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金融掠夺的历史趋势和实际过程 一、金融资本的新变化和历史趋势 A、金融资本的新变化。 由于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将意味着引发事实上的长期性的衰退，并将严格地限制美国的国际支出。为力图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尼克松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虽然欧洲会反对新的体系，但它们将不得不接受美元，因为还不存在其他可以运作为国际货币的通货。 固定汇率关系的结束，带来国家金融管制的结束和全球金融市场不可抑制地上升到当今的地位：它使甚至最强国或国家集团的经济也相形见绌。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金融商品的贸易异军突起。人们知道，“金融资本”一词早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希法亭(Hilferding)、霍布森(Hobson)和列宁都曾对这一现象作了理论分析。但在1913年，即使在资本出口国中，对外直接投资只占国民产值的9%，直到1950年也只占10.1%。这些国家的输出资金总额1900年仅占世界出口总额的2.3%。如今我们看见全球化击败了地方主义，投机商战胜了企业管理者，金融家征服了生产者。金融资本的存量和流量今非昔比。 20年前的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历史。我们正目睹20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转变。许多新进展来自美国，而且这些进展越来越全球化。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新的经济活动和新的财富，还有新的社会和政治格局。 首先，无论是真实货币资本，还是虚拟货币资本，金融规模都迅速扩大。据联合国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在世界24万亿美元投资中,金融投资占85%，约为21万亿美元，直接投资只有3万亿美元。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数字显示，全球金融资产与全球年产出的比率由1980年的109%飙升至2005年的316%。 其次，金融更多地以交易为目的。1980年，银行存款占各类金融资产的42%。截至2005年，这个比例降至27%。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着媒介作用。银行体系则由商业银行业务转向投资银行业务。 第三，从传统的债券、股票、商品和外汇(需要指出的是，商品和外汇本身不属于虚拟资本的范围)派生出一大批复杂的新金融产品。由此产生了“衍生金融工具”，其中众所周知的有期权、期货和掉期。 第四，出现了新的市场参与者，尤其是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据估计，对冲基金的数量已经由1990年的610家增至2007年第一季度的9575家。所管理的资产总额达1.6万亿美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资规模在2006年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684家基金共筹集了4，320亿美元的资金。国际清算银行估计，衍生品市场的价值已达到红200万亿美元，约6倍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价值。 第五，金融资本越来越趋于全球化。高收入国家居民拥有的国际金融资产和债务与总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1970年的50%升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00%，2004年又升至 330%。 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仅体现在资产的性质上，也体现在市场参与者身上。大银行在全球各地开展业务。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日益朝这个方向发展。 第六、世界范围的私有化运动对股票市场产生猛烈的刺激，在购并浪潮的推动下，企业本身已成为一种普通的商品。金融运行风险本身(如汇率期权等金融衍生物)也加入了商品的行列。跨国外汇炒作与证券交易在金融市场平分秋色。 就美国而言，2007年美国的金融、保险、房地产、出租和租赁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还多，如果加上政府支出、艺术、教育等非生产性的增加值，几乎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而制造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7%(见表~1)。 表～1：美国主要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980—2007年 (%) 资料来源：BEA Industry Economic Account(http://www.bea.gov/industry/gpotables/ gpo_action.cfm)。 从下面的图2可以更直观地看出金融部门的爆炸，此表中名义GDP的增长、非金融和金融利润之间的偏离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增大，由于实际积累的阻塞，这种部门扭曲造成了在金融部门追逐利润的资本的“过剩”，造成了美国经济的两次泡沫(分别发生在2001年和2007年)：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因此，不能不说，最近的金融危机是“真实”危机的“激烈化”。 就法国而言，正规股市的成交额1996年已达7.73万亿法郎，远远超过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6.49万亿法郎)。 B、金融资本的历史趋势 在当代，资本的金钱“价值”形式在资本的增殖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和统治的地位。总体来说，上世纪7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面对的是一个长期停滞、杂以危机的局面。西方国家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50年代为4.1%，60年代为5.1%，70年代为2.1%，80年代为2.7%，90年代2.8%。