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七卷 九天揽月）第284章

　　11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9个省委第一书记及陈伯达等人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

　　“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毛泽东接受陈伯达的意见，把这个文件的题目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吴芝圃在汇报他们议定的工业、农业发展指标说：十年内，钢产量达到4亿吨，机床1千万台，煤40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400斤、500斤、800斤，分别提高到4000斤、5000斤、8000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听了这些吓人的高指标，说道：

　　“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3年之后。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

　　毛泽东又说：

　　“我们要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是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否定那个东西。”

　　毛泽东又说，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可以进一步扩大会议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还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会议。

　　11月5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会议继续进行，新参加的人员有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

　　柯庆施反映说：城市里有些混乱，市民提银行存款，抢购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

　　“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

　　史向生提到了“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说：

　　“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

　　史向生问道：

　　“人民公社到底是什么所有制?”

　　毛泽东说：

　　“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

　　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11月6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中央办公厅干部下放到荥阳的工作团的领导汇报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放心不下，反复问：

　　“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大家没有反映问题，只是说好。毛泽东只好决定召开一个座谈会，说是要和基层的同志直接谈谈。于是，叶子龙就到了荥阳，他把正在田野里弄土高炉、炼钢铁的十几个工作队员接到了郑州。这些干部带着一身煤黑和矿灰，上了专列。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同他们进行了座谈，没有想到，他们也是一片声地说好。毛泽东扭头看见了胡秀云，他盯着胡秀云问：

　　“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

　　“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笑着说：

　　“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嘛。”

　　大家一听都楞住了。胡秀云可能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忽然也冒出来一句，她说：

　　“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还说是亩产400斤，到了早上就变成了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许多人一听此言，脸色都变了。毛泽东仍然是一脸微笑，他望望吴芝圃，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说：

　　“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

　　众人都有些尴尬，谁也没有正面回答问题。正在此时，有人拿来了大食堂的面包，说是请毛泽东和大家尝尝。面包是用白面玉米面混合做成的，大家都说不错。送面包的人还说：

　　“社员们就是吃这种面包。”

　　11月6日晚上，毛泽东要吴冷西和田家英在他的专列上汇报调查的情况。吴冷西说：

　　“我先到的修武县，那里的县委书记提出了一些问题，他认为修武县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他还怀疑他们施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度，能否叫做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算是勉强的温饱。”

　　毛泽东问道：

　　“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那些交换?”

　　吴冷西说：

　　“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是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等农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

　　毛泽东说：

　　“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机械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对供给制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他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还说这样的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说：

　　“七里营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菜肉不计，估计一年每人需42元。‘衣’一项是1年每人21尺布、2斤棉花、2双布鞋，共18元钱。医药费每人每年以2元为限。产妇补助1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今年只看了1次戏、6次电影。”

　　吴冷西和田家英都汇报说：有些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搞集体住宿，男女老幼分开住，夫妻实行礼拜六回原来的家度周末制度，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说这是因为中央负责人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他说：

　　“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毛泽东听说群众大炼钢铁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就说：

　　“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

　　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我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头脑清醒起来。”

　　毛泽东又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做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我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有空时再谈。”

　　毛泽东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结束后，将这天晚上的中央工作会议从专列上移到了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人都来了，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新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将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毛泽东提出3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第二、研究钢生产的指标。第三、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

　　11月7日晚上，郑州会议在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

　　11月8日，邓小平主持补充、修改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略作修改后，送还邓小平阅。

　　11月9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纲要四十条》有关内容发表了意见，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关于家庭问题，毛泽东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第二、关于商品问题，毛泽东说：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第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说：

　　“有一些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但有一部分，则是应该保留的，如保留适当的工资制和一些必要的差别，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等。”

　　第四、关于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达到年产4亿吨钢。毛泽东问：

　　“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4亿吨钢?到1962年搞多少吨?”

　　有人回答说：1亿吨。毛泽东说：

　　“5年就增长3亿吨，怎么增法?”“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3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4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

　　第五、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说：

　　“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尔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了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上，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还说：

　　“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我看还是慢一点好。”

　　毛泽东批评河南省提出的要4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