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

　　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

　　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

　　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

　　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

　　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话说1958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河南省委第2招待所召集新乡、许昌、开封、洛阳地委书记及县委书记，还有商丘、登封、南阳等县县委书记，举行座谈会。

　　南阳县委书记魏兆铭参加了座谈会(一说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魏兆铭)。此前，魏兆铭为这次座谈会精心准备了两本有关大跃进方面的汇报材料。没想到毛泽东一见到他就想起了《三顾茅庐》中诸葛亮的唱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提出了一个让魏兆铭意想不到的在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毛泽东说：

　　“南阳有个卧龙岗，襄阳有个古隆中。诸葛亮早年隐居处究竟是在南阳卧龙岗，还是在湖北古隆中，从明朝时候开始，持这两种不同看法的人就争论不休。顾嘉衡有一幅对联，评价了诸葛亮隐居处是在南阳或是在襄阳之争，他说：‘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你是南阳的父母官，你怎么看呀?”

　　魏兆铭虽然在南阳工作多年，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我没有研究过，搞不清楚。”

　　毛泽东把话题转向了老百姓的生活，他问道：

　　“现在社员们每个月能吃到多少油呵?”

　　魏兆铭回答说，每人半斤。毛泽东又问：

　　“能保证吗?”

　　魏兆铭一时语塞。毛泽东见他如此，就问他说：

　　“你是南下干部吧，家中有几口人啊?”

　　魏兆铭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笑着批评他说：

　　“你这个同志啊!不知古不知今，只知家中几口人。”

　　11月11日晚上，毛泽东专门同遂平县委书记谈话，对公社的供给制询问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说：

　　“现在最苦恼的是全国来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500多人，多则3000多人，难以应付。”

　　11月12日，毛泽东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须做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

　　11月13日，毛泽东在专列上找信阳地委负责人、信阳县委书记谈话。至此，毛泽东已经先后召见了11位县委书记。

　　毛泽东在和信阳负责人谈话中，特别称赞他们没有拆散家庭，又特别关照他们说，要保证社员有8小时睡眠，4小时吃饭时间。

　　这一天，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通报会议还要讨论两个问题，他写道：

　　“1、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2、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精神准备。

　　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

　　13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郑州，继续南下，吴冷西和田家英跟随前往。毛泽东在去武昌途中，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的负责人做调查。

　　专列进入湖北境内，停在湖北孝感车站外。毛泽东要对中央向湖北提出的年产600亿斤粮食的事，摸摸底。

　　王任重和谢滋群、梅白及负责警卫工作的负责人提前赶到了孝感地委，和地委书记王家吉、县委书记王振明一起，安排了参加座谈会的人员。

　　毛泽东的专列一到，王任重便带领孝感地委、县委部分干部和农民代表们上了专列。代表中有一个农村小姑娘叫晏桃香，她正患感冒打喷嚏。保卫人员怕她传染给毛泽东，就不让她进毛泽东的车厢。毛泽东说：

　　“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进来，小姑娘，请坐。”

　　晏桃香刚坐下，忍不住又打了一个大喷嚏，喷得毛泽东满脸唾沫星子，在座的人都紧张起来，晏桃香也面有惧色。毛泽东却微笑着说：

　　“不要紧，我是60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

　　毛泽东没有擦脸，又对在座的人说：

　　“不要同不让她进来的人讲打喷嚏的事。对着‘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呵!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

　　毛泽东如此一说，气氛顿时缓和了。他接着问晏桃香：

　　“你为什么感冒的啊?”

　　晏桃香说：

　　“报告毛主席……”

　　毛泽东马上打断她的话说：

　　“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说：

　　“昨晚我通宵开夜车锄棉埂，天亮才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这儿之前我先吃了药的。”

　　“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点灯，300瓦电灯，20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毛泽东转对王任重说：

　　“我今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就讲过，要劳逸结合，有张有弛。一说搞大跃进了，人们就拼命干，这是不能持久的，还会因过分疲劳使人害病。”

　　王任重向毛泽东汇报说：

　　“我们这里朋兴乡有一块高产田，亩产万斤稻谷。”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我不相信。”

　　王任重言之凿凿地说：

　　“这是农村工作部部长王良来验收的。”

　　毛泽东还是不相信，他说：

　　“验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打单收，才能算数。”

　　他问晏桃香说：

　　“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晏桃香说：

　　“差十万八千里。”

　　“那么，你想怎么办呢?”