面对生产相对过剩的局面，面对资本过剩与劳动力过剩(失业率很高)同时并存的格局，大资本家在国内找不到一个资本快速增殖的投资途径，转而通过全球化的方式，以新自由主义为进攻武器，向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转移资本，实现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 战后繁荣时期的生产扩大不仅毁灭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还带来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再次出现。1970～1990年，七大工业国的工业利润率比1950～1970年期间降低了40%，1990年比1973年降低了27%，比1965年低了45%。亚洲虽然在70、80年代有较高利润，但总的趋势一样是下降。 表-2：工业的平均净利润率(%) 1963～1971年 1972～1980年 1981～1990年 南韩 39.7 27.7 16.9 日本 48.2 22.9 14.4 美国 28.4 17.4 12.6 欧洲 16.4 12.7 13.4 (来源："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78, 41页。) 最新的研究表明，从表一4可以看出，以美国为例，可以而且仅仅是可以近似地反映利润率的r(净固定资本回报率)在1932年达到了它的最低值(0.007)，之后在1944年达到了它的最高值(0.221);它的第二次最高值是在1966年(0.190)，第三次是在1997年(0.182)，第四次是在2006年(0.178)。而在紧随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恢复之后，r从没达到过它的最高值。相反，80年里，r的每一个最高点都低于它先前曾达到过的最高值。 表一3：#FormatImgID_2# 表一4： 资本主义从1974年到1975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了，但利润率却未能回到战后繁荣时期的水平。对利润率的持续压力引起 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滞胀现象(高失业率和高通胀)，并引起生产过程本身的影响深远的变化。存在一个截然的不同：尽管广泛地应用了新的和大规模的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并未享有一个再生产扩大的时期。 相反，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却以增长缓慢和停滞为特征。1990年代前5年，在泰国面临衰退、欧洲出现低增长而日本股票市场崩溃和地价出现泡沫时，不断上升的增长主要源于“亚洲经济奇迹”。在1997—1998年的亚洲危机之后，美国经济成了另一个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是，这种增长仍然是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的资本积累模式的结果。这种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确实曾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在80年底中期开始了利润率回升，并在90年代实现了所谓“新经济”繁荣。其特征是：第一，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第二，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不仅在国外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在国内也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有利于压低实际工资;同时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第三，对于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所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黄金约束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霸权地位，通过发行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长时期的美元贬值趋势则使美国可以在实际上赖掉一部分债务。这就在美国“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实业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生产疲软，居民消费充当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另一边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吸引着国际资本的流入，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膨胀。”(王旭琰：“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结构与美国金融危机”，《海派经济学》第24辑，第112页。)凭借并不断巩固金融霸权地位的这种美国积累模式，实际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乃至资本资源，从中攫取高额金融利润和工业利润。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霸权的建立和巩固，同样深深植根于对美国本国人民、无产阶级的金融掠夺(这就是企图宣告生产相对过剩过时的所谓过度消费的资本主义实质)。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大企业日益依靠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转而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源泉，大力推行个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那些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金融掠夺”，《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年第1辑)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则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与证券市场价格上升一样，它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使居民敢于大规模举债以扩大个人消费。