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对立和斗争，已经从原来由两大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和对立，转化成由一种意识形态做大和主导的以一方势力对分散的和弱小的多方势力，进行孤立、分化、瓦解和蚕食，直至到最终消灭的过程。

　　说到两大意识形态，这里不得不再重提“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这两大对立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

　　首先，社会主义现象，它是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理论诞生以后才出现的一个全新事物。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属性，不是哪个人都随便可以对之进行物化和量化的，它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它所采取的方法、途径和过程之中，而不是表现在它追求的最终目标和结果上。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是在经过了理性的思考和严密地界定之后，通过与人性化的伦理道德(人民性和人伦性)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可以付诸于现实操作的社会框架和体系，即这种社会的框架和体系，不但能调动每一个人的内在动力和潜能，而且还能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感受到劳动和创造的乐趣，达到使整个人类在和平共处状态下，获得更为长久地存在和发展。譬如：如果任由资本主义泛滥下去，人类自身的相互倾轧和残杀，只能使人类再维持一千年左右，相反，如果采取社会主义制度，全体人类之间的和平共处，不但可使人类自身延续十万年以上，而且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到文明的成果和幸福的快乐，这就是在人伦道德的范围内，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重大差别。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一国家、一个民族或者某一区域人群，在所谓的什么“和平发展”的条件下，所拥有的“小康”、和“富裕”，那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严重篡改和歪曲，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体现在某一国家和民族在某一阶段、某一区域和某一方面上，所促成的外在物质堆积，以及对这种堆积在形式上的占有与享用上，而是体现在对陈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了根本性地变革和改造后，从根源上消除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对立关系——剥削关系和依附关系(劳资关系)，从而使劳动者能够在身心健康和精神愉悦的基础上，对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质料，进行科学的、合理的再分配和再生产。所以，这种能够涵盖和体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意志和发展需要的社会框架和体系，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属性。

　　其次，帝国主义现象，引用列宁的话概括之就是“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三大经济特征——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和殖民压迫，决定了它的本性就是不断地进行扩张、侵略和战争。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的不同和对立，表明它不是以为争取和实现全人类的和解、自由和幸福为目的，而是以打破国家之间的界限，通过联合社会上那些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人(他们是占少数并自诩为“社会精英”的权贵阶层)，来形成对另一些既没有权力也不掌握资源的人(他们不但占多数，而且还肩负着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重任)，实施以剥削、压迫、欺骗、奴役乃至肉体消灭等为手段的最厚颜无耻和暴戾无道的反动统治，这就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不同。

　　严格地说，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形态概念，它除了政治和经济的要素以外，还涵盖了种族的、地缘的以及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在内。例如，当年老牌的英帝国主义，它之所以能够猖獗一时和称霸于世界，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且还取决于它的人种、地理位置(英伦三岛)和历史与文化的深厚沉积。无独有偶，在亚洲后崛起的日本帝国(军国)主义，除了人种与英国人不同以外，它不但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与英帝国有相似的地方(同为君主制度)，而且在地缘上也与英国也有着惊人的相近，即二者同为地处于沧海之中的荒芜岛国。这种身陷于茫茫大海之中的危机感和恐惧感，是促成这两个分属于不同的地域的民族，奋起自强和实行对外扩张与侵略的最原始动力之一。但是，对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意志帝国来说，它与其它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苛刻的《凡尔赛条约》对这个国家所造成的压迫性和屈辱性，是促使这个国家以其民族的连结性进行奋起反抗的原因之一。第二，“种族优越论”，是这个国家寻找对外进行报复和扩张的另外一个理由与根据，即他们(指纳粹分子)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还没有发展到今天的基因学理论)，结合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成就，得出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的结论，故而它(指德国)肩负有消灭和清除世界上其它“多余的劣等民族”和“统治全人类”的神圣使命和责任。第三，德国国家社会工人党(即纳粹党)鼓吹和奉行的道路是“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它的实质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并且这一主张也与马克思的“国际社会主义”有所不同，但是，就德意志帝国与曾经有过的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的途径和使用的手段上来看，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二者都是立足于民族的国家，通过高举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来达到推翻异己政权并建立起体现自己意志的政权和国家的目的。

