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以来社会巨变引发重大问题的数据记录

　　第二组数据按职务、级别、原任职部门分类

　　1、政治局委员4人(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徐才厚)，副国级2人(成克杰、苏荣)

　　2、省直辖市委书记7人：北京陈希同、上海陈良宇、重庆薄熙来、贵州刘方仁、河北程维高、 江西(青海、甘肃)苏荣、云南高严

　　3、省长6人：海南梁湘，云南李嘉庭、广西成克杰、山西于幼军、江西倪献策 湖北张国光

　　4、省人大主任 人 3人：除四个直辖市外，27个省区委书记都兼人大主任，3人犯罪。

　　5、省市政协主席6人：天津宋平顺、黑龙江韩桂芝、山东孙淑义、广东陈绍基、贵州黄瑶、 四川李崇禧

　　6、国务院现有的65个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除了4 个 归中共中央直属管理外，还有61个部门、机构。其中有20多个部门、单位 被查处副部级及以上干部违法违纪。有：公安部长陶驷驹、铁道部长刘志军、 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统计局长邱晓华、食药品监管局长郑筱茰、民航局长 沈图、国资委主任陈同海、蒋洁敏等8个部门、机构正职，还有15个部门 机构的多个副职或一个副职共44人。总计52人，11名正部级。被查处的司局级、处级干部几乎遍布中央国家机关所有部门。尤其是经济管理部门和金融系统是官员腐败的重灾区。

　　高官腐败的重灾区--省级、副省级大城市情况汇集

　　以下47个城市中，有15个是副省级大城市，有17个省会城市、15个非省会城市(共32个，都是地级市)。这47个城市的四大领导班子的一把手，都是副省级干部。

　　5个计划单列市：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

　　10个副省级省会城市：哈尔滨、长春、沈阳、西安、成都、济南、杭州、南京、武汉、 广州

　　17个省会地级城市;呼和浩特、石家庄、银川、太原、郑州、长沙、合肥、兰 州、西宁、 乌鲁木齐、拉萨、昆明、贵阳、南宁、南昌、福州、海口

　　15个较大地级城市：唐山、大同、包头、鞍山、抚顺、吉林、齐齐哈尔、无锡、淮南、洛 阳、淄博、邯郸、本溪、苏州、徐州

　　4个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10个副省级城市，是出现腐败高官的重灾区

　　4个直辖市

　　北京：市委书记1人、副市长2人、人大、政协副职各1人，中关村高科技园所在的海淀 区长1人

　　天津：政协主席1人、市检察院捡察长1人、市委常委兼滨海新区书记1人、大学校长1 人

　　上海：市委书记1人(曾任黄浦区长、副市长、市长、书记)，带出8个市委、政府核心 部门正职、11名国企负责人犯罪

　　重庆：市委书记1人、副市长3人(包括王立军，秦昌典、谭栖伟长期任副市长、都在人 大副主任职务上被调查)、政协副主席1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人;市委、政 府核心部门、辖区区级正职10多人

　　5个计划单列市

　　深圳：市委书记1人、市长三任3人(梁湘市长、书记兼任，于幼军、许宗衡),副市 长转任人大副主任1人王炬，副市长梁道行(曾任罗湖区区长、宝安区委书记、南 山区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市政协副主席黄志光(曾先后任宝安区区长、区委书记， 调任汕头市市长、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又升任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虞德海(由南山区委书记升任，又调任宝安区委书记)

　　值得汇总的是深圳市所属4个经济特区、2个非经济特区的主要官员被查处情况。

　　市辖4个经济特区：福田区(深圳市政府所在地)区委书记李平;罗湖区区委书记刘学强、 副区长戴飞欧、公安分局局长安惠君;南山区区长何初本、区人大主任彭虎、政协 主席温玲、副区长赵广华、副区长魏振雄、人大副主任韩江、区监察长王泽民;盐 田区安监局长姜维谦

　　市辖2个非经济特区：龙岗区区委书记余伟良、区政协主席陈胜兴、赖剑秋、副区长钟新 明、政协副主席钟华兴;宝安区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海玲

　　另外还有市委、市政府10多个办事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被查处。

　　厦门：远华集团走私大案牵出：市委书记石兆彬、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解放军少将姬 德胜，7名副市级(赵克明、蓝甫、张宗绪、刘丰、郭晓菱、苏水利、林金栋)、3 名厅级，300多名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

　　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副书记徐福宁(调任湖州市委书记，因在宁波腐败被判10年)，

　　常委常务副市长谢建邦

　　青岛：市委书记杜世诚、副市长罗永明、张锐，涉及市党政核心部门一把手多人

　　大连：市委书记兼市长薄熙来，城市规划局长，两大企业老总

　　10个副省级省会城市

　　哈尔滨：市长李嘉廷(后升任云南副省长、省长)，市委书记田风山(后升任黑龙江省长、 国土资源部长)，常务副市长朱胜文

　　长春：市委书记兼市人大主任米风君(也任过市长)，副市长升任副书记田忠，涉及市委 政府要害部门多人

　　沈阳：“慕马大案”，查处副书记市长慕绥新、常委副市长马向东(死刑)，市委书记升任 辽宁省长、调任湖北省长的张国光，涉及16名正副厅局干部

　　成都：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李春成、常委宣传部长高永、常委组织部长赵苗

　　南京：王武龙先后任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兼市人大主任(转任江苏省人大副主任)，