所以与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所谓“新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出现，在当时股市异常飙升的刺激下，储蓄率从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时家庭借贷则急剧上升，在1993-1999年期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R·布伦纳：“繁荣与泡沫”，《新左派评论》2000年11-12月号，第26页;R·泼林：“克林顿经济学的剖析”，《新左派评论》2000年5-6月号，第33页) 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债务消费的狂热再起。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金融掠夺”，《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年第1辑，第33页)在2000-2007年的短短八年，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到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这八年间，实际GDP的增长不过区区的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更是微不足道的2.1%。(计算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9年，统计附录，第374、376、284、340页)所以实际情况是，美国通过金融化全球化所推动的债务扩张，刺激了表面旺盛的个人消费支出，进而带动了商品进口和国内供给的增长。巨额个人债务的增长，又巩固着美国的国际金融霸权地位。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规模十分巨大，结果必然加剧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由金融债务驱动的消费过度掩盖着实际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在金融化全球化条件下，看美国的生产过剩不能仅看其国内的工业产出，还应该包括巨额的产品进口;同样，看美国的需求不足也不能仅看由债务支撑的个人消费支出。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作后盾而单纯由金融泡沫刺激起来的债务消费是极端虚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债务消费锐减，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此，问题在于，美国的积累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从2007-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中美国、欧洲和日本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的全面下降中反映出来。 回顾近二、三十年来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的世界经济，与其说来自如战后繁荣时期那样的利润扩大，不如说来自持续输出资本，注入资金，加强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加剧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然后在经济危机时期以“经济泡沫破裂” 和挽救金融市场为幌子进行金融掠夺的循环。在世界所有地区，金融资本的需要正在摧毁旧的生产和经济组织形式。马克思已经指出，资本寻求克服利润率持续下降趋势的办法之一是疯狂的金融冒险和直接犯罪。谈到这里，人们会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以操纵石油价格为主要特征的金融掠夺的所谓“石油美元体系”;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也会跃然眼前，但它们只是大量强盗性金融资本中的两个而已;更为著名和影响广泛的例子有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1992年英国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风暴和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等。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作者大卫·哈维认为这正是当前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大卫·哈维这样写道：“1973年之后所形成的强大的金融化浪潮已经完全展现出了其投机性和掠夺性的特征。股票促销、庞氏骗局(ponzischeme)、由通货膨胀而导致的整体资产的破坏、由合并和兼并所带来的资产剥离、债务责任水平的提高，使得大众甚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都陷入用劳役偿还债务的境地，以及公司诈骗、利用信贷和股票而进行资产剥夺(通过股市崩盘和公司倒闭来劫掠养老基金并使其彻底毁灭)——所有这些就是当前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大卫·哈维还想象了一下金融掠夺的数量：“金融危机通常会导致所有权和权力转移到那些能够保证自己的资产完整无缺和有权制造信贷的人手中，从这方面来说亚洲金融危机也不例外……毫无疑问，西方和日本的公司是最大的赢家……大规模的货币贬值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进的金融自由化和所推动的经济复苏相结合，甚至可能促成了世界各地在过去50年以来和平时期国内财富向国外所有者最大规模的转移，与之相比，拉丁美洲的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从国内转向美国所有者的手中，或墨西哥在1994年之后步拉丁美洲的后尘也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不妨稍微详细地回顾一下这种全球泡沫式循环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如此的令人不安，一开始便是石油危机频发的1970年代，更残忍的是美联储对1987年股票市场崩溃的反应是拧开金融笼头，影响之一是造成了日本的股票和地价泡沫，1990年代早期最终破灭，将日本送进一个至今还未恢复过来的通货紧缩和停滞的时期。 