　　毫无疑问，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如果不再去唤醒和联合其它国家的人民奋起反抗和斗争(用当今某些人放出的大言不惭的话来说就是“不再进行革命输出”，联系于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对照现实存在的问题，用老百姓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身为共产党人，竟然忘记了自己是干什么吃的!”由此可以断定，他们不再输出革命就必然要输入反革命，并且充当反革命分子的帮凶和走狗。难怪在1999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注释一】，已经删去了“反革命罪”这一条，原来有些人早已堕落成了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了)。所以，今天的那个所谓的什么转型接轨，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在对国内外人民的压榨和掠夺上)，完全是当年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变种和翻版。

　　然而，当历史的脚步走到了今天，不论是老牌的英帝国主义，还是冠以漂亮的进化论招牌的德国纳粹主义和前苏联的假社会主义真修正主义，都已经是昔日黄花，辉煌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那个地处最富饶的中美洲，并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不仅免遭战火的蹂躏，而且还意外地大发战争横财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美帝国主义，不仅在地缘上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而且在人种和历史文化上，也都有着它得天独厚的优点和长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从欧洲移民到美洲大陆的人，不但继承和延续了欧洲人的富于冒险和勇于进取的精神，而且还秉承和发扬了欧洲人的理性和思辨的特质，仅在这一点上，就使得他们在立国、治国和强国上，占据了其它民族所不具备的至关重要的人种优势(这一点正如同养猪，如果猪的品种不好，即便再卖力地饲养，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第二，美国的短暂历史(从1620年11月，一批受英国迫害的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港口算起，到现在还不足四百年的时间)，使它的文化积淀较为浅薄，这样就使得这个民族不会受到来自于传统文化以及习惯势力的掣肘和干扰，因此，当他们在奋斗自强的时候，就会少有阻力和障碍(正因为美国人具有独立的性格特点和个人主义思想，才使得他们不轻易崇拜权力和迷信权威，这一点，同中国在“文革”时期，为了改造国民性而主张的“不靠神仙和皇帝”“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指导方针相一致。大凡移民美国或在美国长期生活过的人，他们都有切身的感受)。美国人的短暂历史，非但没有成为他们自卑、自贱，以及盲目地屈从于别人的借口和理由，相反，倒使得这个民族，在博采众长和从其它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当中不断地汲取养分和精华的前提下，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前进、发展和创新。

　　对于美帝国主义内部所具有的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人种优势以及历史和文化所带给它的宽松性，使得它作为一部结构复杂和机能发达的国家机器，而变得越来越强大和越来越疯狂。但是，如果从一个国家的整体动态和前进的方向上去看，美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壮大，并不是以增益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和利益为目的，而是谋求以其国家和民族性的政治独裁、金融掠夺、军事打击、阴谋颠覆和种族屠杀等为手段，来满足其一家独大和称霸于世界的狂妄野心。

　　将美帝国主义的这种在内在的机能上，所具有的“科学性”“强健性”和“疯狂性”，与它在全人类的整体范围内中所表现出来的“野蛮性”“强盗性”和“嗜血性”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犹如一头体格健壮和精力充沛的野兽，它在以捕杀整个人类为目标的前提下，一边飞快地运转着它的邪恶大脑，一边并放射出凶狠和贪婪的目光。

　　二、惊人相似的两种世界格局

　　马克思有句名言：“历史上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注释二】。纵览古今，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观察发生在现代社会人类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古代社会人类之间的野蛮征服和残杀行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和不同，因此，联系于历史并结合当前世界斗争的形势，对于认清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及中国在这场世界霸权的争夺战中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危机，将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上溯两千多年前，即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中国社会正处于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吞并和争雄称霸的战国时期，凶悍强大的秦国，同现时期的美帝国主义，在侵略、扩张和嗜血的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家与民族，但是，就其侵略本性所表现出来的战争、杀戮和虐待的一面来看，其心态、动机和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即它们都依仗自身的强大和野蛮，而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他人所有和整个天下。

　　对于秦国而言，它的天下就是吞并和消灭了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和魏国之后的统一中国;而对于美帝国主义来讲，它的天下就是兼并和消灭了世界上的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之后的整个地球。

