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

　　四、从具体的哲学问题入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毛泽东到抗大去讲哲学决不是如施拉姆所想象的是为了获取哲学家的名声，(11)而是为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将士们做理论上的武装。讲一门课不同于作一两次学术报告。作学术报告只须讲自己研究的最新成果，最得意的心得体会，无须顾及学科的理论体系，而讲一门课则必须要考虑该学科的基本内容和体系，要有一个讲课的大纲和通盘的讲授计划。这就有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而“两论”只是其中的两节。

　　“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但并不等于整个《讲授提纲》已经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除“两论”外，《讲授提纲》其余部分虽然也有结合中国现实、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容，但主要是三本苏联哲学著作有关内容的“集粹”和“改写”，创新之处并不很多。就整个体系讲，虽然各“节”的标题用了“物质论”、“运动论”、“意识论”、“真理论”等中国表述形式，但基本框架和内容则来自苏联教科书。(12)毛泽东不是专门的哲学家，也无意去精心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他只是发挥自己的所长，在实践学说和矛盾论这两大方面上结合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哲学文化进行阐发。因而，除“两论”以外，整个《讲授提纲》并没有达到中国化的水准。这也是毛泽东只把“两论”修订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根本原因。“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而《讲授提纲》其余部分并未中国化的事实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项艰难的、长期的事业。

　　任何个人都难以超越时代的制约。与同时代的中外哲学家一样，那时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认识，也囿于苏联20世纪30年代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到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在反思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时，开始对斯大林的哲学思想提出批评。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则明确提出了改造现行哲学体系的任务，批评哲学家搞的是“洋哲学”，自己则是“土哲学”。对于如何改造哲学体系，他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哲学就是认识论;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辩证法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和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范畴，应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下予以说明;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哲学家要到实际中去，以社会为课堂，搞实际哲学;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等。但此时他心中的头等大事则在“反修防修”，加之年事已高，因而已难以完成哲学体系改造的任务。笔者以为，毛泽东改造哲学体系的具体意见自然可以商榷，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改造哲学体系的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指明了方向。

　　自20世纪8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变革已成为时代的趋势和我国大多数哲学家的强烈要求。许多学者依据自己的研究的兴趣和擅长，提出了诸多不同的主张。近3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变革已取得显著成果，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对此要加以充分肯定。但也存在两点不足：一是许多学者只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对西方哲学借鉴有余，结合中国实际尤其是在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方面不够;二是注意了体系的建构，忽视了具体内容的中国化，从而显得空泛。多数研究者仅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主张或构想的阐释上，有的甚至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的争论上，少有将自己的主张或构想具体化为新的哲学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展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当代中国和世界正处于深刻的大变革之中。为适应时代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处于自我革命中。一个哲学的体系是哲学思想的存在形式，新的体系要有新的内容，没有新的具体原理的中国化，也就很难有整个体系的中国化。因此，不能停留在新体系的一般主张上，而是要进而重视具体哲学问题的中国化研究，在具体原理的中国化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的体系。

　　五、把哲学变成民族的事业

　　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具有重视哲学的传统。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通信中就认为，哲学是探究“大本大源”之学，改造中国宜从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入手。“欲人人依自己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13)青年毛泽东提出“普及哲学”的主张是远见卓识。更为可贵的是，他一生都在坚持和追求这一理想，由此对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更加重视哲学的研究、普及和运用。他在抗大讲哲学时精辟地说明了辩证法唯物论是最正确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精神武器、领导干部的必修科目。为了普及哲学，让一般的干部都能掌握和运用，毛泽东在讲授哲学、写作“两论”时注意结合实际，深入浅出，简洁明了，通俗易行。他指出，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完备的深刻的科学，但它并非如有的人所说的“深奥难懂”，“一般人没有学会的可能”;“辩证法之所以使人觉得困难，是因为没有善于讲解的辩证法书。”“所谓善于讲解的书，在于以通俗的言语，讲亲切的经验”。他很谦逊地写道：“我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希望将来能写出一本好书，“但要依研究的情形才能决定”。(1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5)大众化的著作不一定就能做到更高意义上的中国化，但真正中国化的著作则应具有大众化的特点。“两论”体现了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内在一致，问世后即受到广大干部和民众的欢迎。根据现在搜集到的资料汇总，包括“两论”在内的《讲授提纲》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公开出版、印行过20多次。新中国成立后，“两论”成为干部和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基本教材。

