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以来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

　　三、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后果评估

　　从后果看，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总体上没有达到目的。但近年来，对我国价值观体系建设和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出现危机以及部分人的价值观趋于西方化等，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状况。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 部分人的价值观趋于西方化

　　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碰撞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是国内意识形态外溢效应造成，比如东亚民族主义高涨;有的是把国内标准国际化导致，比如美国抛出的“邪恶轴心”论导致与部分国家的对抗，并集中表现为全球化与地区化、现代性与本土化的各种冲突和矛盾。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Ahhusser，1918—1990)认为，统治阶级可以拥有两种方式进行统治，即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随着现代传媒的出现，媒体也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之一。在美国，由于越来越多的民众依赖于媒体，需要通过媒体获取所需信息，所以说“媒体也成为了影响受众的最有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8]。

　　价值观主要由思想、模式、制度、文化和文明等要素构成，而且相互影响、融合和渗透，这些要素被抽象概括之后，就凝缩成了价值观。中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价值观之争。美国对华持之以恒地实施和平演变策略，就是通过一“破”一“立”来展开的。通过传播，“立”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破”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华文明价值观。美国对中国价值观攻势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和平演变中国，二是诋毁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伦理道德基础，让中国人重新恢复一盘散沙的局面，美国实现“不战而胜”。美国对华和平演变的根本要旨在于消除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让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美国兰德公司曾建议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实施三步走，即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合围;第三步是在前两招都失效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来与中国对抗。

　　随着世界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伴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给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通过对全球网络媒体的控制和对中国的影响实施意识形态输出，已经并正在继续改变着中国部分人的价值观朝着西化方向发展。

　　(二) 极少数人成为西方代理人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试图在华寻找代理人，这些代理人既有在国外的，也有在国内的;既有制定政策的，也有公众人物。随着美国转型外交的逐步推进，寻找代理人还成为驻外使馆的重要任务。美国十分注重凭借其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优势，在世界各地寻找代理人，尤其把重点放在中国国内精英群体身上，试图把他们培养成为美式自由和民主的代理人和代言人。

　　“无论是一个合格的国家领导人还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天才，其背后往往有着一支强干的精英队伍加以辅佐”[9]。对于国家而言，社会精英主要由政界精英、商界精英、军界精英、学术界精英和艺术界精英构成，精英集团对国家领导人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精英集团最了解国情以及真实国家利益之所在，因而他们有能力也最有机会向国家领导人提出国家战略方面的思考和建议。“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下，领袖个人在对外决策、特别是对外战略决策中的作用都是极为重要的。这是由领导人在国家对外事务的特殊地位以及对外事务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⑩。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和培植代理人，对美国来说是由来已久。早在1945年，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在一次演说中说，要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挖出来，清除和庸俗化他们的道德基础;要把主要赌注押在青年身上，并让它变质、发霉、腐烂。这段话被苏联前总理尼·伊·雷日科夫所著《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一书引用。雷日科夫说：“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不过，我当然绝不会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11]。在培养代理人上，美国主要通过资助中国国内一些组织、行业精英以及其他有影响力人士从事相关学术研究以及帮助出国留学等多种途径，借此间接树立美国自由民主形象，培养越来越多符合美国价值观要求的各类人才。

　　美国利用科技教育优势，不断从世界各国选拔学生赴美留学，培养、驯化他们西方式尤其是美国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通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本土网罗高技术人才，从中培养所谓的“白领文化”阶层[12]。美国政府把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中国青年一代身上，将专项援助转向年轻一代，由美国国务院主办，制定了形形色色的青年学者交换计划，实行软渗透。不仅如此，“美国还有计划有目的地把本国教师、传教士、医生等派往这些国家从事志愿者，向国外免费赠送录像带、图书、杂志等。这些活动⋯⋯隐含了美国自身的战略意图，即培养了国外亲美势力，同时美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也被传播到海外。一些有‘远见的’美国政治家更是提出，要着眼于在各国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要在发展中国家拉拢国内政治、宗教领域内‘持不同政见者’，培植西方政治思想武装起来的西方利益代理人”[13]。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略不仅给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造成阻碍，还对我国改革发展各领域都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包括有些人迎合西方敌对势力的叫嚣，不分青红皂白，不顾具体国情地极力高喊“自由”、“民主”的口号与党和政府唱反调。主要表现在：鼓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反对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主张政治多党化、国家联邦化、军队国家化、经济私有化，鼓吹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等等。

　　(三) 国家向心力有所松动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同时也导致我国出现国家认同危机的可能，使得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有所松动，其最终目的是要消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在言论自由、舆论民主的表象下控制着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话语权，就是为了制造中国党和政府的执政危机，松动国家的向心力、弱化民族凝聚力。美国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一系列图谋，直接侵蚀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在政治领域，政治多党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经济领域，“国有经济是垄断，是对全民财富的掠夺”等声音也渐强，经济运行市场化、国有经济私有化的声音常常不绝于耳;在国家安全领域，“军队国家化”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认为军队只应属于国家，而不能党指挥枪;等等。这一系列反对的声音不断地在调高调门，充分说明在当前各种文化相互碰撞、激烈竞争的国际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的斗争将是复杂的、长期的、艰巨的，有时还会表现得异常尖锐。