1994年，美联储在实行了简单的货币政策之后力求紧缩银根。这导致了美国的债券市场危机。流动资金的注入极大地促进了证券市场，推动了格林斯潘所谓的“非理性繁荣”。 1997年到l998年的亚洲危机推进了美国金融市场，因为资本要寻求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但是，在1998年9月到10月，那些资金被抽离出时，引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危机，美国注入了30亿美元进行紧急援助，才避免了一次金融灾难。2001年，美联储以进一步地降低利率来应对股票市场下滑。但这只不过进一步制造泡沫。美国的净外债(NIIP)已从1997年的 36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2.65万亿美元，到2004年估计上升到3.3万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近24%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种建立在金融掠夺掠基础上的“金融恐怖平衡”过程将会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结束吗?最新的事实证明不能。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次贷危机，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进入2008年秋，以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美林等公司相继被收购或倒闭为标志，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了。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下那些健忘者，与马克思1857年12月22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02号上发表的《欧洲的金融危机》中指出的“汉堡发生倒闭的事对于那些以为目前的危机是用纸币人为地哄抬价格造成的富于想像力的人，是一个有力的回答”一样，纽约和美国其他城市发生房价下降的事，对于那些以为目前的危机是虚拟资本(如大量金融衍生品)人为地制造财富泡沫造成的富于想象力的人，是一个有力的回答。总之，在真实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尚未完全展开之前(除非上帝让资本主义世界比1929年金融危机更幸运，否则，谁也无法能保证1929-1933年那样的经济危机不再重现)，资本主义又陷入一场以“经济泡沫破裂”和挽救金融市场为名的金融掠夺战中。因此，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的腐朽上面，以致使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甚至几十年地经受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金融掠夺体系而进行的危机循环。 事实上，美国资本主义追求全球支配权的动力源于世界经济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已彻底地粉碎了旧的秩序。应该看到，这不是一个美国的问题，而是体现了进入金融掠夺阶段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已走进了历史的困境。诚然，美国资本主义曾具有的巨大优势证明是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但同时，资产阶级也极大地依赖于工人阶层领导层的背叛。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必须以社会革命解决“帝国主义的复杂情况”，并为以社会主义方式重组全球经济而努力奋斗。我们将面临一个新的大规模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时代，一个新的革命的时期。 二、金融掠夺的实际过程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和沙特在1972年到1974年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规定欧佩克(OPEC)的石油销售只能用美元计价，形成以操纵石油价格为主要特征的金融掠夺的所谓“石油美元体系”。 当然，伴随着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主要产油区中东地区剧烈动荡的这种“石油美元体系”完全可以称为石油危机体系，因此，不但这种“石油美元体系”本身是极不稳定的，而且迫使金融掠夺的方式进一步发展。从19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一起接着一起，一起大过一起。 1985年，《广场协议》逼迫想说“不”的日本金融改革开放，1989～1991年日本金融危机，从此不再经济持续增长和政局高度稳定。“1990年7月，八个欧盟成员国完全取消了资本管制。”1992～1993年欧洲金融危机，“法兰西银行和德国联邦银行携手投入了三千亿美元用来保护欧洲货币体系”，遭金融家讥笑“用一只水桶和一块抹布去对付密西西比河水泛滥。”诺贝尔奖获得者墨顿·米勒总结：“1992年9月及1993年6月，这些中央银行赔的钱足够你们以及世界私营风险管理业中的其他人使用20年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席卷南美，泰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压力下开放资本账户，1997～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气愤地说道：“我们努力了40年才发展起来的经济，突然被人凭着数十亿美元的投机和见不得人的手法，在短短几个星期内便毁于一旦。” 与此同时，美国(废除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带领全球金融一体自由化，各类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各类金融机构赚得钵满盆丰，美元霸权如日中天，索罗斯呼风唤雨，对冲基金兴风作浪，作多点石成金，抛空所向披靡，打了英镑打泰铢，屡战屡胜。比如，1985年9月22日，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美、英、德、法、日五国财长会议。这是日本泡沫经济一个重要的背景事件。五国财长会后发表声明，决定联合行动，有秩序地使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该项声明被称作“广场协议”。