　　“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参加座谈会的其他农民代表感到晏桃香说的话很不简单，大家都鼓了掌。接下来，有的代表汇报说，事实上老百姓有的已经开始饿饭了。有的代表说：“算盘一响，眼泪就淌。”毛泽东听着听着便流下泪来，他说：

　　“我不该同意湖北600亿斤的意见。600亿斤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好。这个问题不怪你们，怪我，怪我这个中央主席。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

　　读者诸君，关于晏桃香对着毛泽东打喷嚏和毛泽东流泪的情形描述，不得不交代清楚：本传依据的材料是梅白的记忆，而王任重在他的回忆中却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闲话打住，且说11月14日，毛泽东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立即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3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11月15日凌晨1时许，毛泽东到达武昌，住在东湖宾馆。

　　毛泽东要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召集和主持了一个座谈会。要吴冷西和田家英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后听取了王任重及恩施、孝感、沔阳、襄阳等县公社化的情况。

　　这个座谈会一直开到11月20日，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后作了汇报。毛泽东有时不出席，吴冷西、田家英就将会议上的情况向他汇报。他俩汇报的情况大致是：在办大社中富队和贫队之间出现了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情绪很大;群众在大办钢铁中生产的好铁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暴等等。

　　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刹住“共产风”继续努力。参加武昌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一部分部长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谈了8个问题：1、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2、十五年规划问题;3、这次会议的任务;4、划线问题;5、关于阶级是否消灭问题;6、商品经济问题;7、减少任务问题;8、人民公社整顿问题。毛泽东说：

　　“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关于过渡问题。毛泽东说：

　　“北戴河会议关于公社化的文件有缺点。这就是关于过渡的年限规定得快了一点。这是受河南的影响。但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这个文件要改一下。现在的问题就是太快，看来过渡的时间还是长一点好。”

　　毛泽东又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5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1938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12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2年的，也有说3年的，也有说4年的，也有说5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2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关于十五年规划问题，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

　　关于划线问题，毛泽东再次提起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书，他说：

　　“书里面提到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这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画一条线，说划了线就会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大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不赞成划这两条线，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提出划分社会阶段有两个标准的观点，即经济标准和政治思想标准。他强调说：在现阶段，作为经济上的剥削阶级消灭了，但作为政治思想上的剥削阶级，还没有消灭。

　　关于商品生产，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5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

　　关于1959年的生产指标，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由可能性转化成有现实性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关于1959年的钢生产高指标，毛泽东问道：

　　“钢3000万吨，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

　　邓小平说：

　　“是不是搞3000万吨，是值得考虑的。”

　　薄一波接着说：

　　“3000万吨，我们在下面稍微议了一下，是值得考虑的。现在6000万人上山，造成各方面这样紧张的局势，这实在是值得考虑的。”

　　毛泽东问道：

　　“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有没有危险?”

　　薄一波说：

　　“翻一番没有问题，比较妥当。”

　　11月22日凌晨1时，毛泽东夜不能寐，他对钢生产指标放心不下，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叫到一起，询问他们的意见。毛泽东最后提出：不是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

　　11月22日，在工业会议上，主管计划工作的负责人提出，1959年的钢生产必须完成2200万吨，争取2500万吨。

　　11月22日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召集7个协作区组长谈话。毛泽东力图要说服各大区组长，把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还反复问他们：

　　“1800万吨靠不靠得住?”

　　没想到反而是各大协作区组长力图说服毛泽东维持原来的指标。

　　与协作区组长的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又找吴冷西和田家英谈话。刘少奇、彭真等人也在座。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说到他和各大协作区组长的谈话，他说：

　　“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2倍，有的省要增加4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30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制订的第2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1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预计练出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我这次找你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也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泽东问道：

　　“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作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3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还要打它3分虚假，比较妥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作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毛泽东所说的这篇社论，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前进》，他们把决议中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中“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话删去了，并且在决议公布的前一周，提前将这篇社论发表了。

　　毛泽东又说：

　　“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昏脑胀，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大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3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5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就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刘少奇、彭真插话说：

　　“穷过渡比富过渡容易。”

　　毛泽东情绪激动地说：

　　“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画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我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40条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掉。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把你砸死。破除迷信以来，有一小部分破的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凡是科学，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现在必要的、有用的东西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是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也就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

　　毛泽东指着吴冷西说：

　　“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你要尽快把这个精神告诉记者，你看用什么办法可以快些?”

　　吴冷西说：

　　“新华社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分社会议，主席的意见可以向会议传达。”

　　毛泽东说：

　　“可否把会议搬到武汉来开?不过临时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接着要开六中全会，要来很多人。”

　　田家英说：

　　“中央办公厅每天有专机来往京汉之间，可以明天回去传达，后天回来开会。”

　　吴冷西认为可行，毛泽东也同意这么办。于是，吴冷西就在23日回到北京，传达了毛泽东的部分讲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