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改革需要建立全民效率核算机制

　　三、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属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有一个人们容易忽视的问题：劳动的社会性不是源于社会建立公有制之后，而是源于劳动与生俱来就具有的社会属性。劳动本身既具有个性也具有共性。反映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劳动既通过价值核算体现其个别差异，又通过劳动之间的合作体现其社会性和共性。劳动的社会效益、劳动的共性、劳动的质量，都反映在劳动的效用上。劳动效用是指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因为效用本身就是一个体系中的相互配合的概念，在生产关系中反映的是社会共性。所以社会在追求劳动效用创新的过程中，效用优化的范围不会只限于企业、地区、行业等等，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领域，都在提升效用的关注范围内。因此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只适合公有制经济。

　　二战后一些经济落后国家开始建立公有制，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私有资本的利润增长机制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尽快提升生产力的要求。劳动的共性在生产力(大工业)的支持下，需要张扬，需要突破个别生产以体现其经济力量。

　　按照劳动效用在生产力中的作用，对劳动方式本身可以作一区别：

　　一种是影响消费方价值的劳动耗费。例如架桥铺路可以节约消费者的交通时间;生产节能灯泡可以节约消费者的电费等等。所有的科技创新，以及社会协作的劳动，都具有影响消费方劳动耗费的能力。这种劳动的特点是对工具、工艺、生产条件本身进行改造。对此我们称之为开发性劳动。它在消费中会具有次生价值，或者说具有价值增殖的功能。它的利润主要来自于社会效益(剩余使用价值)，适用于全民效率核算，也是公有制的基本劳动。当社会主要的体力劳动由机器人代理时，意味着开发性劳动占据社会生产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公有制在社会制度竞争中占据主体地位。

　　另一种是满足传统需求的劳动。劳动过程是对生产资料作传统加工，具有工艺不变、效用复制、消费过程中劳动价值只具有单纯转移或损耗的特点，我们称之为重复性劳动。资本生产主要依靠重复性劳动产生剩余价值，并实行资本核算。由于生产力水平所限，目前即使是公有制国家也普遍依靠重复性劳动，并采用资本核算制。这种带有严重资本主义烙印的公有制，还需要生产力的创新与推动才能巩固发展。其道理就如同手工磨基础上不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样的。

　　因为生产过程的管理与利益分配都要依据劳动特征而作出，而劳动特征又是生产力的反映，所以劳动方式是衔接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桥梁。不同的劳动方式代表了不同生产力水平，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开发性劳动的创新机制全面中止，意味着生产进步停滞。社会生产自然会转为重复性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也会自然向私有制转化。我国既坚持公有制，又处于以重复性劳动为主、以资本核算为主的汪洋大海，这就构成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

　　开发性劳动坚持整体效率至上，而重复性劳动又坚持局部效率至上，这二者是矛盾的。作为生产形态的微观基础——企业，在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机制要求下，其行为也产生冲突。反映到社会经济中，就表现为两种生产机制和两种产权的斗争;表现为法人效率与资本效率，法人产权与资本产权的斗争;表现为生产效率是能够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础上，还是不能够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础上的斗争;表现为“公”与“私”的斗争。在这种矛盾的驱使下，经济运动的微观主体——企业，表现出既要发展科技又要垄断科技;既要追求资本控制，又要实行法人代理;微观核算上坚持压低工资成本，宏观管理上又要想方设法扩大市场内需;既要自由竞争，又要自己垄断;既要社会公正，又希望自己能拥有特权等等一系列的矛盾追求。

　　其实这种矛盾何止是表现在企业层面，可以说每一个经济层次都是这种矛盾的统一体。国家经济在世界市场中属于局部利益，所以无论它是私有制国家还是公有制国家，面对世界市场，它表现为资本角色，追求以国家为单位的局部利益。而面对国家的管辖区域，它又表现为社会管理角色，要坚持整体效率至上，整体利益至上。否则国家的管理职能和管理资格就要被削弱。在行政管理为主的经济体系中，各省、市、县的经济运作都是如此。对上它表现为资本机制，力求维护地方的局部利益;对下却又要求“全局一盘棋”，维护整体利益了。