　　秦国的强大和雄踞于各诸侯国之上，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国古代的奇才——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秦“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而今，美帝国主义的野心同秦孝公时期的秦国完全一样，大“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秦国对外实行的“连衡策略”，与今天由美国一手策划和形成的“北约组织”，在战略意图上完全一致。但是，在秦惠文、武王、昭王时期，韩、魏、燕、赵、宋、卫、中山等七国，也并非都是些只会伸长脖颈等着秦国用刀来砍的呆头鹅，他们也知道以联合起来的力量(即“约纵离横”)去对抗秦国，并以“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来“会盟而谋弱秦”，以致“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

　　展望当代，中国战国时期的七个国家的联盟行动，又何尝不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多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而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东欧有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亚洲有中国、蒙古、朝鲜和越南;在美洲有古巴等;)即在后来形成的“华约组织”【注释三】，有着何其相似的地方?尽管二者跨越了漫长的历史空间，并且在结盟的指导思想上也各有不同，但是就国家的利益和政治的目的而言，却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古代七国的“合纵”，是单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为了避免国家的覆灭而结成的准军事同盟;而近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则是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纽带，通过国家和政府之间的缔约行为而联合成的一种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面结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时隔三十六年之后(1955年5月14日～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即告正式解散。

　　对于中国古代七国联盟的崩溃，《过秦论》中有这样一段话：“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以赂秦。”从这样一种简略的描述中能看到，秦国很有像诸葛亮使用“空城计”来迷惑司马懿那样，用“开关而延敌”之手段，来达到“吓阻强敌”之目的，故而“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但是，这样一种解释不足以说明，七国联盟会由于某一次战术性的失利而分崩离析，在这兀显苍白的短短几十个字的“进军状况”的描述中，它所隐藏和没有表达出来的应该是七国联军，面对于素有“虎狼之国”称呼的秦军，他们的士兵已经是人心涣散、缺乏战斗的勇气和意志，并且各国联军的将帅之间，也是各自“心怀鬼胎”，为了保存实力和避免伤亡，而作不团结和不合作之打算。这一点，正如我们在史料、文学作品，以及日常的电影和电视剧中所能看到的国民党军队，他们为了某一宗、某一派乃至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大局和整体的利益于不顾，阴谋算计，党同伐异，贪污腐败，追求堕落，以致醉生梦死和浑浑噩噩，这些都是导致一个貌似强大的联盟，走向松懈、涣散、怠惰乃至最终分崩离析的重要内在因素。

　　时光荏苒，风云变幻，两千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就世事沧桑而论，发生了变化的是社会的环境和人物的面貌，而没有发生变化的是，人性的那种追求奢靡、腐化、堕落和避害趋利的投机钻营之心机，它依然如绕过暗礁险滩的江水一样，在人性和人心交织成的狭隘空间里，恒久地涌动着……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因果相关和普遍联系的，一个事物、一种现象乃至一个结局和一个事件的形成与出现，都不是孤立的。换一种角度，我们又可以看到，六国的灰飞烟灭，绝不仅仅是由于秦国的单方面强大和野蛮而导致其覆灭的根本原因，于其自身而论，更有其内在的和不可推卸的“主导思想”和“政策”与“策略”的主观原因隐含于其中。故而，我国古代的另一才子——苏洵，在其《六国论》中写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段话，明确无误地指出了六国一步步地走向衰落和灭亡的主要原因——“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回首今天，我们的那些有着响亮的“高知”招牌，并自诩为“精英”的当权者们，三十多年来，不也正是在所谓的“特别是理论”的指引下，假以“韬光养晦”的借口，以牺牲我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和资源储备为代价，而将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创造出来的最廉价、最精良和最优质的价值上百万亿元人民币的巨额财富(以赚取的微薄利润的总和——约二万七千多亿美元的外汇来折算)，源源不断地送往美国，以致喂肥和养壮了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上的头号强盗，使得他们能够更有精神头和气力，在世界上到处煽风点火、制造矛盾和发动战争。所以，重温两千多年前六国覆灭的历史教训，对于现时的那些借“转型接轨”和“发展经济”的幌子，而大搞西化倒退和卖国投敌的反动派，以“卖国求荣”“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和“猪狗不如”来形容之，难道还有什么过分和不妥之处吗?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国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这段话，不仅指出了秦国在动用一切战争的手段所获得的利益，不及接受六国使用谄媚和贿赂的手段而获得的利益的百分之一，而且还非常偶然地击中了发生在两千二百多年后的今天，那些打着“韬光养晦”“和平发展”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旗号的窃国窃民的盗贼们，在毫无廉耻与原则的三十多年的“转型接轨”过程中，将相当于四千七百多倍于“鸦片战争”赔款总额【注释四】的巨额财富，拱手送给了美国，从而使得美国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获得了远远超出以战争的手段，所获得利益的百倍和千倍以上。

