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以来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

“9•11”以来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

作者：董德 侯惠勤 发布时间：2014-07-09 来源：乌有之乡 

“9•11”以后，美国对华奉行接触加遏制战略。伴随着对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追求、固有的资本主义扩张本能、霸权主义的思维和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呈现出整体推进、重点突出、互相呼应、逐步推进等特点。

　　“9·11”以来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是美国全球民主战略和对华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华实施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这一战略既有意识形态作为一般文化现象的运行特征，又有针对中国国情的特殊内容，其最大特点是借助所谓“普世价值”宣扬西方自由民主观，破坏乃至摧毁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和信仰基础，试图在中国推行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最终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文化附庸。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形势面临新的挑战。这一新挑战以2001年的“9·11”事件为重要标志，该事件的发生彻底打破了美国的传统国家安全观，重创了美国因地缘优势而产生的特有自豪感和自信心。由于本土东临大西洋、西靠太平洋，且南北无强邻，这一天然屏障历来是美国赖以自豪且高枕无忧的“定心丸”。“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不仅没有对事件深层原因进行深刻剖析，反而变本加厉地强化了霸权主义思维。美国出于反共主义、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考虑，进一步增加了对一切非西方文明包括社会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敌视，加快了全球民主扩张的进程。中国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既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赛跑的万里征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重要转折点，同时也使美国增加了对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担忧和戒备心理。为此，美国综合采取“硬”的和“软”的两手，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综合打压与遏制，并渐趋成形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

　　一、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基本原则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美国感到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受到威胁和挑战，因此，对华实施意识形态输出也随之得以拓展和强化。受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美国总统、国会及参众两院选举中的中国因素越来越大，加之“台独”势力、西藏分裂势力、“疆独”分子、海外民运分子和基督教右翼均在美国政界频繁游说活动，使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受到来自国内外多方政治力量的影响、制约和钳制。美国坚决反共的思想动因决定了对华意识形态始终遵从一种战略攻势和霸权主义思维。正如有美国学者所说，“美国采取的是鲜为人知的武器，利用‘人权’、‘民主’作为2l世纪版的鸦片战争的武器，迫使中国敞开自己，接受美国的超级大国统治”。综合来看，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坚决反共

　　美国反共意识形态由来已久。二战结束前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严重冲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国际共运出现新气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冲突引起资本主义世界对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极大恐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样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大威胁。

　　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对美国意识形态的最严重挑战，这种挑战是生与死的较量和你死我活的斗争。美国认为，他们如果不在这场挑战中取胜，美国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只有树立强烈忧患意识，维护现存民主政治制度，才能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美国把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加以对待。不仅如此，美国还要在全世界抵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担当起领导世界民主革命的角色，以此来共同抵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最终在全世界完成“保护自由”的使命。这种使命感促使美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际共运的反应相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更为敏感，在西方国家中的反共立场也更为坚定和持久。

　　(二) 全面渗透

　　美国对华全面渗透是指依靠其影响力，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多种形式来渗透和影响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从而达到改变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削弱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说：“‘革命’不应被引向防御工事，不应在街道上，而应在平民的思想78里。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到最后，它终将导致‘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②。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曾说，对中国施加影响和意识形态输出，要依靠诸如“信息传播、中国年轻人通过教育交流和培训接触美国价值观以及不靠国家维持生计的企业家阶层的发展”⑧等途径，以求对中国社会产生更强烈影响。这集中体现了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全面渗透的基本思路。

　　全面渗透的渠道主要通过增加接触与合作来进行。奥巴马在(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美国要“与其它国家展开接触。这一接触政策的基石是美国与我们的欧洲、亚洲、美洲及中东地区亲密盟友的关系。这种关系植根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他还说，美国还“将寻求与敌对国家开展接触，试探其意图，给其政府改弦更张的机会，与其民众接触，促进达成国际共识”。前不久发生的陈光诚事件就是其接触战略比较典型的例子，这揭示了美国对华接触的根本目的和实质，即通过与中国接触，伴随着宣传所谓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采取对华意识形态实施强势输出态势。

