品市场市场经济，可以认为是政府市场经济的核心内涵。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重庆政府，一改以往政府与政府资本都在改制中不断弱化的自由市场经济路径。主导并直接推进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这三大要素的资源资本化过程，通过直接运作政府资本来获取额外财政收益。政府和市场两手抓，两手都很硬，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集中体现，并符合政府公司主义的主要特征。

政府市场经济的创新实践正在重庆进行，其直接获取资源资本化收益并主要用于社会公共开支和大型基本建设的做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可能，这为我们观察和解读20世纪以来“以资为本”世界体系的扩散和特定内涵，以及21世纪的可能转向，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