　　国家经济，对外界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局部性、个别性。这就需要计较利润收益;对内部则表现为经济利益的整体性、社会性，宏观性，需要计较社会生产的物质效用、全民效率等等。国家经济的这种二重经济属性，看似矛盾，实际恰恰兼顾了生产运动的矛盾对立双方。即兼顾了劳动中劳动量与劳动效用这两种要素的矛盾对立，兼顾了宏观与微观的矛盾对立，兼顾了劳动消耗与物质产出的矛盾对立。

　　在这种矛盾对立的双方，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符合经济运动发展趋势的一方。由于当前的经济运动倾向于生产效率全民化而不是私有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以私有化主导经济矛盾的指导思想，就成为倒退的指导思想。社会剩余价值总量基本不变，加上两级分化，人的生产活力受到压抑，财富自然也就受到压抑。而以社会化、效用化主导经济矛盾的指导思想，则成为进步的指导思想。人的生产活力受到张扬，财富源泉自然也就扩张。

　　四、全民效率指标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的其它作用

　　简要的说，1、拓宽了劳动转换财富的渠道。由于全民效率所涉及的社会面广泛，在财富的生产方面，不仅企业劳动是财富，行政劳动、教育劳动、医疗劳动等等都成为致富因素。在财富实现方面，生产已经不需要走市场交易的独木桥。只要劳动效用能够节约时间，能够提升效用平台，社会可以通过配发货币或者直接调配方式予以价值实现。

　　2、社会效率与局部效率的沟通中介。局部效率服从于局部利益，而局部利益并不会自觉服从全局利益。全民效率是局部效率的综合，服务于全民效率即是服务于局部效率，这就等于抓住了局部利益的“牛鼻子”。伤害别人的利益即等于伤害自己，对社会“假、冒、伪、劣”，即是对自己“假、冒、伪、劣”。上下同心，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经济难关不能攻破?对国企而言，找到了政企相对分开的经营准则，找到了自主经营的方向和权益。以往的国企如果以市场利润为经营目标，又违背了全民所有的意愿，与资本经营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以政府指令为依据，又丧失了经营自主权和自主权益。国企成为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经济怪物。而在全民效率核算体系中，国企的定位是社会效率的平台，在全民效率的竞争中得到利益回报。国企经营服从全民利益，已经不是唯政府指令而动。

　　3、使用价值与价值转换的新中介。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在生产中是通过人与效用的互动关系来表达。这实际也是物质财富与劳动时间的转换关系。在全民效率的经济表达中，劳动效用所具有的社会性，对社会所带来的利益，已经远超个别生产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利润。

　　4、生产与消费的中介。效用提升兼顾了生产与消费的共同要求，所以生产与消费双方再也不是尔虞我诈的敌对利益关系，而是利益一致的对效用提升的两个方面。这是效用增殖机制具有社会性的重要特征。正如人们所常常说的，一切垃圾都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生产本身既是对资源的消费过程，也是对另一种资源(废弃物)的提供过程。

　　5、精神与物质互动的中介。劳动效用是生产效用的核心动力，效用开发愈自主愈独立，劳动效用及其权益也就愈独立愈完善。一方面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构成了生产活力的基础，社会经济秩序必须成为张扬劳动权益的秩序。另一方面社会不断改进和维护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使个人的劳动能力不断突破物质条件的枷锁。(我们知道，在资本条件的约束下，很多人是连读书学习的机会都没有)。当物质财富的丰富达到社会有能力包揽个人生活基本物资耗费的情况下，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劳动的创造自由度才能突破个人利益这一最终的物质利益障碍而达到一个新阶段。但在此阶段到来之前，个人利益与奉献的社会目标构成了效用核算进步不可分离的两个侧面。

　　开发性劳动面对的是未知的自然领域，生产创新的目标一方面决定了劳动的消耗和回报都不能精确确定，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劳动必须要有主动性、创造性和奉献精神。这种自主创新的生产机制，要求劳动责任必须与生产的最终收益责任挂钩，才能达到生产目的。那种只追求按质按量完成局部任务的雇佣关系显然已不能适应劳动功能的这种转化。只有将劳动权力和收益与劳动最终效果挂钩，将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生产利益直接相联，才能维护住第一线的劳动效率。也才能维护住生产过程中责、权、利的有机统一。