不少著述认为，“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是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一个重要因素。到1987年末，日元升幅为43.5%，日经平均股价由1989年末的38915.87日元下降到1990年末的23848.71日元，跌幅达38.7%。 1992年的英国。英国为保持欧洲统一汇率机制，英镑高估。国际热钱趁机大量抛售英镑，买入德国马克，最终致英国耗尽2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并被迫将英镑贬值15%，同时退出统一汇率机制。而国际热钱从中净赚约20亿美元。 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外资抽逃，导致墨西哥外汇储备2天内减少40亿美元，汇率3天暴跌42.17%，股市2个月暴跌47.94%。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政府宣布比索一次性贬值15%，比索遭到热钱抛售。而此前，墨西哥为对抗通货膨胀，采取了比索高估的策略，并由此导致出口少进口多，外汇储备大量减少。为维持收支平衡，墨西哥又大量吸引外资进入，其中70%投资于短期证券。由此危机爆发。 1997年，热钱冲击波又从泰国引爆。泰国1992年开始全面取消资本管制，热钱进出无阻。为吸引外资，又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使本币高估。同时又不得不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贸易逆差，进而导致外债增加。而一旦外资大量流出，外汇储备不足，必然导致本币贬值。国际热钱正是看到这一点，先大量借泰铢，然后抛售，使泰铢大幅贬值，然后就可以用少量美元偿还，从中渔利。泰国经济由此遭到重击。56家银行被挤垮，泰铢贬值60%，股市狂泻70%，投机资本在几天之内就从泰国掠走40亿美元。金融危机随即席卷菲律宾、马来西亚、香港地区、韩国、印尼和日本，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还专门谴责过索罗斯等金融大鳄，指出这场金融危机至少给东南亚地区造成2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只是香港地区由于有内地强大外汇储备的支持，维持住了固定汇率，才挫败了国际炒家，使热钱以亏损约20亿美元收场。 当阿根廷金融风暴来临时，企业和民众为了躲避金融风险，纷纷将手中的阿根廷比索转换成美元，存入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的本地机构，仿佛这样就能确保自己财产的安全，但后来爆发的金融危机却证明其实不然，外资银行不仅没有成为安全的避难所，反而通过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和洗钱活动，令阿根廷民众蒙受了惨痛的财产损失。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之后，阿根廷警方在联邦法院的命令授权下，于2002年1月16日，对外资银行进行了三十多起突击搜查，搜查重点针对一些著名西方跨国大银行，包括美国的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以及西班牙、法国的银行等等。阿根廷联邦法院和议会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些外资银行涉嫌违法的滥用资金和资本外逃，将阿根廷民众三百亿美元存款转移海外，其中一件特别可疑的资本外逃案件，发生在2001年11月末，有385辆装甲卡车将数十亿巨额美金，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机场运往美国，还有大量资金通过其他较小的国际机场，运往的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一般都金融监管松弛，属于著名的全球金融洗钱中心。 阿根廷议员马里奥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前经济部长卡瓦略在美国的支持下，作出了类似殖民地的货币局制度安排，西方财团同阿根廷的少数的富翁勾结，通过高利率的外债、国债等形式进行掠夺，金融开放和外资银行提供了资本外逃渠道，十年来向海外输出了一千三百多亿美元财富。阿根廷议会还向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个花旗银行涉嫌洗钱证据的文件，指出花旗银行曾帮助阿根廷腐败官僚，包括前总统梅内姆的政界、财界密友，通过洗钱将大量资金转移海外账户。 墨顿·米勒进行这样的理论概括：“金融衍生工具最令人恐怖的地方就是财富的转移。” 通过图表，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对冲基金平均收益群峰高耸，恰好先后对应日本、欧洲、南美、亚洲的金融危机。(见图～l)。 图～1：全球对冲基金年平均收益，1990～2008年 (%) 注：对冲基金1990年610项，2000年3873项，2008年6月10294项。2008年的亏损数据截至8月底。其中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资产净值增长，1989年31.6%，1990年29.6%，1991年高达53.4%，1992年高达68.6%，1993年更高达72%。资料来源：Hedge Fund Research：“HFRI Fund Weighted Composite Index”。 长此以往20年以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物质生产向发展中国家大搬家，金融市场钱买钱、钱生钱的货币经济拔地而起。 下面还有关于金融掠夺的主战场之一——外汇交易的详细描述。英国《今日社会主义》刊登的《全球经济投机活动泛滥成灾》(编辑 Lynn Walsh译者：余治国来源：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一文这样描述投机活动泛滥：一个测量标准是外汇交易(FX)的急剧增长。2004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出版了第6本三年一出的外汇及其衍生品交易活动的观察报告。(BIS 出版社发布于 2004年9月28日，www.bis.org)传统外汇交易市场在2004年4月平均每日全球交易量上升到1.9万亿美元，以现行汇率计算比2001年4月上涨57%，以不变汇率计算则上涨36%。 另一个测量标准是汇率衍生品交易，衍生品是类似证券的复杂的工具，主要为了交易股份、债券、货币、远期、期权、掉期等等。衍生品交易也急剧增加。银行所卖的衍生品(所谓的场外交易衍生品)交易量，2004年4月平均每天增长到1.2万亿美元，以现行汇率计算比2001年4月上涨112%，以不变汇率计算则上涨77%。 