　　抗大讲授哲学之后，毛泽东在继续研究哲学的同时大力提倡和组织干部学习哲学。1938年9月，在他的提议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普遍开展学哲学活动。延安新哲学会的成立也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哲学学习。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精髓。因此，毛泽东把组织干部和党员学哲学、用哲学置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首位。1941年9月，他把“思想方法论”规定为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学习的主要内容。(16)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运动，提倡唯物论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许多干部学习了哲学，提高了修养，终身受益。在这方面，陈云具有代表性。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党中央领导同志说：“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7)重视哲学已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马克思曾指出：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其表现来说，都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相接触并相互作用。到那时，“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18)毛泽东号召：哲学要走出书斋，走出课堂，变为人民群众手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古人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周易·系辞上》)通俗易懂的著作使人容易掌握，简要明了的理论使人容易实行。毛泽东历来反对烦琐哲学。世界处处有矛盾，生活事事有哲学。他善于结合工作、学习和生活讲哲学，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加以哲学的说明，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哲学的总结。他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善于用具有中国特点的、通俗的、为广大民众所熟悉的语言来阐发和表达深刻的哲理。他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实践出真知、多想出智慧、一分为二、两点论、两分法、坏事变好事、分析矛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主要矛盾、抓典型、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概念、命题、思想已普及于干部乃至一般群众。

　　海涅曾说过：“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一件民族的事业。”(19)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经毛泽东的大力提倡，哲学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事业。在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内涌现出一批具有哲学修养的治党、治军、治国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军事家。在20世纪50-70年代，出现了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大庆人靠“两论”起家，克服各种困难，开发和建成了现代化的大型企业。(20)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等均自觉运用“两论”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李瑞环、倪志福等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尤其是“两论”，由一名普通青年工人逐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陈云提出要学习哲学，特别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学习“两论”。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突出了哲学思想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专门写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该《决议》把“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方面，并分别加以简明扼要地论述。《决议》认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在该《决议》的推动下，全党出现了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热潮。李瑞环在谈到自己学习哲学的体会时说，“把‘两论’作为学习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哲学入门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在‘两论’指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事实，是大家所熟悉的。大庆就是靠‘两论’起家的。我认为，当前学哲学仍然可以提倡从‘两论’入手。”(21)“两论”的基本思想己融入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哲学并非万能，倘若不能正确地运用，就会犯错误，以致带来巨大损失。毛泽东晚年犯严重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是他违反了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陷入严重的主观主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哲学家、理论工作者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为武器，批判教条主义，批判个人迷信，开启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到来做思想理论准备。以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来纠正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大胆试、大胆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和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作为判断党的一切工作的主要标准)，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而它自身也在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和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地中国化，形成了新的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理论、生产力理论、认识理论、矛盾理论、价值理论、人学理论、文化理论、社会发展理论、生态文明理论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应继续沿着“两论”所指出的方向，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现实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提供科学指导。

　　【注释】

　　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65—68页。

　　②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6页。

　　③李公朴：《〈哲学讲话〉编者序》(1935年12月)，《艾思奇全书》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90页。

　　④毛泽东：《致叶剑英、刘鼎》(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0页。

　　⑤参见许全兴：《〈大众哲学〉与〈实践论〉》，《为毛泽东辩护》，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222—230页。

　　⑥参见毛泽东在1921年1月3日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发言。《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1921年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页。

　　⑦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8页。

　　⑧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45、269—270页。

　　⑨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3页。

　　⑩参见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1)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63页。

　　(12)许全兴：《全面评价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兼析施拉姆对毛泽东的非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11期。

　　(13)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87页。

　　(14)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2—43页。

　　(15)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16)毛泽东：《致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17)陈云：《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1987年7月17日)，《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

　　(18)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19)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论德国》，薛华、海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07页。

　　(20)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庆油田的建设，“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两论起家’，就是通过大学《实践论》和《矛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解决建设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21)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