　　由于劳动能力的发挥在生产效率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个人权益的生产性随之提升。这在当前的人材争夺中已有体现。劳动权益的扩张向两方面展开，一方面人的精神境界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条件。全民效率把人的因素摆到了生产的第一位，也就等于把人的生活质量、精神境界摆到了生产效率、生产目标的第一位。消费利益与生产利益合为一体，提升消费也就是提升生产。

　　另一方面由于人自身的生产过程还是一个物质上自我维持的过程，一个效率绝对内敛的过程，这是物质匮乏在社会生产中的最后表现和最后一块领地。所以在知识性生产(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劳动利益差异最终落实为局部劳动者个人利益差异而不是资本家个人收益差异。企业动力最终来源于劳动者的私人物质利益追求，而企业协作的最终障碍也来源于局部劳动者对私人利益的维护。效率的障碍与动力集于一体，使得劳动者个人利益成为知识性生产的矛盾中心。当生产效用使劳动时间越来越“贵”，但是生活品的劳动耗费已经不占据日常劳动的主要时间时，当物质财富的丰富达到社会有能力包揽个人生活基本物资耗费的情况下(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义务教育等的出现，反应了这种发展趋势)，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劳动的创造自由度才能突破个人生存条件这一最终的物质利益枷锁而达到一个新阶段。当然，这也是生产效率的又一个新天地。但在此阶段到来之前，个人利益的经济争夺与精神高尚的社会引导构成了开发性劳动进步不可分离的两个侧面。正如本文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这也是劳动共性与个性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的矛盾运动。

　　人是生产的原动力，生产效用最终服务于人的效用提高，而人的效用提高又推动生产效用的提高。在效用增殖方式中，人的利益直接体现为生产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也就联在了一起，愈公正就愈有效率。帮助对方也就等于是帮助自己，奉献精神不再是傻子精神，而成了劳动创造的支撑点(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衡量劳动的创造价值)。高尚的人文环境和高效的社会经济环境，成了经济高效率增长、世界资金、人材、技术持续涌入的前提，而不是结果。进步的生产力必然追求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进步的生产方式必然进一步解放人们自己的活动能力。这是没有法子改变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0页)。而在资本增殖方式中，人的利益属于消费方利益，属于生产成本，必须压缩得越小越好;个人利益必须先与资本利益联在一起，方才能与社会利益联系，这就将人的自主性局限于自私与短视的层面。

　　6、政企分工与协作的依据。政府管理经济的优势是能够跳出资本利益的局限履行社会利益诉求，缺点是没有相应的经济责权利约束。企业管理的优势是有明确的经济责权利约束，但是没有社会职责和利益的担当。全民效率核算既反映全局利益，又反映企业的根本利益，是二者的效率共同点也是二者的利益沟通点。政府与企业都要服从全民效率，并以此找到合作依据和分工依据，它将会在宏观与微观经营“双赢”上得到反映。

　　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从经济制度上瓦解了官僚阶层。社会财富的独享是官僚阶层形成的经济“土壤”。在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同步升降的情况下，社会管理层的财富比例自然会高一些，但是它的利益也只是劳动者总体利益的组成部分。二者比例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那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利益分配方式不存在了，官僚阶层自然也就还原为管理阶层。马克思指出：“英国国教会，对于在三十九个信条中攻击三十八条的人还会原谅，而不会原谅一个夺去他的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人。”(《资本论》第一卷第5页)。如果我们将官员的收入水平与当地社会的低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按比例相联，我们还用担心扶贫工作落不到实处?在收益以比例相联的情况下，剥夺了穷人，也就等于剥夺了自己。改变利益分配方式，是比官员公布财产或者开展政治运动更根本更有效的做法。

　　7、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中介。当社会进步力量将社会基本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收归社会进步意识支配以后，社会生产的基本职责和基本法则成为人们需要加深认识的新事物。人们总是在走了巨大弯路之后不自觉的返回生产力要求。社会平均效率指标也可以社会平均费效比指标表达，它建立的是社会生产总体的规范与法则，直接以社会意识表达生产力诉求，实际是为社会意识自觉掌握生产规律提供了条件。今后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还会像以前那样你死我活，水火不容吗?