　　美国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既可能选择走与美国合作的道路，也可能选择与美国对抗的路线。在实施“鼓励中国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进程，使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相互协调”的过程中，美国竭力引导中国向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这恰恰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时硬时软、又拉又打的思想基础，而这一策略对待朝鲜就不管用，因为朝鲜奉行的是基本不接触、不合作路线，搞得美国一头雾水。在此关键时刻，美国希望通过加强全面渗透来“帮助”中国作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

　　基于这一认识，美国不断搭建平台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与交流，包括文化交流、互派学者和学生等。仅发放赴美留学的学生签证一项，美国国务院2005年在中国大陆发放2.1万份学生签证，到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11.3万份，五年间增长了近五倍多。

　　(三) 主动干涉

　　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论美国对外政策双重性时说：“二十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它社会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干涉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5]。许多美国人把全球化理解为美国化。美国历史学家莫雷尔·希尔德等在《文化与外交》中写道：“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仰，即美国在与外部世界关系中享有一种任何其它国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⑥。

　　由于美国的宗教信仰，他们把在全球推广美式民主价值观当成义不容辞的宗教使命，并坚信美国特有的民主制度一定能得到输出对象国的接受和认同。攻击性文化基因使美国在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时奉行主动干涉原则。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如在白宫会见达赖、经常指责中国人权、利用外交途径批评中国民主状况等。

　　(四) 充分利用

　　本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扩大，美国不得不充分利用中国的发展来为本国谋求更多利益。

　　“9·11”事件后，全球反恐虽然密切了中美的联系与沟通，但美国继续启用大批“冷战专家”和反共分子组成的外交决策班子，对华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进一步加重。美中两国的反恐合作只是暂时掩盖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未改变对华接触与遏制的企图，相反，还促成了美国霸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扩张，进一步强化了反共反华倾向。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全球化的目的在于从发展中国家获取高额利润并占领亚洲市场，这既可瓦解以传统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旧秩序，又可强化美国主导的以资本为纽带的国际新秩序。中国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潜在对手，也让中国成为美国无法放弃的全球最大的市场。“9·11”事件后，尽管美国极力奉行西化、分化、弱化中国的战略依然不遗余力，自奥巴马上台以来，尤其重视利用国际规则、多边机制、非政府组织等软的手段来处理国际事务和应对全球挑战，美国认识到充分利用中国能够为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更好地服务。

　　(五) 适度克制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德国商报》发文指出：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将给两个社会造成消耗并危及世界和平。这一判断成为中美两国在关键问题上尽可能合作，不搞激化矛盾和对抗的基本指导原则。为此，适度克制原则正是基于全球化迅速发展以及中美对共同利益追求的需要，基于对解决现实国际安全问题的共同需要而采取的基本原则。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前全球性问题已经无法仅仅依靠美国或者中国一国力量得以解决，美中两国必须合作才能使相关国际问题顺利解决。因此，适度克制就成为美国在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考量。

　　最近几年，美国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就中美关系发表讲话时尽量用正面积极话语来表达，甚至军方都力求避免用咄咄逼人的口气来谈论对华战略，这些都是适度克制原则的具体体现。适度克制并非一味退让，更不是真的克制，而是在形式上试图通过话语表述的柔性化、形式上的人道主义来换取国际社会的支持，真正目的仍是强化对中国的钳制，只是希望通过所谓的话语上的“适度克制”来给中国人“面子”，借此避免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和对抗。

　　二、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的主要表现

　　“9·11”以后，美国对华奉行接触加遏制战略。接触是为了探底、影响和引领，是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遏制是为了规范和约束中国发展不致于对美国全球战略形成挑战。伴随着对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追求、固有的资本主义扩张本能、霸权主义的思维和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呈现出整体推进、重点突出、互相呼应、逐步推进等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和平演变与非和平打压并举

　　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就开始奉行“共产主义等于反民主”的观念。如今，中国的发展成就和面貌已经今非昔比，现代化建设正逐步呈现出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这是美国所极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美国仍然视中国为“非民主国家”。与1989年前后公然叫嚣社会主义在中国即将消亡不同，“9·11”事件后美国对华实施西化、分化策略和意识形态输出的手法更趋隐蔽、更加柔性、更带欺骗性。美国认识到，对付中国这样一个不断发展壮大且与美国具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大国，仅仅依靠传统经济制裁、军事围堵等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对重塑美国形象无益，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整合运用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和外交等多种“软”的手段。美国还利用中国周边国家众多的地缘特点，不断拨弄是非、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给中国发展钉“锲子”，干扰和分散中国发展国内经济的注意力。近来为了配合重返亚太战略，美国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支持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东盟有关国家、在西藏问题上支持达赖分裂势力，还通过增加在亚洲地区军事存在，在中国周边制造事端或紧张气氛。在策略上，顺应意识形态领域的感性化、学术化和日常生活化趋势，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实施对中国发展各领域的意识形态输出，这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 外部影响与内部渗透并举

