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同志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
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他们说的却是要废
除商品实行调拨。这本书，省委、地委的同志都要好好地读，
都要研究。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
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
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
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
话说1958年10月26日上午，毛泽东找吴冷西、田家英谈话。吴冷西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田家英已经在座，他手里拿着吴冷西编辑好的毛泽东关于纸老虎言论的大样和按语。
原来在一个星期以前，毛泽东写信给吴冷西，要他将发表在《世界知识》上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转载时可以另写编者按语，还要他就此与陆定一商量。吴冷西和陆定一商量后认为，毛泽东的论述还可以再增加一些，重写按语。于是，吴冷西就找田家英帮忙，增加一些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并一起草拟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按语，排出清样后，送毛泽东审定。
田家英将毛泽东修改过的按语交给吴冷西看。吴冷西看到毛泽东主要是对按语最后一段作了修改，他还要求对其中的几段论述做一些调整。
毛泽东见吴冷西看完了，就说：
“今天找你们来，是谈另一件事。我想派你们到地方上去做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我已经选好了，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和一个公社。你们各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我将在11月初离京去郑州，在那里开一个小会，作为12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的准备。你们11月5日在新乡搭乘我的专列去郑州。”
他还说：
“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公社化。其实还有第3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大跃进是我发动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我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鲁晓夫大吵了一顿，不久又炮打金门。
我在这段时间想了许多国际问题，如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紧张局势、封锁禁运，等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毛泽东转对吴冷西说：
“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就可以抓住时机阐明我们的观点。
现在来谈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3年进入共产主义。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郑重地说：
“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你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你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毛泽东说罢，停顿了一会儿又转换了话题，他说：
“在炮打金马过程中，我们和美国人都搞边缘政策。美国集中了那么多的军舰，而且侵入我领海，给蒋介石船队护航，但又从不开炮。我们也是1万、2万发炮弹那么打，美舰护航时更大打，但只打蒋船队，不打美舰队，不过炮弹就落在美舰附近，吓得他们掉头就跑。双方在台湾海峡对峙，同时又在华沙会谈。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双方都在战争的边缘，都不越过这边缘。我们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人的战争边缘政策。
《聊斋志异》中写了很多不怕鬼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名《青凤》，说的是狂生耿去病夜读于荒宅，‘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你不怕鬼，鬼也无可奈何。炮打金门的经过也是如此。”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你们要善于抓动向。看来现在还不大懂。美国人想从金马脱身，杜勒斯谈话就显露了这个动向，你们没有抓住。你们编辑部也不大会写文章。”
毛泽东拿出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以此为例，谈了如何写文章的意见。他说：
“1、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文告一开头就提出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穿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然有穿插，但贯穿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
2、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不仅仅说‘供应’，而具体说‘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这就形象地给人深刻印象。你们写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
3、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两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就是这样。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词、谓语、宾词。其实西洋人说话，也经常省去主词或宾词的。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这可能是看惯了翻译过来的西方文章。其实翻译也有各种译法，严复的译文就是中国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译文完全是意译，都和现在的白话文译文大不相同。”
说话间，已经时过中午，毛泽东留吴冷西和田家英吃午饭。餐厅就在北房5开间的中间堂屋，大师傅加了两个菜，一个是小砂锅炖狗肉，一个是红烧狮子头，其它4个菜是湖南腊肉，豆豉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都是毛泽东常吃的。比较特别的是一个莼菜汤，每人一个烤得半焦的玉米。毛泽东端起一杯茅台酒，请吴冷西和田家英共同干杯。之后吴冷西和田家英也端起第2杯酒，一同祝毛泽东身体健康。
吴冷西因为工作原因，很少到基层去。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是难得下去走走。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时，有的省市负责人向毛泽东要求把田家英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践不一致的。”因此，他们二人都缺乏调查研究的经验。所以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向他们传授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经验。他交代说：
“你们下去调查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你们下去不要张扬，冷西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家英带的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10月28日，吴冷西和田家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带领调查组乘车南下，第二天就到了新乡。
10月31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陈毅、黄克诚说：
“应将逢双日不打炮的地方加以推广，就是说，逢双日对任何目标一律不打炮，使国民党军人员能走出工事自由活动，晒晒太阳，以利其长期固守。只在逢单日可略微打一点炮，炮弹一般不超过200发。由内部通知福建实行，暂不再发表声明。此事，请你们商量酌定。”
随后，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马祖的炮战，出现了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单日炮击、双日停打、美国护航即打的局面。
10月31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的专列在新乡稍作停留。
这天下午，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起上了毛泽东的专列，见到毛泽东正在听取新乡地委和几位县委干部的汇报。毛泽东叫他俩先行休息，待到郑州后再听他们的汇报。
11月2日，毛泽东到了郑州。周恩来在北京接到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
“建议明日(逢单)大打1天，打1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同时使蒋军得到拒绝撤兵的口实，是否适宜，请加酌定。”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起草了广播稿，与有关人员商量后，确定了广播稿的内容如下：
金门群岛军民同胞们注意：
今日11月2日，是个双日，我们一炮不打，你们得到补给。明日，11月3日，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
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奉命向金门同胞反复作了广播预告。
11月3日，福建前线部队集中33个营又1个连，对金门实施了第6次大规模炮击。
11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9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听取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这9个第一书记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吴芝圃汇报说：
“关于交换的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陈伯达说：
“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70%，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70%。”
毛泽东说：
“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陈伯达说：
“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毛泽东说：
“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帐。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曾希圣说：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生产粮食的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毛泽东说：
“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
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会议，是指10月份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有人在会议上提出要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他接着说道：
“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
“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吴芝圃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反映说：有人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
“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
有人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了，应该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他指定由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4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4日起开始讨论，7日拿出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