　　8、解决就业。按照效用增殖的逻辑，劳动效率越高，人们可以享受的福利也就越高。全民效率在决定财富分配比例尺度。像欧美等生产力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困境，是因为把财富来源建立在企业利润率上。如果机器人的推广会导致更多的劳动者失业，这只能说明机器人的剩余使用价值尚未转化为价值，效率平台尚未完全展开。因为人对自然的应用愈多，自然中未知的东西也就暴露得越多，劳动需要参与的面也就愈广。这只会为生产发展提供无穷劳动空间。知识进步导致物质财富超值增加，财富增长又为更多的人参与生产提供物质条件，为知识的扩张提供生力军。所以对全民效率而言，是参与生产的人越多越好，本能的要求全面就业，充分就业，各尽所能。而资本的就业机制，从局部赢利出发，是以强大的失业大军作社会基础的。

　　在资本生产中，是以企业利润的尺度衡量财富。全民效率核算则是以社会利润(社会受益)尺度衡量财富。公有制经济也争取利润，但是利润的来源是劳动效用差，而资本利润的来源是企业剩余价值差。社会利益的尺度将财富形成面从物质领域扩张到非物质领域，例如教育质量、环境卫生等等;对财富的容纳深度无限。例如对机器人的应用，就丝毫不担心会产生劳动力过剩的问题。科技进步愈快，财富增加的就愈快。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以依靠劳动数量的增长为主，而是以依靠劳动质量的增长为主。在劳动方式上，表现为社会生产不再以重复性劳动推动为主，而是以开发性劳动推动为主。以效用核算、社会效益核算、全民效率核算为标志的公有制自然走向经济前台。

　　效率的核算尺度愈宽，财富的涌流面就愈广。但是效率的核算尺度又是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在重复性劳动尚未被机器人所基本取代的情况下，目前全民效率核算的范围只能是直接的时间节约，而以后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会把间接的时间效率例如教育因素、文化因素、环境因素等等都会列入核算尺度内。所以无论是从生产成长方式中的劳动定位而言，还是从劳动效用自身的生产特征而言，劳动效用都是当代生产中最高权威的业绩考核指标，是全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市场中劳动价值多少，要由劳动效用来决定，这也是人们在现代生产中普遍追求科技创新的原因所在。

　　资本核算制从两个方面压制住开发性劳动。一是从劳动外部的选择条件上给予压缩。资本利益本身就是局部利益的框框。劳动效用要服从资本要求，就先天压制了劳动效用的社会选择。诸多社会协作与财富扩张的源泉都因此丧失。如果公有制国家是以国家资本的方式运作社会资源，那么也仅是把劳动效用扩张到国家级别而已。国家操控资源的能力增强，资本赢利的本质没有改变。二是从劳动的内在动力上给予压制。资本核算中人的收入被视作成本，是压缩的对象，本质上就是在排斥劳动效用的动力源泉。劳动者在政治上是主人，在核算中做成本，是被压缩的对象，这能统一吗?能共富吗?

　　社会只有从普遍改善人的基本生存状况入手，从确保人的基本生活物质条件入手，才能彻底解放劳动的创造力，才能获得最高效率的资源运用效果。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关系得到良性协调的情况下，经济运动再也不是效率第一公平第二的两难选择，而是公平必然产生效率，效率必须维护公平。

　　落后效用提升越快，先进效用的经济价值就越有实现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效用开发的能力和深度也随之提高。这是一个效用与价值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帮助落后地区发展互联网，我们才有进一步提升互联网技术的实力与条件。我们只有帮助落后地区提升科技水平，我们自身的科技水平才有进一步提高的物质基础。通过社会组织的大规模效用提升，可以使自身的投资与劳动得到顺利实现、使相关配套产业得到收益、使效用的消费方受益。这种生产、投资、消费三方收益、社会运筹为主的物质财富增长方式，这种既引导市场价值流向又引导市场开拓的效用增殖生产方式，是公有制迈向高级阶段的经济依托。