　　“9·11”事件后，美国对华更加注重运用外部影响和内部渗透双管齐下的手段。奥巴马上台后，把主要精力聚焦于亚太尤其是中国。美国不仅在军事上要重返亚洲，而且还试图把“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运动从中东推向中国，试图从外部寻找突破口来西化中国，主要措施有：在学术上，向中国推介西方核心价值观，包括政治多党化、经济私有化以及“意识形态终结”等反动主张，企图从思想层面消融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的理论根基和共产党执政基础;在文化艺术上，向中国输出大量文艺和影视作品，在国民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层面逐步同化中国，增加中国对美国的情感认同和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离心力，瓦解中国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石;在舆论上，不断要求或呼吁中国必须开放互联网管制，实质是想利用和通过五亿网民来煽动舆论、制造混乱、扰乱社会秩序，为和平演变奠定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从战略上培养未来能够认同美国民主价值观的青年群体，逐步侵蚀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内部渗透。赖斯“转型外交”理念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外交开始实现重大转型。为实施转型外交，美国一方面重视传统外交，增加驻华外交官人数，扩大在华工作任务边界和范围，另一方面，更加重视依托公共外交的力量来展开对华渗透，包括扩大对华民间交往、大幅增加赴美留学生和访学签证，以便让更多的学生学者增加对美国的接触、了解和文化认同。美国还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力，培养中国民众的亲美情节和反政府情绪，尤其重视培植新生代“民主精英”，寻找和培植反政府势力从事各种渗透或破坏活动，试图促使中国发生“颜色革命”。

　　(三) 政府牵头与多方参与并举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主体主要包括政府组织(如白宫、国会、国防部、美国情报界、新闻署、国际开发署等联邦政府及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包括智库和基金会)以及媒体等，其中主导者就是美国政府，这些主体互相呼应、各有分工，配合也较密切。他们分别扮演不同角色、发挥不同作用，由此构成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全面多层、整合推进的输出格局，他们既是意识形态输出的战略谋划者、策略制定者，又是意识形态输出的具体实施者、操作者。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客体，主要包括中国国内的精英人物、公众人物和普通民众，重点是我国各行业精英人物，他们主要包括我国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z)、企业界、学术界和文艺界等有影响力的精英人物和公众人物。美国深知，依靠对精英人物进行意识形态输出，改变和重塑他们的价值观，向他们灌输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美式民主价值观，是对华和平演变的重要战略步骤。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围绕中国内部事务进行有针对性的干涉。如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介入，就是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进行破坏活动。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统计，“9.11”以后，美国政府拨给香港有关组织的经费不断上升，经费拨付渠道主要通过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等组织执行具体项目计划，这些项目包括2003年组织力量干预《基本法》的立法、组织进行反对中央政府的游行以及资助反对党开展活动等，内容涵盖香港民主政治建设和普选等各个领域。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在全球推广民主与人权计划，同时给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设置障碍。

　　(四) 美国领导与盟国配合并举

　　“9·11”之后，美国更加强调西方对华同盟的集体行动，共同对华施压，即由美国领导、盟国配合，共同反制和影响中国的工作模式。美国对华西化分化战略往往同时并用，把重点聚焦在干涉我国西藏主权等问题上。“9·11”以来，美国总统基本上每年都与达赖会面。与之呼应，在美国操纵下，西方盟国紧随其后，无端指责和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提出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处理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德、法、英、加政府总理频繁会见达赖就是典型例证。西方国家政府高层官员会见达赖，看似一个个孤立事件，实际上都由美国在主导，美国利用本国总统频繁会见、西方盟国总理先后会见达赖，目的就是为了密集制造舆论，企图把西藏问题国际化、常态化，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