　　美国意识形态对华传播手段更趋多样化。他们意图通过推行国际世贸规则，使中国逐步接受美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和思维方式，通过扩大世界贸易，更大范围地带动和促进美国文化的传播，通过服务贸易的广泛开展和大量影视作品的输出，多渠道传播西方生活方式，象遍布中国各大中城市的4000多家“肯德基”、“麦当劳”门店等快餐文化产品[14]，都在有意无意和有形无形中改变着国民的消费观念，深层次地影响着国民对美国形象的看法。美国还通过经济制裁极力推行西方价值观，通过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促使国家的某些改革措施按照西方的意图推进。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曾经直言，当对美国的模仿遍及世界时，它就对美国行使间接的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更为适宜的环境。近年来，中美经贸问题的政治化以及中国国内诸多不稳定因素，如藏独分子猖獗、疆独分子恣意妄为、非法地下教会有蔓延之势以及大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等等，都有美国等西方势力施加影响和渗透的影子，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四) 西方基督教影响有蔓延扩大趋势

　　宗教在美国意识形态输出和外交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9·11”事件以后，美国更加注重对华基督教传播。冷战结束尤其是“9·11”之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反恐”因素和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更加凸显，提升了宗教在美国国家战略和全球推广民主战略中的地位。他们认为，“在现代世界里，宗教是主要的，可能是惟一的感召和动员人们的核心力量”[15]，已经到了在宗教领域开展一场对华“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的时候了，宗教由此成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最新载体，在对华宗教政策上，美国越来越多地采取具体的、单边主义的直接行动，呈现出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和大众化趋势[6]。

　　继在“人权”问题上提出“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后，美国开始把“宗教自由”提高到“第一自由”的高度来认识，把“宗教自由”上升到美国“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来对待。这种宗教输出实质是对中国的新政治攻势，成为美国推广全球民主制度的重要补充。

　　近年来，基督教在华呈非常规扩张趋势有其深刻国际背景。美国通常鼓励家庭教会等非法基督教组织形式拒斥“三自”传统，在宗教领域挑战中国的文化主权。极少数所谓基督徒已经或正在沦为文化汉奸和反华反共势力的“特别纵队”。基督徒作为中国渐趋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正在逐步浮出水面，改变着中国人的信仰体系结构。据2010年《宗教蓝皮书》透露，中国现有基督徒约站全国人口总数1.8%，总体估计为2305万人;我国女性基督教徒明显多于男性，占69.9%，男性基督徒占30.1%;从受教育程度看，半数以上基督教徒学历水平较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占54.6%)，初中学历者占32.7%，中专及高中学历者占10.1%，大专及以上学历占2.6%。

　　美国不断加大在留美华人知识分子和海外民运分子中发展基督徒，并希望通过他们促使中国政治的基督化，并把同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并肩作战作为推进中国政治基督化的重要步骤，其用心就是为了从信仰的深层次颠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基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思想根基。美国敌对势力还关注中国家庭教会建设，要把中国大量的家庭教会成员发展成为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精神支柱和重要组织基础，寄希望于中国家庭教会能够联合起来“走出共产主义的红色海洋”。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实施强势渗透、内外部多头并进的整体攻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应对措施。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不管采取什么原则和途径，具有哪些特点，最终对中国产生的影响都要通过国内的因素起作用。与其说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少部分人的价值观西方化、极少数人成为西方代理人、国家向心力有所松动、西方宗教影响有蔓延扩大趋势，倒不如说我们在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和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我们必须站在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安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改革发展事件的指导地位，把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与应对和推进国家改革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和推进国家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气魄和胸襟，全力推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合力推进、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保障。

　　注：

　　①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吕德宏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②唐勇、常酷、王鸿刚：《推动“颜色革命”，索罗斯基金会向全球渗透》，《环球时报)2005年4月18日。

　　③【美】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张茂明译，《战略与管理)2OO1年第3期。原载美国Foreign Afairs，2000年1—2月号。赖斯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④王丰丰、任海军、梁金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记中美两国人文交流四十年》，www.gov.cn，2011年4月12日，来源：新华社。

　　⑤【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6]Morrell Heald and Lawrence s.Kaplan.Culture and Diplomacy：the American Experience.Greenwood Press，1977：4.转引自宋志艳《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渊源》，《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10年第l期。

　　⑦张宏毅：《美国是如何从意识形态上影响赫鲁晓夫的》，《国际论坛)2010年7月。

　　⑧曹菁：{21世纪初美国战时媒体的意识形态性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科)2oo9年第9期。

　　⑨⑩李景治等：《国际战略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36页。

　　[11]【俄】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12][13]郝保权：《对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意涵的战略沉思》，《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o9年第3期。

　　[14]截至2010年6月，中国的肯得基门店数量突破3000家;截至2009年底，中国的麦当劳门店数量为1135家。

　　[1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16]徐以骅：《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政策》，《和平与发展)2oo8年第1期。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