1990年代的十年间，投机性活动有了一个巨大而连续不断的增长，全球化(主要是基于一小撮亚洲国家)加速，美国主导的泡沫经济膨胀。BIS全球外汇交易市场交易量的数字显示，每日平均交易量(以2004年汇率计算)，从1989年4月的6，500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4月的15，900亿美元。(BIS每季评论，2004年12月，P68) 然而，货币交易流通加速却在1998-2001年被打断，那段时间日平均交易量从15，900亿美元下降到13，800亿美元。BIS将下降部分归因于欧元的启动和主要银行程度不断加深的资本集中，BIS认为这降低了外汇需求，尤其在欧洲更是为明显。然而，交易下降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1997-199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亚洲国家的货币混乱与下跌，俄罗斯债务市场的倒塌，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LTCM)的接近崩溃。同时，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也急剧降低。银行、金融机构和富人们都暂时减少了高风险投资活动。此外，1997-1998年的危机之后紧接着就是结束于2000年的股票交易泡沫的崩溃。 自2001年以来，外汇交易市场又迎来了新的投机热潮。2000年的股票交易崩溃之后，大投资者再也不能通过股票[译者注：原文equities，指非固定收益证券]交易来赚大钱了。同时，低利率，尤其是美国的低利率(国际资本的涌入让美联储将基础利率降低到1%)，压低了债券市场交易的获利能力。于是，越来越多的投机者转而去买卖货币来获利。 另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不再与黄金保持固定汇率的美元的发行权利益，是令其他国家艳羡的“致富”手段，当然，这种手段丝毫也没有改变货币的本质(“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纸币已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收货币的饱和程度，明天纸币就会因商品流通发生变动而泛滥开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不过，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末，即使不谈有信用扫地的危险，它在商品世界毕竟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资本论》第一卷)，而是表现出一种彻头彻尾的“银行家的高尚的道德品质”(《资本论》第三卷)——货币发行权掠夺。 关于这一点，我们先回顾一下马克思的理论描述——伦敦的最大资本势力，当然是英格兰银行。但它的半国家机关的地位，使它不可能用这样粗暴的方式，来显示它的统治力量。尽管如此，它还是清楚地知道要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来牟取私利，特别是从1844年银行法公布以来。 英格兰银行有14553000镑资本，此外还支配着大约300万镑“结余”即尚未分配的利润，以及政府在税收等名义下收入的全部货币，这些货币必须存入英格兰银行，直到需用的时候才提取。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存款(平时大约有3000万镑)和没有准备金而发行的银行券的数目，我们就会觉得纽马奇的下述估计还是比较适中的，他说(银行法，1857年第1889号)：“我相信，经常在(伦敦)货币市场上使用的基金总额大约有12000万镑，在这12000万镑中，英格兰银行支配着很大一部分，大约15—20%。” 英格兰银行不用库内的金属贮藏作准备金而发行银行券时，它创造了一些价值符号，对它来说，它们不仅是流通手段，而且还按没有准备金的银行券的票面总额，形成了追加的——虽然是虚拟的——资本。并且这一追加的资本，会为它提供追加的利润。——银行法，1857年，威尔逊问纽马奇：(第1563号)“银行本行的银行券流通，即保留在公众手中的平均数额，是该行有效资本的一种追加，是不是?——一点不错。”——(第1564号)“所以，银行从这个流通得到的全部利润，都是从信用产生，而不是从它实际握有的资本产生的吗?——一点不错。” 当然，这对发行银行券的私人银行来说也是适用的。纽马奇在他的回答(第1866—1868号)中认为，这些银行所发行的全部银行券的三分之二(对其余的三分之一，这些银行必须持有金属准备)是“同额资本的创造”，因为这个数额的硬币被节约下来了。银行家的利润，也许不会因此就比其他资本家的利润更大。事实仍然是，他们从硬币的这种国民节约中获得了利润。国民节约表现为私人的利润，这件事丝毫也没有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震惊，因为利润本来就是对国民劳动的占有。例如，还有什么比1797年至1817年的英格兰银行的下述做法更荒谬的吗?它的银行券只是因为国家的支持才具有信用;它能把这些银行券由纸变为货币，然后贷给国家，也是国家给与它的权力;但是它却要国家，也就是公众以国债利息的形式对这种权力付给报酬。(《资本论》第三卷) 现在，再来看在当代令其他国家央行艳羡的美元发行利益，就不难发现，这不过是除了不用金属储备发行银行券以外，还不用金属储备直接发行钞票而已。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仍然维持着主要储备货币、主要结算和支付手段的霸主地位，与欧元(前期为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和日元相比仍然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美国凭借美元发行权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的方式包括：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更无节制地不用金属储备发行美元纸币换取他国的商品、劳务和实物资源;通过美元贬值，导致国外债权的缩水和美国债务的减轻;以及规避汇率风险，获得风险规避的成本节约等。当然，如果美元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随时有信用扫地的危险。 而且，像“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在它对市场利息率的调节上显示出来”(《资本论》第三卷)一样，美联储的权力，也在它对市场利息率的调节上显示出来，并且总是获得巨额利润。 当然，这对发行货币的其他国家央行来说也是适用的，只存在收益与美联储的数额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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