　　在现时，一些被豢养的“砖家”走狗总会以这样的口吻站出来辩解说：“中国对美国出口赚取的外汇，换回了中国急需的技术和装备!”，可是，事实却证明这纯粹是一派胡言!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一亿件纯棉质精纺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747客机(一架全新的波音747-400型客机的价格大约是1.5亿美元)，并且中国只能以这样的高昂代价买回本应该自己在七八十年就能生产出来的飞机(是转型接轨叫停了中国对大飞机的研制和生产)，而国防和生产建设真正需要的核心技术，中国却一样也买不回来。2007年8月，西方世界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然而，中国却不惜动用上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去购买美国的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债券和国债【注释五】，并且还恬不知耻地美其名曰：“救美国就是救中国!”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捐款捐物，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大的自然灾害下，中国政府动用了储备在美国的一分钱的外汇了吗?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是啊，如果用中国的卖国贼们在三十年间所向美国供奉和输送的巨额财富，去礼贤下士，收拢天下的奇才，武装全中国人民，并联合和团结第三世界国家，以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那么，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还胆敢在世界上烧杀抢掠、横行霸道，以致撞我飞机、炸我大使馆、阴谋分裂我新疆和藏南地区，并指使日本霸占我钓鱼岛和威胁我东海与南海的安全吗?如果不是有“转型接轨”后的如此愚蠢和反动之举，而是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正确方针、路线和政策，恐怕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就连吃饭和睡觉的时候，都不得安宁啊。当前世界有如此恶劣的形势，确实令人悲愤啊!这一状态的形成，完全是各国的统治者，被美帝国主义的淫威吓倒所造成的，如此一来，各弱小的国家将面临灭亡的厄运。那些装模作样地端坐于庙宇和殿堂之上的权贵们，你们没有一个不是贪生怕死和利令智昏的弱智和蠢物啊!

　　《六国论》的最后又这样写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这段话的意思是，六国与秦国都是诸侯国，虽然它们的国家实力弱于秦国，但是，即便如此，也还可以通过拒绝使用贿赂的手段来构建强于秦国的(联盟)态势;而如今，天朝(暗喻北宋朝)拥有如此广大的疆域，却想出如此下策(指北宋王朝对辽金和西夏奉行的屈辱政策)而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就是连六国都不如的(蠢货)呀(意指不接受六国覆灭的教训)!无独有偶，今天的世界形势依然是，世界上的其它各国的力量虽然比不上美国，但是，即便如此，这些个国家也还完全可以通过不使用贿赂和讨好美国的下三流手段，来达到结成反帝反美的强大统一战线，从而使美帝这个侵略成性的强盗，如困兽入笼，虽咆哮而不能肆虐。但如今，遍布世界五大洲四大洋的二百多个国家，却各自心怀鬼胎，想出了不惜以枯竭自己的宝贵资源、浪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争相贿赂和讨好美国这个贪得无厌的世界强盗的亡国灭种之策，如此地做为和行径，不是连“六国”都不如吗?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非理性国家或者国家的集团来说，制定和实施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绝对掌握在少数权贵和最高统治者的手中，最高统治者谋则整个国家谋，最高统治者善则整个国家善;相反，最高统治者愚则整个国家愚，最高统治者恶则整个国家恶。从苏洵的《六国论》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缺乏理性而又感性十足的国家和民族，导致它一步步地走向衰败和破灭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能否建立强大的军队，也不在于他们的士兵能否勇敢作战和善于作战，而在于他们的最高当权者，能不能以其卓越的品德、超群的智慧和不凡的能力，在众望所归、高瞻远瞩和挥洒自如的前提下，思考和制定出使整个国家和民族走向强盛不衰和立于不败之地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因为对于一个尚不能以钢铁般的理性(既超越于人性的喜恶癖性之上的公正制度)对整个社会进行规范和限定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其最高当权者的聪慧和愚钝与否，将决定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与存亡。