　　市长季建业，副市长钟裕辉

　　济南：市委书记孙淑义(后升任山东省政协主席)、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段义和(后升任济 南市人大主任)、常委副市长郭作贵、政协副主席李兴春

　　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副市长曹鉴燎

　　武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世洪、人大副主任罗长刚、副市长李涛

　　杭州：副市长许迈永(已处决)、副市长叶德范

　　西安：陕西的腐败重灾区在宝鸡市(市委书记市长庞家钰升省级被判刑)、咸阳市(市委 书记市长李堂堂升省级被判刑)，而西安尚无市级腐败官员被曝光

　　高官腐败重灾区19个大城市情况汇集数据：18个城市都有2个以上副市级官员被查处;15个城市的市委书记、14个城市的市长(薄熙来未任过重庆市长)被查处。尤其是5个计划单列市(享受省级财权、事权，深圳、厦门又是国家经济特区)，市委书记都是由市长升任，受贿贪污、生活腐化堕落、滥用权力的行为，给5个市所在区域、给全国，给中国共产党形象和作风，造成了极大坏影响和致命伤害。

　　特别是深圳国家经济特区，更是市级、市辖区级主要官员贪污腐败、公权私有的高发区。三任市长，南山区、宝安区的书记、区长，都是前腐后继，国法党纪，对他们没有任何管束力，他们都在寻找“靠山”和保护伞!结果是树倒猢狲散。

 　　2、外逃国家干部、国企高管及大型国企民企高管犯罪

　　第三组数据，外逃官员、企业管理人员

　　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资料显示，中国外逃的4000多名贪官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87.5%，其他部门约占12.5%。但是要准确估计出中国外逃贪官的人数，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1988年至2002年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从1990年开始，资金外逃额在每年100亿美元上下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

　　一份题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引用中国社科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http://news.hexun.com/2011-06-16/130596858.html)

　　有消息称1992年至2007年6月15年间，中国外逃省部级官员87人;厅级官员2240人;处级19590人。这些外逃贪官几乎都是“裸官”，携带出境资金一万亿元以上。(详细文章参考：http://bbs.swsm.net/thread-34370-1-1.html)

　　确切数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每届或每年人大会议作的报告。

　　l 最高检察院向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总结2003年3月~~2008年3月工作)：

　　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加强统一指挥和协调，对重大复杂案件由上级检察院直接查办、派员参办或异地交办。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35255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大案、要案占立案数的比例分别从2003年的46.8%和6.3%上升为2007年的58.3%和6.6%。完善境内外追逃追赃机制，对在逃的5724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已抓获4547名，追缴赃款赃物244.8亿多元。

　　l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3年)

　　2000年以来，与公安机关联合开展追逃行动，共捕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5115名。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20多亿元。

　　l 最高人民检察院2009年工作报告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境内外追逃工作，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00名。

　　l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0年工作报告

　　加强境内外追逃追赃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129人，追缴赃款赃物计71.2亿元。

　　l 最高检察院2011年工作报告

　　依法严肃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909件44085人，同比分别增加1.4%和6.1%。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224件，同比增加0.2%;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含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同比增加2%。加大查办行贿犯罪力度，立案侦查行贿犯罪嫌疑人3969人，同比增加24.3%。健全境内外追逃追赃机制，会同有关部门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82人，追缴赃款赃物计74亿元。

　　l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工作报告

　　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对4217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比增加6.%。加强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完善境内外追赃追逃机制，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77.9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

　　以上最高检察院12年来(2000—2012)数据合计：已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4904人;追缴赃款近600多亿元。实际上还有大量外逃赃款、在逃人员没有追回。《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里的外逃人数1.6万到1.8万,携带款项8000亿,基本可信.

　　今年2月关于裸官的任职限制和裸官监管的调研报告引起国人的热议。广东省委文件规定，裸官不得担任重要部门的党政一把手。社科院法治研究所公布了我国第一份《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法治蓝皮书2012 有如下原文：认可其配偶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选项上，在被调查人员中，省部级有33.3%，司局级为41.4%，县处级为38.6%，科级为42.0%，科级以下为33.7%，选择认同。

　　“裸官”，是指那些将配偶子女和资产都移民或转移到国(境)外的公职人员。说起“裸官”，人们马上会想起铁道部的贪腐大鳄张曙光、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等等。

　　一个稍有为民、为党、为国奉献意识的官员都会站在“裸官”的“对岸”，而官员在官员及其家属的国别身份问题上，有近四成的官员认可“裸官”，这是一件多么伤不起的事情，民众伤不起，党和国家更伤不起。

　　一个官员，从贪污受贿，到把钱财、子女家人转移到境外、国外，再由自己以假身份证出逃，逃离了工作岗位，才被发现。这本身就是没有监管!成千上万的官员外逃，卷走了数千亿国有资产，才去研究怎样治理，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在职的公务员中，科级、司局级认可其配偶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的，都在41%以上，县处级在38.8%，其中有很值得探讨的深刻问题。

　　这也不是单单一个裸官治理问题，它同整个干部管理的政治理念和思路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