　　当前，虽然已经是时过境迁，但是，深究“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原因，其中，能道出一部分合理原因的解释无非就是：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企图控制干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因此给社会主义阵营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并导致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我们看到，古今中外的任何一种联盟、帮派、团体和阵营的瓦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无不是阵营内部的各个成员之间，为了各自的一己私利(应以各集团的最高统治者为代表)，而置整体的利益于不顾，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和争争吵吵，并最终因无法共处而分崩离析。对于这种体现在国家的、民族的乃至于一党、一宗和一派上的矛盾现象，追溯其产生的根源，完全是由于那些能够掌控和决定这些个国家和集团的几个魁首性人物，其品德、秉性和智力的水平，能否在海纳百川和睿智豁达的基础上，起到团结共融和奋发向上的作用。君不见，中国人所一贯企盼和歌颂的什么“贤明的君主”和“英明的领导”，难道不就是指向统治者个人的品德、秉性、智力的水平以及行为的能力(魅力)的吗?毫无疑问，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人性状态和智力水平，通过政治的辐射和放大作用，而影响和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党派、一个团体，乃至于一种社会的性质、命运、状态和结局。因此，从人性和社会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将最高当权者的个人和个性问题，同一个国家、民族和集体的普遍和共性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反思和回味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和集团，其产生、发展、壮大直至走向衰落、解体和消亡的一整个过程，感到它们有今天之结局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它们的人口不众多，国土不辽阔，资源不丰富，人民不勤劳、不智慧、不奋进、不团结，以及历史和文化的不悠久与绵长，而在于作为这些个国家和集团的统治阶级和当权者，一旦长期处于和平与舒适的环境当中，他们的人性就必然地要支配他们而走向腐朽、堕落、奢靡和反动。对于这种发生在人类的复杂社会系统上的衰变和退化的现象，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视同为具有某种活性和活力的蛋白质体系——生命体，在其生长和衰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渐变现象，这就是，当某个生命体其清除腐败和吐故纳新的机制，被来自于自身内部的分子的、细菌的以及病毒的因素(作为一种矛盾体的否定物，它是一种“熵变”的结果)所袭扰、感染和破坏后，它的健康机制所表现出来的受到了弱化、损毁和病变的现象，以致在此情形之下，它的指挥中心——大脑或中枢神经系统，就不能以正常的功能，去行之有效地进行预防、抑制、阻止和纠正那些或来自于身体内部的分子的错位、病变和扰动，以及在其它情况下来自于外部的病菌的侵入、病毒的袭扰和破坏作用，从而造成了健康的天平必然要朝向衰弱和病变的一方倾斜的结果，这样整个生命的机制，会日复一日地朝向腐朽、衰败和灭亡的方向发展。这种能使一切蛋白质和生命体，走向腐朽、衰败和灭亡的因素——分子的、细菌的以及病毒的袭扰、侵入和破坏作用，正如同人类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个体的人，当他们以各种阴私的手段去觊觎和谋求事关整国家、民族和党的领导地位(相当于一个人的大脑)的时候，从他们的人性堕落的一面发出的能够导致这个国家、民族和党的机体，或缓慢或迅速地走向衰败与灭亡的看似正常、正当和符合人性(表现为符合“人情世故”)的行为，才是造成这些个庞大的集团体系，走向麻痹、瘫痪、解体和灭亡的真正根源;并且，这种行为，还导致那些个原本(指在艰苦的环境下)能够与人民同甘共苦和并肩作战的英雄式人物，一旦到了和平年代和大权在握的时候，就几乎全部蜕变成了凌驾于人民之上，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现象的发生。因此，那种充斥于古今中外的一切政治家、道德家和历史学家中的有关于人类社会的兴衰更替(即“周期律”)之缘由的言论——是统治阶级的腐朽败坏和暴戾无道而导致了人民的革命和社会的变革，这种言论的矛头，直击事物的中心本质——当权者的反动人性(它亦表现在普遍的人性当中那倾向于堕落的一面)，它是造成一切国家、民族和集团，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最根本的内在因素，并且这一点，也是贾谊在《过秦论》中最后所写到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形成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